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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孝潜 严为虹|​严复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前前后后

辛亥革命网 2021-12-10 08:49 来源:南京论坛NJF 作者:严孝潜 严为虹 查看: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再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严复遗嘱)
  图为严复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像。
 
 
 
文章作者 / 严孝潜  严为虹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南京论坛NJF
 
 
 

  民国元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1月初,因南北和谈基本上由南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等人私下进行,一般代表没有机会参与,严复遂辞去南北议和代表,提前离开上海回到了北京。 

 

  袁世凯在接见南下和谈代表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君主立宪,严复以为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君主立宪,甘心作内阁总理;他也误以为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实质上出卖了袁世凯,故回京后对袁世凯说:“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

 

  2月12日,大势已去的清朝隆裕太后携6岁的溥仪在乾清宫颁发了退位诏书。清宣统皇帝溥仪正式下诏逊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2月13日,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2月18日(正月初一),这天是壬子年春节,严复在壬子年初写有《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诗一首:“灯影回疏檽,风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乌啼蜃窗白。” 

 

  这是壬子年严复写的第一首诗。

 


严复临苏轼帖

 

  219日,袁世凯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就职前备咨询筹划之机关。该筹备处后在422日撤销。

  224日,严复去拜会袁世凯,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

  226日,袁世凯因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以国体既变,统一政府已告成立,即上书请派员接受大学堂事务,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顿时陷入混乱,亟待有人接管。遂直接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

  晚清时期,作为戊戌变法新政之一,18987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当晚严复即给身在天津的朱明丽夫人写了一封信。

  严复在信中讲:“初七晚见过袁总统,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今不知何物矣。得差之后,便有人来荐管理员、教员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样。刻拟十一日告假出京,到津过元宵也。临时政府有在天津组织之说,须数日方有分晓。十一日晚可派车到站接我。余俟面言。” 

  严复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数日,将家眷送往天津族侄家井处暂住,因房子小,人太多,以致119日严复来津时“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后来,朱明丽夫人在法租界长发栈后身的中元街(今为和平区长春道)三十三号租到一处二层的房子,将全家搬到这里来居住。所以严复叫朱明丽夫人到时派车去接他。

  228日,严复告假出京,到天津与家人一块过元宵节。其时,严复外甥女何纫兰也在天津一齐住在长春道。

  36日,回到北京。

严复与外甥女何纫兰合影

  严复虽然始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君主立宪,而一旦中国选择了共和国体后,他认为已被推翻的清政府已如刍狗,不足重陈。所以,立足现实,临危受命,他与友人谈及此项任命时,非常谦虚地说:“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
  38日,严复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开始主持学堂的日常工作。
  311日,严复往京师大学堂接印。在堂的只有管理人员二三十人。当天,严复给时在天津的外甥女何纫兰写了一封信。并用快班寄出。
  严复在信中讲:“到京四五天,未接一函,极深惦念。牙痛全行治愈,胃气经几番洗治之后,刻下如何?袁世凯昨午受职宣誓,甚为热闹。本日舅往京师大学堂接印,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万余金,洋教员薪水照常支发,非一番整顿,恐将不支。故隔日须一前往,又每日午前须课普贤英文文法、算学、几何,晚间办公回家,又须点解《左传》、《说文》、《经义述闻》等书。渠领悟尚易,而舅则太辛苦了,剖吾甥尚否作计来京,共领冷气寂三境?如有意来京,不嫌寂寞,望早缄告定期,舅当设法派普贤往津迎接。但年少恐未必了事,然极少须派丁泰赴津一迎。最要火车内须定包房,以免混杂也。” 
  316日,今天严复咨呈学部(教育部),函告有关接任大学堂关防事宜。
  咨呈函称:二月二十五日接奉临时大总统命令。京师大学堂呈称本堂总监督劳乃宣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愈,请派员接任等语。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转行到堂准此本总监督复,於三月初八日到堂接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管理事务。
  今天严复还用英文回信给德来格博士,对他探询“国乐”的作者一事给以答复,并对北京的局势及袁世凯发表看法,认为袁世凯“这样快地失去民心,的确是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事”。
  严复在回信中讲:“你询问有关国歌的短札已收到,歌词确系出自愚下之手……”并告以京中自遭兵劫后,至今“仍然非常残破凄凉,最令人作呕的景象,就是你几乎每天沿街见到那些身首异处的不幸人们的尸体。袁答应给予那些遭到大兵抢劫的人以补偿。可是他将如何实现其诺言!其目的是安抚那些人,然而我担心他只能使那些人更加愤懑。这样快地失去民心,的确是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事。”
  3月20日,今天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二月初一日家信并绒衫两件,油鸡二只接到。今寄上支条一纸一百二十二元,可向麦加利支回,节省动用。账簿由培南带还送还,以便续登。五叔母知已回芦台矣。闻吕二姑太有信与三儿,说汝慢客。当渠住津寓时,有时饥饿,问汝有无点心食物,汝辄摇头对以无有等语,渠颇善怪人也。何娚小姐在此,亦不甚落躺,戒烟恐不过一句话,体气比前坏得多,极易动气怪人。大约月半后须回津,入井上医院冶疗。我已代向各西医细查,据言于生育无碍也。香严住塘沽,到月半总须叫渠回来,虽舍不得桂宝,可请伊一同来津,但他日作别,总须一哭耳。
  京中气象尚极不佳,店门多闭,百物腾贵,如之奈何!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有学生彭姓兄弟号佛公、侠公,两人在《国风日报》数次造谣,与我反对,教员等极为不平,然只得不与计较。此布。” 
  3月22日,严复在20日把信写好后,还没有把它寄出,遂在今天在该信信尾,又添加数语:“此信写好本托培南带津,今因不知伊何日往津,恐怕汝等钱用,先由快班寄去。” 
  3月23日,袁世凯通知各国公使,中国借外债须以总统签字盖章为凭,以个人资格揭借者概不承认。
  3月26日,这天严复又给朱明丽夫人写信。
  严复在信中讲:“本日接伯玉正月十九日缄,知姨太病尚未大愈。大奶奶已于正月初十边赴申,看其书中口气,似尚未和北方闹到如此田地也。此间政府尚未成立,款项极支绌,大学堂无款,恐不能开学。公事亦极难办,欲辞,则此后当家钱文不知出自何地,奈何奈何!余续叙。” 
  3月27日,严复写信给时在江西的熊纯如。

  熊锡育,字纯如,江西南昌人,系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的从弟。元锷早死,以后严复与熊纯如的通信频繁,直至严复逝世以前十年间(1912—1921),严复给熊纯如所写书信中,于政治、思想、个人生活,无所不谈,最能反映严复辛亥革命以后晚年生活与思想。可惜在出版书刊中所能找到的严复书札,只有这些。就是所发表的与熊纯如书札,也还只是节录,不是全文。至於熊纯如先生本人,1921年以後在任南昌心远中学校长,其侄女熊耀初嫁於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
  严复在信中讲:“旧历献岁已来,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饟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阙,有所改良矣。……
  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总理亦已公举,至政府各总长,尚未定属何人。贤者所云,最可庆幸者,不识何指?北京自元宵前兵乱,津、保各处继之,民情大非昔比。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以不佞私见信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畜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凡斯现象,不敢相迋,复于武昌发难之顷,固已灼见其然,而时贤必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此吾国之所以不救耳。
  承贤棣相问,故敢略陈,虽然,尚乞秘之,于国无补,徒以口语为小己之灾,甚非谓也。” 
  3月29日,严复的同乡及校友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
  刘冠雄,字子英,号资颖,福建闽候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
  3月30日,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半个多月以来,由於经费问题,学堂形同停办,严复为之四方奔走,学部“竞置之不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在今天向京师大学堂全体教职员工,发出征求“改进大学堂学务方针”的通知,提出将大学堂经、文两科合并为国学科。
  严复这天还领到学部名词馆(时尚未撤消)薪水。
  4月出版的《教育杂志》4卷1号,刊登了一则有关京师大学堂的报导:“学部分文不发,堂中异常支拙,该堂严总监于日前以开学事宜商之该部首领,竞置之不理。”
  4月2日,严复今天回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无给,岂能为无米之炊?而外间闻我作总监督,则运动求缺者四面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而堂中各洋教员,又惟恐吾之不干。今日人心,不同如此。但财政问题若无解决,则早晚终当辞职也。海军总长已任刘资颖,学部则蔡元培,他日若留得名词馆不拆,海军参谋犹在,则月六百金,姑且敷衍,与家人节俭过日,胜大学堂总监督数倍也。开正以来,除名词馆十二日等新水已支外,一文无进,而出款则将近千元,所虑钱底用完,无处筹借,则十口浮寄京师,真不得了。今日时事,翻云覆雨,正自难言,我们不要看得太稳也。” 
  4月5日,《申报》报导了京师大学堂经费紧张的消息。
  4月8日,京师大学堂议合经文二科为国学科,并改定各科课程科目,以法科为尤甚,基本上贯彻了严复的主张。
  当天晚上,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京中眼下虽稍平静,但店铺尚未全开,唐少川总理暨新任国务大臣亦未来京,洋债筹借未定,各衙门薪俸,除外务部,邮传部、陆军部外,余人分文未发,致气象总是不佳。南京参议院有带南军来京之说,若果如此,恐尚有一番冲突也。大学堂事甚难办,幸今有法筹款,大约三月半后可以开学。相识至不相识之人,纷纷来我处运动差事,甚于从前,极难对付。现隔日一去,开学后须日日去。且责任在身,要想告假或抽空回津看家数日,亦颇不易,奈何奈何!” 
  4月11日,经严复与华俄道胜银行反复交涉,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华俄道胜银行同意借给七万两,以充京师大学堂开学经费。同时按3月23日袁世凯给各国公使的通知,该借款还得到袁世凯的批准。
  上个月的3月8日,严复正式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发现大学堂不仅经费短缺,而且要在守旧势力把持的氛围中有所变革,殊非易事。首先,学堂存款用尽,经费几近断炊,由於经费问题,学堂形同停办,严复为之四方奔走,学部“竞置之不理”。严复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敬与信任,在4月11日终于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到七万两款项,得以使学堂能在五月份开学。
  同时,严复还对学堂的课程结构与人亊安排,也进行了调整。3月30日向全体教职员发出征求改进大学堂学务方针的通知,4月8日将经、文两科合并为文科,并改定各科课程和科目。严复将全校分为文、法、商、农、工等科,每科各置学长一人,而且强调必须用出洋毕业优等生,至于其它管理人员,为避免滥竽充数,也要求由学校出身且富有工作经验者。通过调整,共裁撤管理人员20余名,节省了大量经费。在人事调整过程中,严复遇到了不少干扰,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消息一公布,相识的或不相织的都来运动差事,但由于严复在选聘教学及管理人员非常严格,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4月12日,严复回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昨缄接到,知悉一切。京中各种谣言尚是甚重,诸亲贵家眷,如庆、洵、涛等,多离京者,唐绍仪诸人北来,不取驻京,拟驻南苑,用民军保护,则时局大概可知。
  大学堂月薪不过三百二两,然事烦责成亦重,敷衍不可,稍一整顿,必至开罪多人。每月开销在二万以上,度支部无款,昨向道胜银行借来七万,俟此银到手,方能开学也。京城春气已深,人甚疲困,诸事只能勉强支持耳。”
  4月16日,严复回信给熊纯如。希望熊纯如能“北来相助”,担任“分科斋、庶两务中”之一席。
  严复在回信中讲:“复所管理大学堂,现已借得洋款,大约下月内可开,旧有学生,恐回者不逾半数,果尔,便须添班。但各省所送高等毕业生为数既少,则分科之内,不得不变通办理,别立选科,以宏造就。
农科新校已将次收工,在城外望海楼试验场,计地千余亩。世兄如喜学农,此科中若可为力,复无不为左右地也。祈早夺见报。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贤弟坐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若可北来相助为理,则分科斋、庶两务中,当以一席位置,贤弟其有意乎?此事端须笃实君子,又稍知教育门径,谙晓管理法为之,贤弟真其选耳。复年垂耳顺,精力已衰,耳亦重听,极知所任之重,然时忧鼎折足也,贤弟其何以教之?” 
  4月17日,《北京新报》刊登了一则有关京师大学堂借款开学的消息,报载:“京师大学堂教员多有西人,皆订有合同,虽不开学亦需按月付薪,总计此项开支,为数甚巨。若能开学,每月亦不过再多用数千金,故决计借款开学。”
  4月19日,严复在给熊纯如回信后第三天,严复因希望他一向敬重的陈三立,能来北京出任文科学长,但不知陈三立现在何处,又特意写快信给熊纯如,请熊纯如给以“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
  严复在信中讲:“京师大学借资洋款,幸已成议,大约新历五月十五日可以开学,稍慰士大夫之望矣。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即职教各员,亦不尽仍旧贯。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滿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概,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者犹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炸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彜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踰此者。已往持此说告人,其不膛然于吾言者,独义宁陈伯子,故监督此科者,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而为之付者,曰教务提调,复意属之桐城姚叔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此真吾国古先圣贤之所有待,而四百兆黄人之所托命也。……去岁复南至沪,曾一晤伯子,今不知何往矣。在沪乎?在赣乎?抑在宁乎?书无由径达伯子,窃意贤弟必于其踪跡稔。今之为此书者,欲执事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此事义无所让,且去开学近无时日,伯子果来,必以一电谂我,且就近要姚叔节尅期偕行,乃为中理。分科监督,月廪二百金,教务提调则百五十金,是区区者,或不足以养二贤,然日日言为国牺牲,临义而较量丰啬者,此又伯子所必不出可决也。今此信由急递奉寄,至日,望贤弟从速施行,必慰渴盼。”
  严复在信末,又附及:“本校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无他,切戒濫竽而已。” 
  4月24日,蔡元培在北京就任教育总长。教育部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各分科大学监督改称学长,并推荐严复任文科学长兼署北京大学校校长。
  5月1日,教育部下发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称校长,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教育总长蔡元培给袁世凯正式呈文称: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职责,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纷岐。北京大学堂今拟改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藉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任其旧。俟大学法令颂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
  5月3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同时发布由大总统盖印,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 蔡元培署名的命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
  当时,在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内部,鉴于大总统袁世凯的专权独断,同时也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等原因,蔡元培等几位来自革命阵营的总长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客观上成为这场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焦奌。所以就在严复积极筹备开学的时候,连他自已都不曾认识到,他客观上已被卷入民国初年的这一场政治矛盾和官场倾轧之中。
  严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否合法,也就是在大总统与国务院总长权限争执中,新任教育总长是否承认大总统所任命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有効的问题。袁世凯当初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无论是从法律上考量,还是从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具体需要出发,都是合情合理的,而此时似乎成了问题。从个人角度看,辛亥革命前,严复曾是革命党人重点攻击的对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被袁世凯选为谈判代表之一。在革命派看来,严复绝不是自已的同路人。
  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从个人角度来讲,虽然比较敬重严复的道德文章,但为了同袁世凯斗争,他所主持的教育部在5月1日下发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校长,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
  这一命令委婉地表明,教育部不承认袁世凯对严复的直接任命。蔡元培为此,专门“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给袁世凯呈文称“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更明确提出,你袁世凯以前对严复的直接任命只能算为“暂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必须由本教育部推荐提出后,总统才能再任命。
  终于在5月3日袁世凯批准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名为校长,並根据蔡元培的呈文,正式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在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署名的 “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命令上盖了印。
  5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也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在晚清时期,作为戊戌变法新政之一,18987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当时早在1896年,严复就协助张元济在北京筹办了通艺学堂。戊戌变法后,通艺学堂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严复被确定为总教习的最佳人选。
  可是时政多变,直到14年后,58岁的严复才真正掌管了中国最高学府。
  5月5日,教育部特准北京大学暂设文科教务长一员。
  由于经文二科合并为文科,严复现在身兼校长和文科学长两职,难以兼顾,故此教育部特准北京大学暂没文科教务长一员。严复聘请了原安徽高等学堂的同事姚永概出任此职。在这段时间中,严复原似聘请熊纯如在分科斋务供职,还去信叫他在开学之前来京,“愈早愈好。”但最后熊纯如并没有到京任职,只有一直跟随严复共事的周良熙被聘掌管学校财务。
  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民初北京大学校门
  北京大学开学,一时为国内外注目。除全校学生818人外,各界来宾、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东西博士,学问专家等都来观礼。校长严复强调北京大学“学校规则,宜趋谨严”。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师生要“研究高深学问”。
  当时北京大学设有文、法、商、农、工等科,除严复兼任文科学长外,其它:以张祥龄为法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叶可梁为农科学长,胡仁源为工科学长。
  6月2日,財政部以库款支绌,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
  这条行政命令立即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中引起混乱,不少人请假离开学校。
  严复作为校长,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迴殊,强令从同,立形窒碍”。于是他撰写了一份《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上呈袁世凯和教育部。
  严复在《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中,条陈了三条反对理由:
  “部司寮寀名隶官规,俸给既优,位置已固,迩日虽簿尽义务,将来之权良多。学校任务则有似雇佣,既无考绩之可言,又乏酬庸之希望。此碍难曲遵者一。
  内外官俸视爵秩高下而分等差,学校月薪则以事务繁减而判丰啬。如平均给予,事减者固安,素常任重者必怀觖望,倘各恪日力,放弃责任,表面之经费虽省,无形之贻误实多。此碍难曲遵者二。
  教员薪水本以钟点为衡。授课者多,每星期二十或十六七奌钟,一旦减薪,非抱璞长辞,即隨意旷课,欲加之罪,则无可置词;欲改聘师资,则高材莫致。自前令颁布之后,教员中告假而去者,已不乏人。若有稍予通融,便与停办无异。此碍难曲遵者三。”
  为了使北京大学不致半途而废,同时也照顾到财政部的面子,以维系政令统一,严复决定在此关键时刻牺牲自已的利益,提出一种变通方法:除校长一人每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应准额全支。并表示仍将节约经费。严复在说帖中写道:“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额全支,以示体恤,而昭公允。总之,本校长深悉时局艰难,决不肯丝毫浮费。即如开办之初,归并学科,裁撤教务各提调、庶务帮提调、帮支应、监学、检察暨司事书记,共二十余名,所省已属不夕。此后如有涉于糜费者,尚当为求撙节,以期涓滴皆归实济。” 
  后来,严复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京大学教职员工的薪水仍然全额发放,克服了財政部减薪通令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
  6月9日,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我近日来心烦意恶,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库空如洗,昨借得数千万,只勾开发兵饷,行政无钱。……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要想挈眷回闽,作极俭省打算,卖笔墨过日,但福建眼下亦极危险,讹诈勒捐,结党暗杀,无所不有,岂安居之地?故亦作为罢论。左思右想,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渺不可得。奈何奈何!”
  6月底,教育部内部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办学经费困难、程度不高、管理不善为由,拟解散北京大学的谣言。 
  7月1日,教育部出面澄清所谓解散北京大学校的谣言,说:“并无是说,并饬力加整顿,以期进步。”
  7月3日,《民立报》报导了7月1日教育部所作的上述辟谣。但教育部在今天,下达了关于北京大学职员不得在校外兼职的命令。
  7月7日,教育部突然下迏了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并将“结束北京大学校办法”通知给学校。
  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借口,同时认为原京师大学堂自开办至清末十余年,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后,社界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滿,遂决定停办北京大学,并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的具体办法: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1912年年底毕业,给予选科文凭,概不授予学位;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文科及预科教务长均应裁撤;除文科学长外,各分科学长应兼教员。
  北京大学得以顺利开学,严复倾注了很多心血,教育部的命令,将使严复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马上裁撤文科教务长,文科的一切教务工作,将全部由文科学长的严复直接负责,而严复还要负责校长的重大事务,这无疑直接加重了严复的工作负担。严复认为北京大学不可以停办,对教育部的决策,十分气愤。
  于是严复又向教育部撰写提交了一份《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陈述不可停办北京大学的理由。
  严复在《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中,首先回顾了接办该校的大概情形:
  “北京大学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未尝一月停辍。去年武汉事起,学生相率散归。代谢之后,国用愈绌,几至不名一钱。此校仅图看守,亦且费无从出,前总监督劳乃宣谢病而去,本校长受任于危难之际,承袁大总统谆切相托,义难固辞,勉强接事。时与学部度支两首领再四磋磨,商请用款,迄无以应,不得已乃陈明总统,由华俄银行暂借银数万两,榰柱目前重行开学。此本校长接办以来之大概情形也。”
  接着,严复陈述了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
  “查北京大学,考其程度、教法,欲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年而语。然在其建置之初,固亦极当时之人材物力,竭蹶经营,以免企其所蕲向之鹄的,又积十余年之因仍迁嬗,糜财耗时,而后有今日之地位,为全国中比较差高之学校。今若将其尽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且北京为革命后地方完全未经破坏之区,前日大学形式仍然存在,学生在校肄习历有岁年,纵不能更照旧章,予以出身奖励,将持何理由而一士门摧残遣散之乎?此则停办大学之未可,一也。
  夫各国之有大学,亦无法定其程度。取甲国之大学与乙国之大学相比观之,不能一致也;取某国内甲地之大学与乙地之大学相比观之,亦不能一致也。此固有种种原因,种种之历史,从未有一预定之程度,必至是而独得为大学,不至是遂不得为大学者也。且程度亦何常之有?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此则停办之说之未可,二也。
  且吾国今日应有学否手?往者初立大学之时,言教育者即多訾议,以为我国教育方针必从普及入手,令中小学未备而先立大学,无基为墉,鲜不覆溃,则不知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普通教育所以养公民之常识,高等大学所以养专门之人才。无公民则宪法难以推行,无专门则庶功无由克举。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且北京者,民国之首都也。天津西沽大学又有历年,其学科阶级,夙在高等学堂之上;江渐各省及湖北武昌,亦方议建立大学。北京既称国都,反出行省之下,本末倒置,贻诮外人。此则停办之说之未可,三也。
  且国家建立大学,在宗旨与中小学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各国大学如希腊、拉丁、印度之文学、哲学。此外,尚有多科,皆以为文明国家所不可少,设立学官、立之讲座、给予优薪、以待有志者來,学者得其师资,即使无人,而各科自为研究探賾索隐,教思无穷,凡所以身重其国教化之价值也。日本有森泰来香,为全国中能诗之第一手,而其大学即延之以为诗学讲师。夫日本之于汉文,早已视同刍狗,于诗学乎何有此?其专为目前效用计哉,亦所以具备大学之科目,而自隆其国家之身价也。其余如吾国小学、经学及阳明心学、佛教、梵文等,无不加以特别之研究。彼国醉心欧化,而且保全中国旧学若此!今日革新方亟,旧学既处于劣败之地,势难取途人而加以强聒,顾于首都大学,拟不妨略备各重要专科,以示保存之意。全国之大,必有好古敏求之士,从而为之者;即使向往无人,亦宜留此一线不绝之传,以符各国大学设科之意。至于科目,亦宜详加甄采,以备仿循,不独为造就目前学生计也,如此,则学生之人数多寡有无,皆不足以沮进行之计划。况既为全国比较差高之学校,当亦有此较相当之学生,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此次开学,蒙总长莅校,有设立研究会之政见,但若依前说办理,则功效当复相同。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起见,停办之议之未可,四也。”
  至于经费问题,严复认为这对国家不过九牛一毛,更不能以此作为解散北京大学的理由:
  “至于养校之经费,则窍以谓今之大学固当问其存宜与否?存矣,则当问其进行之计划为如何,不得以筹费之难易为解决也。”以“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恃以存立耆,奚翅九牛一毛,其所以保持者甚大,所规划者至远如此,夫何惜一年二十余万金之资,而必云停废乎?此则不佞所大惑不解者也。”
  严复也承认该校以前办理不善,但可改良,而目前急应解决的是存废问题,“大部如以鄙见为不然,则方来之事,请待高贤;若以为犹有可从,则改革之谋,请继今以进谨议”。
  严复《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部分(据北京大学校志稿翻拍)

 

  当时的北京大学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学生虽然回校报到,但一直不上课,在校外闲荡,吃喝嫖赌,吸鸦片,带小妾,社会影响很坏。严复对这些学生没有好感,同时也认识到北京大学在课程、师资等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为此,严复又给教育部上呈了一份数千言的《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该说帖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第一,结束以前的办法:(1)对旧有学生。拟缩短原定学期至迟一年内一律提前毕业,作为大学选科毕业生,予以选科毕业文凭,以免新旧参差,教法不能一致。(2)处置已聘教习。所聘外国教习按合同处理,中国教职员工本无合同约束,应通过考核斟酌去留。

 

  第二,今后改良办法:(1)今后招生以考试为准,不重以前的文凭;学生在校期间收取食宿费;毕业时由学校发给文凭、学位。(2)除非万不得已,今后招聘教员以本国人才为主。(3)文、法、理工、农、商诸科具体改良办法。具体而言,文科:本着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原测,应涵盖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舆地、文学等内容,招收中西学均有棍底的学生,聘请宿学名家任教。法科:招收具有普通法学知识、精于中文、兼通英文或德文的学生。以本国法律为主课,用国文教授。以外国法律比较为辅助课,用英文及德文教授。理工科:拟在地质、化学、工木、矿冶四门中各选拔两三名学生,由校出资派往德美两国插班进修。农科:年终大考选拔10余名学生,派送到日本游学。以望海楼学舍计算,另行招考学生200人左右,农林各两班,用英文教授,聘用教员约20名。商科:学制由三年攺为四年,前两年学公共课程;后两年内,学生在经济学、财政学、商学、交通学四大专业中择一深造,每个专业各十余门课。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也群情激昂,纷纷联名提出许多抗议性说帖或请愿书,他们先后提出《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说帖》、法科《反对改办选科说帖》、工科《维持工科办法说帖》、农科《陈请妥筹维持本科办法说帖》等等。

 

  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临时教育会开幕。历时一个月,至8月8日闭幕。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打消了停办北京大学的动议。

 

  7月14日,蔡元培因不滿袁世凯大权独揽而辞职。

 

  7月26日,范源濂接任教育总长。
 


范源濂(1875—1927)
 

  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

 

  我们綜合的认识到从7月3日教育部下达了关于北京大学职员不得在校外兼职的命令。接着,7月7日,教育部又突然下达了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

 

  北京大学得以顺利开学,严复倾注了很多心血,教育部的命令,将使严复的努力付诸东流,严复认为北京大学不可以停办,对教育部的决策,十分气愤。於是严复又向教育部撰写提交了一份《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陈述不可停办北京大学的理由。

 

  当时的北京大学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严复也认为北京大学在课程、师资等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为此,严复又给教育部上呈了一份数千言的《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由于严复的据理力争以及北京大学师生的坚决反对,7月10日教育部打消了停办北京大学的动议。北京大学自5月复学以后,在严复的领导下,逐渐走上正轨,显露生机。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间接地肯定地了严复的几个月来的工作成织。

 

  8月上半月,严复由于在春季向华俄道银行所借为期半年的七万两借款即将到期,而国库空虚学款仍无着落,遂分别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华俄道胜等银行商借学款,但均遭拒绝。其借口是,它们都已参加六囯银行团,在民国大宗借款未成以前,不能自由出贷小额款项。

 

  在这段时间中,教育部提出将北京财政学校高等班并入北京大学,严复以北大自身经费困难为由婉拒。教育部遂将财政学校高等班并入法政专门学校。

 

  8月26日,为了尽快筹措办学经费,以便秋季开学之需,严复又向比利时在华开设的华比银行商借20万两贷款,除偿还道胜银行即将到期的七万两借款外,其余的留作秋季开学经费。

 

  8月间,海军部设编译处,以严复为总纂,令部员翻译外国海军图籍。

 

  9月中旬,严复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官。

 

  9月25日,今天是中秋节,严复回一信给何纫兰

 

  严复在信中讲:“欲赴津视吾儿,而校事待理,兼部中有取易校长之说。华比借款,号中人仿照清华学校前案办理,须将校产保险,始立合同。为此,又须延阁。保险者系天津良济,须明日始有回信也。此事一星期内不知能了结否,真是令人不耐也。”

 

  10月7日,严复辞北京大学校校长职。

 

  严复在9月25日中秋节前,获知“部中有取易校长之说” ,为避免被正式易职通知的局面,,就提前主动提出了辞职。

 

  当得知严复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大部份北大学生欲加挽留,但教育部得知后不容所请,在校内与反对严复的学生形成对立的两派,校内空气异常紧张,几至用武。

 

  当日教育部为此发了一个训令

 


1912年10月7日教育部的训令

 

  训令称;“查该大学校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大学学生一举一动俱当循守礼法,示以楷模。此次改任校长,本因严校长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本部对于该校维持整顿具有苦衷,凡我诸生,当能共谅。严校长学问资望,世所钦佩,诸生亲炙已久,依恋之切,自属恒情。惟闻有聚众纷争,几至用武情事,同学之间颇伤感情。在反对者虽亦持之有故,而言词不无过激。两派行为均属非是。自经此次训诫之后,务各恪守校规,致力学业,更宜互释前嫌,相为亲爱,毋貽局外讥评之口实,养成校中高尚之学风。本部自后望焉。”

 

  教育部在训令中,将更易校长原因,表面上归为“此次改任校长,本因严校长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而且还称赞严复“学问资望,世所钦佩”,但实质上是以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为代表的留日派,对严复的排挤。在训令中,还貌似公正地对两派学生,各打五十大板。

 

  10月9日,袁世凯任命章士剑为北京大学校校长。但章士剑因公在上海,未能立即北上。

 

  10月18日,袁世凯又任命马良(马相伯)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但学生都反对此项任命。

 

  11月2日,北京大学“学生与马代理大冲突,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

 

  11月4日,严复到教育部往见范源濂总长。当天还写信给外甥女何纫兰严复在信中讲:“大学堂学生前两日与马代理大冲突,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今晨十点,吾往见教部范总长,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涉。渠极口抱歉,问我如何对付。我说不在其位,但浮屠三宿桑下,不无恋恋之意。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范大感激,想不日当有命令也。”

 

  严复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为教育顾大局,整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

 

  这便是严复首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前前后后,严子可谓心胸仁广。

 

 

 

 

|本文作者严孝潜为严复侄曾孙,严为虹为严孝潜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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