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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树铮|清末留日学生许嘉澍先生传略(新)

辛亥革命网 2022-07-02 10:08 来源:《传记文学》辛亥百年专刊 作者:许树铮 查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睁眼看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清末留日学生

一个少年,背着强国梦东渡扶桑求学,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这段历史发生时正是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从封建传统向现代社会嬗变之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睁眼看世界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具备开放的眼光和处事方法。中国大陆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从封存的历史尘埃中钩沉并重温这段历史,在今天依然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许嘉澍,无锡人,字湛之,生光绪十二年,卒民国十九年(1886 - 1930)。十六岁即随恩师吴稚晖先生东渡日本,学陆军,十九岁归国,供职两广军界,为广东新军辎重营管带,曾参加庚戌新军起义,担任过无锡辛亥革命光复队司令,巡警总局局长,民国无锡第一任警务长,是早期的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会员,毕生追随孙中山,惜英年早逝。他短暂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留学日本,二在广东新军,三为无锡故里。先生殁后数十年中,其家人每言及他的过去就要说到孙中山,可见其革命党人的身份在家中影响之大。他是一位革命家,虽身出名门,却不似一般的大少爷纨绔子弟,他一生的作为,断不该身后几十年家人对外只能噤口不言并为此磨难重重的。




01
书香门第,旧邦新命

许嘉澍出生于一个九百多年传承有序的书香人家,是北宋名臣、靖康之乱后随高宗南迁定居无锡的显谟阁大学士许德之家族后人,锡山许氏二十九世孙。有清三百年,这一支许氏代代是太学生,国学生,恩贡生,邑增生,邑庠生。乾嘉年间,这一脉连出许卓然、许庭坚、许仲堪、许建封、许镛,祖孙三代藏书家,文献学家。许嘉澍是仲堪先生五世孙。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地大物博、有四万万之众的大清国竟然打不过弹丸岛国日本,颜面扫尽,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使大片国土丧失,赔偿白银两亿多两,造成了中国国运的空前低落,西方列强公开提出分配这个东亚病夫的遗产问题,数年间,中国面临豆剖瓜分极为严峻的局面。日本于我,一衣带水,曾是中国的藩属,何以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仅三十年,就国力大增一变而为强国,从来师法中国的“蛮夷之邦”,竟将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师傅打得落花流水折腰求和?举国上下不得不刮目相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
 
尽管慈禧太后使百日维新变法失败,然在经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次年签订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群狼争食的《辛丑和约》沉重打击后,清廷终于清醒,明白了东西列强远比清帝国强大,为了不致国亡舟沉,中国必须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慈禧被迫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采纳各方意见,“以日为师”,新政迭出,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着令各省积极选派留学生,尤其对日派遣大量的军事留学生以图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也迫使许多有识之士不再墨守几千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套,“开眼看世界”,急欲至日本探究日本速强的原因,“向昔日旧弟子问道求益”,救亡图存。留学日本有“路近、费省、同文同种”等有利条件,中国对日派遣留学生逐年增多,“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留学日本成为晚清青年学子的追求,形成了一种潮流。

         
许嘉澍无锡故居(崇宁路38号)中立者为其子许广枬。

许嘉澍自幼跟随堂叔、举人许士熊(字侣樵)学习,光绪廿四年,由打下很好功底的家塾,进入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吴稚晖仿照日本学制创办的无锡三等公学堂,为该学堂第一批学生,接受新式教育。
                  
    

史料来源:无锡文库《锡金学校重兴纪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六岁的许嘉澍自备斧资,随其恩师吴稚晖在上海乘坐博爱丸海轮东渡日本,此去一心要进军校。他们四月里到达东京,同行的还有长他七岁的邻居秦毓鎏和吴震修、顾乃珍、张肇桐等二十多位无锡学子。



两位清末留学生照片





02
饱经新雨露,留学生风潮

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好在年纪小,许嘉澍到达东京后,很快就能适应,日语学习进展很快。当时,孙中山先生正侨居日本宣传革命,他将留日学生作为宣传、联系的主要对象,对他们寄予巨大的希望。日本有多种报纸,尤其宣传革命思想的《国民报》,时常刊登章太炎等反对改良,鼓吹革命的文章。留日学生大多数是爱国之士,一接触自由民主思想,立刻发生变化,都认识到封建王权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原因,抛弃改良,转向革命,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留日学生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东京开始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

1902年二月,在东京举行的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大会上,革命党人吴禄贞把会馆比作美国费城的独立厅,留学生一时被舆论称为“新中国的主人翁”。在日本,许嘉澍日夕跟随吴稚晖和秦毓鎏,认识了孙中山、黄兴、赵声、陶成章、陈天华、张继等大批革命党人,怀着很大的热情参与当时的留学生爱国运动,加入了少年中国会、拒俄学生会、军国民教育会、兴中会和同盟会。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与日本留学生的积极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1903年,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题名録上的许嘉澍。(见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这批史料早年由江亢虎捐赠美国,今藏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照片说明:此页名录依次为:沈纲,刘崇绳,李致宗,俞大纯,许家树(嘉澍),蒋国经,伍嘉杰,苏子谷,陈衡恪,何鸿翼,陈秉忠,游寿宸,陈蔚,黄瓉,林调元。

许家树,即许嘉澍,字湛之,光绪十二年生,金匮乃无锡旧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到达东京,当时十六岁。过了五月初九的生日才十七岁,这里自填“十八岁”,是虚岁。

俞大纯,其父俞明震,晚清著名文人,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校长,鲁迅之师,其妻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出任驻英、法公使,兼驻俄公使,)之女。 大纯三子俞启威(又名黄敬),共产党人,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市长、一机部部长,其子俞正声今任上海市委书记。

蒋国经,民国时授陆军中将。

苏子谷(1884~1918年)即苏曼殊,作家、诗人、翻译家。孙中山出资千金葬其于杭州西湖孤山。

陈衡恪(1876~1923年) 陈三立长子,著名书画家, 其弟陈寅恪乃现代著名史学大师、教育家。

林调元(1877~1918年)归国后任南京武备学堂监督,后又赴德国陆军大学留学四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司司长,授陆军少将衔。后参与反袁护国,曾任军务院出征动员计划主任。袁死后,林氏北归返任,不久被解除军职,贬任绥远(一作山西)塞北税务总督。林调元忧愤致疾,不治而卒。着有《军制要义》。


凡到日本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有军官摇篮美誉的成城学校,该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属,创办于1900年,也接纳中国学生并培养了许多人才,1903年改名东京振武学校。振武毕业生人才济济,蒋介石先生即毕业于此校。 1902年7月,许嘉澍与钮瑷、孙揆均、顾乃珍、李显谟、刘钟英、吴慕良等江浙赣九名自费生,正式申请入成城学校学习。但校方规定,学生如没有中国公使的保证书“咨送”,则不准入学,而清公使蔡钧拒绝在这九名自费留学生的入学申请上盖章作保,遂引发风潮。

已在日留学的南洋公学教师吴稚晖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之一,他为江浙九学生写了一封长信,反复恳求公使予以担保。还建议先由在学的学生五人联保一人。当时适逢著名学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官派来日本视察学务,吴稚晖前往留学生会馆谒见,托他向公使恳求,希望迅速给予保证。吴汝纶将其意转达公使,这是7月13日的事。过了五日,吴汝纶致信吴稚晖说:“关于报送五人入学堂之事,蔡公使已允可。惟嘱照尊议,取五人联保,与名单并送。谓是使馆旧章。谨奉闻,即乞赐交,以便转达。”

吴获信即走告希望入学的人。于是,章宗祥(帝国大学法科)等二十余人即准备好八封连署的保证书,送到吴汝纶的寓所。此后数日,吴稚晖一再催请吴汝纶从中斡旋,公使却虚与委蛇拒办。7月28日上午,吴稚晖与孙揆均率三位保证人胡尔霖、庄君达、刘勋臣及希望入学的学生钮瑷、李显谟、刘钟英,夏士骧、顾乃珍、陈秉忠、许嘉澍以及留学生吴荣鬯、董瑞熙、张德懋、闵灏、陆辅、陆爽、俞亮、沈纲、朱弦、段彦修、吴宗椿、吴宗杰、沈觐鼎、沈觐恒,共26人,先访吴汝纶,旋奔驻日公使馆。

使馆警察林立,如临大敌,使馆人员对留学生百般抵挡。学生们早已耳闻蔡钧密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此日天气炎热,留学生们饥渴难忍,但众人横下一条心,定要见公使,坚持直至公使答允他们的请愿为止,否则决不离开使馆。然而直到晚间七点多,蔡钧才摆足排场,勉强出来接见。

蔡公使一出面,吴稚晖为玉成同胞好事,忍气吞声急忙趋前,屈膝长跪于蔡钧面前,逐条陈述求见理由,并诘问:“此乃公使举手之劳,为何断然不肯?” 留学生秩序井然,与之论理。蔡钧先是倨傲,后是大怒,严斥他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吴稚晖等毫不示弱,唇枪舌剑,据理巧妙力驳。最后,蔡钧词穷理屈,拂衣而去,并恼羞成怒,枪打出头鸟,请日本警察抓人。须臾手执红白灯笼的日本警察三四十人,蜂拥入室,将吴、孙抓住,带往警察署关了一夜。



      
蔡公使接见留学生图,许嘉澍在其中 (载1902年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


驻日公使和留学生对话图 (图载1902年《文明小史》)

一连数日,留学生群情激愤,天天围噪使馆。8月5日应蔡钧请求,东京警视厅以妨碍治安罪将吴、孙驱除出境,限当日返国。得知消息,整个留学生骚动起来了。秦毓鎏、张肇桐、吴荣鬯、胡克猷、杨我江、夏士骧、许嘉澍、钮瑷、顾乃珍、沈宏毅十人联名写了一封长信,上书公使。这封信洋洋洒洒,掷地有声,质问公使蔡钧的不作为:“为钦使者,当如何竭诚尽忠,以称其职;为学生者,当如何相勉互劝,期各致力,以报其国家。故设钦使视学生,以学生为不足恤,知己之可以为力而不为,或为焉而不力,是钦使负学生;负学生,即负国家也……言论自由,文明公理。国步艰难之日,非阿附谄谀之时……”他们并轮番前往公使馆求见,但蔡钧拒不见客,这愈加激怒了留学生们。

翌日晨,吴稚晖孙揆均被日警强行带领,离开东京去神户等待开往天津的法国邮轮。路经日本皇宫时,吴稚晖忽然挣脱日警之手,高叫:“士可杀,不可辱也!”向着宫外的护城河就跳,“咕咚”一声沉入河中,日警大惊,幸好河水不深,将吴稚晖捞了上来。浑身淋透的吴稚晖大哭道:“我将以死醒我同胞也,奈何不让我死!”他是下决心以死抗争的,身上带着绝命书:“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吴被日警送回警署,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度押送。

消息飞速传开,吴、孙临行,数百名相约来东京的留日学生和秦毓鎏、许嘉澍等为其送行,因戊戌变法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从横滨到码头话别。同时,胡汉民等百余留学生愤而退学归国。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怕吴稚晖仍想不开,途中意外,特地改变行程,陪同二人同船归国。

梁启超在日本主编和出版的《新民丛刊》每日图文并茂,对学潮详细报道。此时,梁立即刊布吴稚晖的“以死殉国”事件,“吴君之被捕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谴责驻日公使是“文明之敌”。 日本十四家报纸纷纷报道此事,除两家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一时影响极大。上海和国内其它报刊也普遍加以报道,成城学校事件在日本与中国国内都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朝野关注。留学生声势大振,行动也更趋激烈,学潮迅速发展。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罗刚编著 台北1988年7月版


满清当局受到冲击,为平息事态,清廷以蔡钧“不洽舆情,激成巨变”为由实施弹劾,以示惩处。并派专使大臣贝勒载振赴日本安抚学生,不久公使蔡钧由杨枢替换。经过内地维新人士及日方有关人士的斡旋和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许嘉澍和钮瑷、顾乃珍等九名留学生终得以进入成城学校就学。而吴稚晖由此一举,大名远扬,成为学界大闻人。吴稚晖一生“四跪”,成城风波乃第一跪。

吴汝纶先生在风波中曾居中调停,亲与学生叙谈,为学生向中日政界辩解说:“缘吾国财力支绌,官生不能多送,私费生不用国家资给,正当奖励招徕。若一有阻滞,实于国维新有碍,所关甚钜。”要求“官、私学生皆一律待遇。”吴汝纶回国后即延聘日本教师,在家乡创办桐城学堂(即今著名的桐城中学),积劳成疾,次年即病逝。

成城事件,显现出清末新旧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清末新思想与新观念产生所必不可免之事,这一事件发生于清末留日热潮形成初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较有影响的留日学生运动。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等日后都成了民国风云人物,学潮对他们和许嘉澍等诸多留日学生此后的思想和行动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

与众多留日同学一样,许嘉澍是在中国蔽塞的环境中长大的,踏上东瀛的土地,置身于近代化颇有成就的日本国土,东海观澜,感到一切都是新奇与进步,值得借镜。长崎为东渡航程中的第一站,入目第一印象即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日本男女学生“着屐、系红裙、三五携手,午前入塾,或沿途唱歌,一唱众和,学校林立”,一派“国民皆学”的景象。在长崎已百感交并,达东京则益怦怦不能自持;当时日本四千万人口中,能阅报章作书札者,有三千万人,能知外国语言文字初学算术者,有千万人。于是众人最大的感触,莫过于日本教育的普及,明治维新后,日本即便是穷乡僻壤,学校比比皆是。而我国号称声名文物之渊薮,黄农姚姒之子孙,实不能及亚洲弹丸之国。日本书店之多,亦为留日学生所赞叹,仅东京一处就有千余家,从早到晚,购书者云集。至于新闻杂志,日出约有一二百种,此为开通民智,国势致强的主要因素。一个文风极盛的国度,自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留学生还不时收到指导性传单,告诫他们在日本应怎样待人接物;日本都是木屋席地,进门先要脱鞋。交通靠左行走,不可大声呼叫,吐痰入盂,入盥洗室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尊重妇女,不问他人年龄,坐车须给老幼妇女让座,保护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他们一到日本,除急于学习日文以备报考学校外,就是跑书店,听演讲。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尤其国民的观念和思想方法,使许嘉澍等留学生耳目一新。“想隋唐之际,吾国文物盛兴,日本学生纷纷求学于我,今几何时,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日本全然与国内不同,留学生无不感慨万分。

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国民已逐渐产生民族的优越感,日俄战争后更甚。他们自认为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朝鲜人,越南人等都在其下,中国人亦受藐视,尤其当他们看到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者。此一现象,使留学生“触目伤心,言之生愧”。负笈东渡的留学生所以忍辱负重,无非是为了吸收新知,学成返国效力,但在潜意识中,这种耻辱感使他们日后也产生排日情绪,致使日方培养中国人士意图楚才晋用的愿望落了空。此虽后话,但这一现象在百年后的今天不也多少仍旧么?值得国人深思。


 
许嘉澍名列甲区三分队(《清末留日学生》黄福庆着 台中央研究院版)

身处疾步迈向近代化的日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贫弱,巨大的反差激发着留学生利用所学的新知向国内输入异国文明的强烈欲望。他们结社组团、创办报刊杂志,翻译介绍新学。政治尤其活跃,可谓轰轰烈烈,1903年,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并对华提出了它开始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消息传来,留日爱国学生愤懑异常,以致“废学忘食”。四月底,由叶澜、秦毓鎏发起,在神田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大会,五百人到会,演说者无不情绪激昂,“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大会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促其勿屈于俄人要求,对俄宣战。并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赴敌,代表国民公愤,担荷主战责任。蓝天蔚、钮永建、方声洞、黄兴、叶澜、苏曼殊、陈去病、张肇桐、李书城、林獬、许嘉澍等一百三十多位留学生签名加入,一个个摩拳擦掌,愿立即回国效命。

 
                                                                                                                                                                                         捐款名单之一 (载1903年《军国民报》)


五月二日,留学生再度开会,议决改义勇军为学生军。众人推举蓝天蔚为队长,蓝根据各人身体的强弱编成甲乙丙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下编四个分队,许嘉澍与林肇民等同在甲区三分队。编队会上,蓝天蔚慷慨讲演,热情赞颂同学们不顾个人安危,抗俄救国的英雄壮举。

他说:“今者同志诸君子,仗大义,发公愤,怵于亡国之祸,欲以至贵至重之躯,捐之沙场,以拒强虏,以争国权,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光彩,亦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剧也。”蓝天蔚激昂的发言,极为有力地鼓舞了全军士气。学生军日事操练,一声令下就能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清廷闻之十分恐惧和恼怒,密谕:“昨据袁世凯密折,内言东京留学生蓝天蔚等各若干人,编集数军,希图革命,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后来,学生军被迫解散,但蓝天蔚等多主张改变面目,精神不散。拒俄运动“于革命推进与有力焉,当时孙中山先生极为赞成。” 史称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当时曾震撼全国,对于振奋民心,激发爱国热忱,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今天,网上犹见在清末留日学生几个著名学潮及捐款名录中,许嘉澍和陈天华、廖仲恺、何香凝、林长民、周树人、章士钊、俞大纯、丁文江、吴玉章、苏曼殊、曹汝霖、侯鸿鉴、许寿裳、钱家治(钱学森父亲)等百余爱国学生的留名赫然在目。冲冠一怒,流芳至今。

这时期,陈天华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撰写、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命军》,以及各省留学生自编的思想激进的《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新湖南》等报刊,以及他们所翻译的各种新知识书籍,都是许嘉澍在日留学期间的读物。那时,留日学生主要是来自江浙、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云贵以及直隶省,还有些八旗贵胄子弟,许嘉澍和好多优秀学生结成了终生友谊。推翻封建君权,建立民主共和,是当时深入留学生人心的宣传口号,留学生知识新颖,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爱国热情高涨,堪称国家的宝贵人才。清政府特别指望利用他们的才能来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但又非常惧怕他们的新思想、新观点影响整个社会,帮助孙中山等反清革命党人。事实上,清末的日本留学生,无论官费还是许嘉澍这样的自费生,学成归国后,声气相通,频频联络,都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3年的留日江苏(当时包括上海)同乡会合影


1902年成城学校有中国留学生45人。与许嘉澍一道或先后入校的同学,后来较著名者有陶成章,蒋方震(百里),张孝淮,蔡锷,陈仪,潘赞化,陈独秀,吴玉章,许崇智,方声洞、方声涛兄弟,苏子谷(曼殊),刘季平,阎锡山等。其中方声洞比他还小一岁。同时来日本的还有黄兴、胡汉民,杨度,章太炎、廖仲恺,何香凝,陈衡恪,及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诗而闻名的汪精卫等。鲁迅先生也是1902年到东京的,原准备要进成城学校,未被批准,进了另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弘文学院。留日学生此时已达五百多人,大多是国内精英。

成城学校在东京都新宿区河田町(原址现在是东京女子医大),学校为中国留学生另设教场和宿舍。进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的时间为16个月,之后分配到陆军连队(团),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的后期教育,修毕士官课程,再入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最后取得士官资格,以“少尉资格录用”。
       

留日学生张万鹏在早稻田大学毕业留念册上的题字


一百年多前的成城学校是怎样教学的?从一些零星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记载;
  
毛泽东的老师吴玉章先生回忆道;“记得有一个数学教员,是高师的研究生,教得很好。他使我感到有经验的老师固然很宝贵,而既有热情又有学识的青年教师也同样可爱,在他的教导下,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我做的解题,差不多和讲义一样。由于学校要求很严,日本中学五年的课程,我们以后用二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而且还学得很实在。成城的某些有益的经验,我一直不曾忘记,我觉得他是符合教学原则的。”

“纪律严明,功课要求很严,学生全部寄宿,只有星期三、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才能外出。教员水平较高,教学认真负责。”( 《陶成章传》谢一彪、陶侃合著)

成城学校“没有学年制度,采用讲座式,第一分科每日授课二小时,以两个月乃至三四个月为一段落,准许兼修其他学科,并有减费的优待,新到的留日学生入学时还可以随时增加组别。”(实藤惠秀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张謇在1903年日记中记载:“闰五月三日 雨。访泰兴留学生于弘文学院,访章静轩,洪俊卿于成城学校。凡学校以成城之食宿为最苦,功课为最劳,留学生之名誉亦成城为最美。能自立者,必先能自苦。” 


成城学校一班一周课程表
 


许嘉澍在东京攻读陆军三年多,先在成城学校留学生部,此校于一九〇三年改名振武学校,直属参谋本部,首任校长是以横越西伯利亚而闻名的福岛安正少将。留日武备生每年约需三百多日元,方足敷用。嘉澍身出殷实之家,乾隆五十年冬,江南大旱,太湖湖底朝天,赤地千里,饥民流离失所,惨不可言,其祖上曾“出谷平粜,又捐资助赈”,事迹报到朝廷,“奉恩诏给予州佐”。而民国八年嘉澍先生的父亲秉烈公去世时,遗嘱尚有良田五百余亩,二万余银留给子孙,可见这个家庭当年负担一个留学生是没有问题的。
     
2011年八月24日,日本亚细亚大学副校长容应萸教授在东京东洋文库新发现的《清国自费学生许嘉澍学资收支决算表》(明治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下图为振武学校许嘉澍等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志愿表,容应萸教授拍摄并提供:











 
            

03
在广东新军和参加庚戌起义

光绪三十年(1904),带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年方十九踌躇满志的许嘉澍学成归国,没有回故乡无锡,而是随革命党人赵声(字伯先)先生赴粤,任广东武备学堂(黄埔军校之前身)学生队长。“将倾大厦计重修,空谷良材不易求”,这一时期的留日士官生人数尚少,清廷的新军编练工作又刚刚开始,百事待兴,人才急缺,所以,留学生归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使用,分发到部队的最低也要给以管带职务,且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升迁。此时,各地督抚和新军负责人为扩大实力,以高官厚禄吸引留学生加盟,许嘉澍旋被任命为广东新军辎重营管带(格同道员,正四品)。

他在日本学的是陆军,又懂外语,虽很年轻,在清末西式的广东新军中已是翘楚人物。当时新军除第一,第二两个标(团)的步兵外,还有炮兵第一、第二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和巡防新军七营。每营三百余人,每标三营约一千人,共约七千余人。第一标炮兵营、工程营、以及许嘉澍指挥的辎重营驻扎在广州郊外燕塘,第二标驻北较场,巡防新军则分驻各地。清廷规定,新军管带月俸银二百四十两。他在光绪三十三年结婚,家属随军来广东,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他的大儿子广耀在广州出生。这段时间的生活是很优裕的。

光绪三十年,清廷练兵处、兵部参照日本陆军的武官官等,拟定新军官职,区为三等,析为九级。上等军官有三;第一级曰正都统,秩视提督,阶从一品。第二级曰副都统,秩视总兵,阶正二品。第三级曰协都统,秩视副将,阶从二品。中等军官有三;第一级曰正参领,秩视参将,阶正三品。第二级曰副参领,秩视游击,阶从三品……他在广东军界长达六年,嘉澍夫人老年时对孙子回忆说,那时,每天晚饭后军官们都坐着马车从燕塘进城回家。西式公寓里,房前屋后终年鲜花盛开,满室香气袭人。他们在广东时新旧人物往来很多,她见过几任两广总督。那几年,是岑春煊、周馥、张人骏、袁树勋先后在位。


         一位新军管带和夫人、岳父合影照


清末新军是“新政”的产物,清廷对广东新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广东新军依新的体制编成,按新的章法操练,使用新式武器,装备一流,风貌一新;军队装备德国新式6.8毫米步枪,配刺刀。炮、马、辎等兵用德国7.9毫米五响马枪,军官配白郎宁曲尺手枪和日式指挥刀。有向德国克虏伯厂定购的过山快炮54尊。

新军训练采用西法,有些内容名目与训练方式已与现代相同。新兵入伍前半年主要为体能训练,如徒手训练:立正稍息、开步走、便步走、跑步走与器械训练:木马、平台、双杠、跳远跳高,举重跑步等。半年后开始军队内务、步兵操典、战斗演习等教育与架上瞄准持械训练。九月后开始实弹射击,包括固定靶、移动靶、环靶、人形靶等。一年后展开在野外甚至夜间进行各级突击、对抗演习。新军十分重视实战训练,教官在野外或夜间演习场所教导步、目、音测判断敌军征候,与前卫侦察静、动哨等。营地极其卫生,要求勤剪手脚甲,半月理发一次,叠被一律要求整齐美观,长官随时戴白手套检查枪机,床板,桌底等,发现污点立即惩罚。军歌有“打倒列强,齐奋斗”等语,显示民族爱国精神。




清末新军中的炮兵

 
      
    
  清末新军照片


新军的生活待遇颇高,每周肉、鱼、豆、瓜、汤等菜单均由军医开出。生活用品鞋、袜、盆、被,衣等,一切由公家发放。军官春秋穿厚薄绒黑呢或黄呢军服,冬季外加黄呢外套大衣,夏穿黄斜军服,黑皮靴鞋。士兵夏穿青斜军服,冬穿黄呢军服。每周还有打球、游戏、魔术等文娱活动,以备士兵调节心态。当时设立两广督练公所,附设粮饷兼军械局、军医局、财政局、测绘处等部门。美国领事曾报告华盛顿,说这支新军是广东在训练上和装备上最精锐的军队。
       
广东新军的中高层军官大都是海归,这些年轻军官是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先进知识分子,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他们多数是同盟会员,或则同情革命。孙中山先生说:“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业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人;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

1909年5月,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孙指定胡汉民担任支部长,负责华南各省党务、军事起义等活动。同盟会以运动广东新军为重点。革命党人倪映典常在新军官兵中演说革命,他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散发了一万多份小册子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积极发展会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的进展,已有百分之八十新军加入同盟会。己酉年冬(1910年1月末),倪映典向南方支部报告,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南方支部决定在庚戌正月十五(1910年2月24日)举事,因为旧历正月上中旬的时候,是清吏封印一年一度休假的日子,可以乘其不备,予以突击。起义的计划是:1.首由炮兵开炮发难,各标营闻炮一齐响应;预先暗集在河南方面的民军即向城外集合听命;巡防新军在穗城内外者,闻炮即行响应;其他驻外地的巡防新军,闻讯后,相机在原地行动。举赵声为临时总指挥,倪映典副之。2. 起义以新军为主力,由城外进攻广州,巡防营在城内响应配合,实行内外夹攻;同时发动惠州等方面的会党民军声援广州。由谘议局选举临时民政长官,暂拟以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议员陈炯明分别任正副之职。3.广东全省底定后,即兵分两路出师北伐,一路由江西取南京,一路出湖南攻武汉,并拟以赵声为总司令,倪映典为副总司令。胡汉民、黄兴等恐力量不足;又派姚雨平等联络省城附近巡防营;朱执信等联络广州周围县的民军。

南方支部一面电请孙中山筹募经费两万元,一面电邀黄兴、赵声、谭人凤来港,共举大事。在美国的孙中山接获南方支部的请求以后,先后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汇来了八千元。香港的革命党人李海云,也把自己所经营银号的现款两万多元一齐挪来,作为起义费用交给南方支部。起义规划部署后,赵声便从香港赶往广州,住在兴隆客栈里主持起义的全部军事行动。但因孙中山继续汇的钱还未到港,胡汉民便提出延期起义,等待汇款。可惜还不曾到起义的日子,新军兵士便在农历除夕(2月9日)闹了事。
 
除夕日中午,新军一士兵因刻图章名片争论价格,与店主发生口角,警察上前干涉,竟至动武互殴,巡警人多,硬把他逮捕,将他押往第一巡警局。中途,遇到八个新军兵士,欲抢人回来,巡警大吹警笛,来了更多巡警,于是新军打败,八人被扣,加以锁链。后经调解,始得放回。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新军素来娇贵,闻言大愤,于次日(年初一)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闻讯,立命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哲培弹压。张当即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袁树勋在年初一晚上,下令关闭城门,并派满旗兵在城门各要地扼守,一时内外交通完全断绝。为防止事变,又下令新军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倪映典得知事态严重,当晚匆匆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赵声、黄兴、胡汉民与之讨论很久,决定把起义改在正月初六。
 
但倪离穗后,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于初二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倪在初二乘轮船赶回广州,初三上午进入第一标炮营,想劝阻同志,再等三天发动,此时见群情愤激,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难以抑制,倪恐起义消息泄露,遂当机立断,立即起义。
 
十点钟左右,炮营管带齐汝汉召集全营官兵训话,叫他们不要上革命党的当。倪映典一见大怒,拨出手枪将齐汝汉击毙,宣布起义,全营官兵积极响应。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三千余人,倪与众弟兄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义军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兵分三路向广州城进发。

倪映典一手高举青天白日旗,一手挥着指挥刀,亲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主力抵达牛王庙横枝冈(今先烈路一带),遭到水师提督李准的吴宗禹部清军二千多人拦阻。倪映典手持红旗,指挥新军进入阵地,然清兵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吴宗禹派出管带童常标和李景濂到阵地前,伪装调停,传呼请见,诱使倪映典上前会面。倪映典认为李景濂是同盟会员,童乃安徽同乡,遂未加怀疑,晓以大义,以争取防营一同行动。童常标等佯装赞同,推此事须请示统领,谈判结束后倪离开时,李景濂部突然开枪攻击,倪映典中弹落马被抓获,当场被斩首。倪一死,起义新军顿时群龙无首,一战而败,阵亡了一百多人,退回燕塘。这时已是黄昏时候了。清军进驻在沙河的协司令部,不敢对一标继续攻击。夜九点钟左右,一标放火烧营,向沙河突袭,但火力敌不过吴宗禹部,退到瘦狗岭。他们从开始每人就平均只有七颗子弹,这时候已经完全用光,“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延至次晚,起义军的反抗全为清军所镇压。

赵声等人本已赶到广州城内指挥机关,但清军关闭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眼睁睁看着情况严重,不知城外倪映典方面新军动向如何,失去联系,焦急万分。广州的几处革命党人机关,在初二、初三两日曾经放火响应,都被救火队把火灭了。城郊的民军本要参加,临时筹措不及。二标与三标在初三这一天,被大批清军监视,动弹不得。 初四早晨,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随之,清军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赵声在党人同志的掩护下,化装出城脱险。烈士遗骸则被草草葬于牛王庙。新军起义终至惨败。美国领事报告,此役两方死伤共三百人以上。

据嘉澍夫人回忆,原先同盟会给许嘉澍的任务是在起义中刺杀广东制台。生死难卜,故之前悄悄安排妻儿水舟陆车回无锡家乡去,一路雄赳赳保护家人的是老佣姜堰人高妈。
 
广东新军起义,朝廷震惊不已。清廷倾尽人力财力经数年才练成的两镇新军,“一旦决裂败坏”,两广总督袁树勋“自请议处”。正月廿二日,“上谕”命张人骏去广东“彻底查究”。清室重臣张人骏一番调查之后,上奏宣统,除了追究两广总督的责任,认为胡兆琼、于如周、杨长卿、林金镜、陈宏萼、许嘉澍这六位清将,“先事既失于防范,临时又未能弹压”,要“从严议处”。

庚戌四月廿二日清廷据此颁布《上谕》:袁树勋革职治罪。“一标一营管带胡兆琼、一标二营管带于如周、一标三营管带杨长卿、炮队二营管带林金镜、工程营管带陈宏萼、辎重营管带许嘉澍,均着交部,分别议处”。今天,在中山大学古籍专家仇江教授所着《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中,我们甚至能看到许嘉澍在清廷陆军部审问时写下的《辎重营管带许嘉澍报告》全文,他并未供认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只是直叙了起义那天的经过。百年前对许嘉澍等究竟如何处置,现在已无从得知。他于何时回到无锡?据其随蒋去台的三子许广蓥(字复民)民国五十七年写给国防部的《许复民自传》里说,“民前二年,祖母仙逝,离职返籍,守制……”,《锡山许氏宗谱》载,许嘉澍的母亲严氏“卒宣统二年庚戌五月十五日”。他是母逝后,随即离开新军回到家乡无锡守制,这一点,当无疑义。


  
  宣统二年庚戌四月廿二日上谕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35,第623页)


这次新军起义,史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是为孙中山策划的第九次武装革命起义。行动虽是失败了,但证明了大力运动新军使之作为革命的一支重要的富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是大有可为的。策反新军,对清政府来说,等于挖去其赖以支持的台柱子,加快了清廷的跨台,增强和鼓舞了革命党人的胜利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次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奠定了基础。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对此详细介绍后,评曰:
 
庚戌起义后,各省新军闻风兴起,而党中同志尤争死赴义,翌年遂有四月二十七日广州之役(辛亥黄花岗起义),十月武昌起义,民国于以成立,呜呼,烈矣!








04
辛亥革命在故乡

终宣统一朝,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中国动荡不已。许嘉澍在宣统二年(1910年)因母丧守制回到无锡,即被无锡商会钱业商团聘为教练,暗中继续在家乡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的号召,与同盟会会员们密切联系。故乡有他的恩师吴稚晖,有许多志同道合一齐留洋的同学朋友秦毓鎏、顾乃珍、孙保圻、张肇桐等。“每于聚谈之际,纵论国事,无不慷慨激昂,痛时局之艰危,愤民族之陵夷,闻羊城之败,无不顿足三叹。” 秦毓鎏时任无锡市议事会副议长,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一直在联络同志,密谋光复。秦、许两家是前后紧邻,往来尤其频繁,许宅位于小河上(今崇宁路),与后面小娄巷秦家仅一步之遥。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一声霹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农历九月十五日,苏州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当晚,在锡的革命党人秦毓鎏、钱鼎奎、吴千里、孙保圻,吴廷枚、许嘉澍、钱基博等数十人,在小娄巷秦毓鎏家的福寿堂内秘密开会,漏夜计议起事,成立光复队,订规约八条,“推蔡容为领袖,主理一切,并公请许嘉澍为光复队司令。”因这二位都是日本军校毕业生。   

            
   
  光复队全体人员姓氏表 《光复队纪事》民国元年钱基厚着 藏无锡图书馆古籍部


九月十六日,革命党人在城内数处首竖义旗,不到几个小时,全市白旗招展。同时,秦毓鎏率众义士在公花园多寿楼前誓师。命光复队攻取锡金两署,并宣布“三项纪律”、“六斩五赏”军令。誓毕,华承德、许嘉澍率领光复队44名队员向无锡县署进发,一个个精神抖擞,视死如归,人民群众相随助阵。蔡容挥展白旗,率先冲入无锡县署,队员向县堂放枪三排,以示威严。为恐暗伏由外袭击,嘉澍乃令队员扼驻署首,以资防御。并分守狱门,以镇狱犯。华承德率队员入内堂,命知县孙友萼交出县印。锡署既复,归至公园,嘉澍恐北里空虚,匪类乘机,乃拨十五人,派人带领,驰回北区,以资保护。秦毓鎏先生随即又下令攻取金匮县署。金匮知县何绍闻已换装逃遁。待蔡许率队到达,金署卫队全部投降,未发一弹而收缴县印,封存钱粮税款。返回途中,光复队又接收厘捐局,封存局中一切饷款。自午至暮,仅数小时,全城即告光复,光复队凯旋而归。这时蔡容北回保护商市,嘉澍驰往监狱,好言安抚气势汹汹要想趁机脱逃的犯人,切勿暴动。秦毓鎏在原金匮县署成立锡金军政分府,派人将饷款押解到这里。于是全城大定,兵不血刃,无锡光复,这座三千年的古城开始了新的纪元。

      
    辛亥九月十六日光复队进取无锡、金匮两县分往各处人员表  《光复队纪事》民国元年 钱基厚着
   


 
纪念无锡光复一周年:无锡钱业商团光复队合影 原件藏无锡市档案局

 
   






05
第一任无锡警务长

入民国,先生即任无锡巡警总局总巡官,民国二年3月,巡警总局改为无锡警察事务所,总巡官改称警务长,许嘉澍乃民国政府无锡第一任警务长(家人说是孙中山亲署的委任状)。警察是城市近代化的产物,中国的警察制度始建于清末,民国成立,百废待兴,警务工作很繁重。许嘉澍参照日本的先进警务,改革旧警制度。民国政府将全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区,于是在各区设立办事处,作为警察事务所的派出机构。五区后来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区,每区设警官一人,统管该区警察。区办事处之下,还设立巡警派出所。

但民国初年大多的警察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培养专业化的警察人才乃是当务之急。为此,1912年5月,在民政署中设警务课长,还开设巡警讲习所,培养巡士、巡警。1913年又开设了巡警教练所,学员从社会上招收,不仅免收学膳费,且免费提供制服、课本。投考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粗通文字,性情平和,二是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三是体质强壮,言语清楚;四是视力好,当时没有视力表,所以规定必须“目能辨三十步以外径寸楷书者”;五是身家清白,确无不良嗜好。除了开办巡警教练所外,1913年2月无锡还成立了警务研究会。

从前地方警务的一切组织重行更改,区员职务,由“许警务长呈请知事署分别委任。”整顿警务,制定新的警章,各乡各区警务非按照定章,完全统一不可。这样一来,无锡的警务在专业化正规化方面便有了很大的改进。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缉拿盗匪,调解纠纷,还实行站岗和巡逻制度,在城内外一些重要地点和路段设立岗警,站岗执勤,在城市管理中作用很大。民初,太湖里还有土匪出没,对城乡居民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许嘉澍为维持地方安宁亦恪尽职守,据民国二年(1913年)5月24日《锡报》载文,题为《警务长游弋回城》:“本邑警务长许湛之君于日前会同飞划营队官吴正荣,率领巡船前往太湖,搜捕盗匪,计在湖中往来逡巡三日,而各盗匪讵早已闻风逃逸。故游弋一周后,已于昨日回城。然经此一番,亦足以寒盗匪也。” 那时,每至年关将近,盗贼活跃,此时为维持地方治安,就组织军警冬防,执行夜岗、巡逻、缉拿盗匪。许嘉澍担任民国第一任警务长是很开了一些警务现代化的先风的。

据无锡江南大学彭厚文教授的考证,民国三年拾月,无锡警察事务所改称无锡县警察所,所长由县知事兼任。而在此之前,无锡警察事务所的警务长已为钱毅植,这是无锡第二任警务长。亦即嘉澍先生担任警务长的时间实际上还没到1914年10月。据此推算,先生担任无锡巡警总局局长到警务长的时间约为两年左右,彭先生研究道;“这是由于民国初年政局不稳所导致的。当时,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各省都督或省长,各县知事,都是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一般来说,县知事一换,下面的行政官员都必须跟着换。”
        
许嘉澍的留日同学均在清末民初军政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在历史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大多成为政要人物,他直到去世也一直在地方政府里工作,对此,《申报》记载甚多。他还是省长公署参议,1924年12月18日《申报》载;彭锡范、许嘉澍被“省委”为清乡局帮办,1925年2月5日和9日《申报》均报道江苏省长韩国钧特委派许嘉澍(湛之)调查无锡火灾兵灾情况。



民国十六年,嘉澍、金澍兄弟与国学大师许国凤、许樾、许棫、许卓然、许同莘、许同蔺、许铭勋等无锡许氏名人共同纂修的四十卷本《锡山许氏宗谱》付梓颁行。家谱向属私密典籍,但留学归来的人思想已比较开放,当时捐献一部给无锡图书馆,这部入藏的家谱逃过了外面世界的重重灾难,八十年来完好无损保存在图书馆古籍部,今日已弥足珍贵。这里面有对他的简略介绍:

嘉澍:秉烈长子,字湛之,留学日本,清花翎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广东陆军混成协辎重营管带官,民国荐任职留苏任用署无锡警务长,江苏全省清乡公署军法官。生光绪十二年丙戌五月初九日。
娶武进邵氏太学生秋斋公女,生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初四日。子五: 广耀、广焘、广蓥、广枬、广钊。女二:琴娴、镜娴。  


               
笔者祖母邵毓瑾先生(许嘉澍夫人)


他参加过北伐战争,还曾是创办中国垦业银行拔头筹之人。素日里好学不倦,每爱朗读外语。可惜这位民国元老英年早逝。据说他很懂易经、麻衣相术之类国学。民国十九年(1930年)正月十四这一天,他自己算过不宜出门,偏偏有位“几十年不见的广东大客人”来访,他还是高兴地出门会客,宴罢又一道去浑堂洗澡。大概是原先已暗伏高血压的毛病,经澡堂热气一蒸,到家进了大门即呈跌跌冲冲状,佣人招呼,他尚能支吾答应,但进房倒在床上就昏迷过去,医生赶来,已告不治,诊断是脑溢血。自己算得很准,真是怪事。据传,之前刚收到挚友吴佩孚将军的一封鸡毛信,邀他北上做事,正准备动身前往。吴稚晖先生痛失高足,亲到许府祭奠,并为葬仪“点主”。从警务长职位退下时,地方上曾送来一块金匾,挂在宝善堂大厅侧墻,此匾大陆易帜后亦不知去向。

夫人邵毓瑾先生,常州太学生邵秋斋先生独生女,熟读四书五经,一生手不释卷。是印光法师弟子,无锡佛学会主要成员,于六六年夏文革的暴风骤雨中弃世,遗命坚持着海青入殓。弥留时,正当“抄家”、“破四旧”,老人暗嘱前来探视的弟媳(北大陈瀚笙教授之妹),说米间屋(从前家里专门放米的小房间)地板下还藏有一柄北伐时用过的军刀,要她起出来,赶紧扔掉,据说后来是丢在环城河里了。家中原本保存的许嘉澍各个时期的留影,前清朝服官帽,新军与北伐时的衣物,以及大量字画、历代祖宗画像等,或毁于文革,或不知所终。

先生有五子二女,这个家庭在其殁后八十多年来的遭遇,堪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父亲一死,家道中落,抗战时四个儿子投笔从戎,三位加入国军,幼子参加苏北姜堰新四军。其后,老二(南京陆军军医学院毕业)与老五(上海海军学校毕业)相继病逝,老大(上海大同大学高中毕业)、老三(由外祖带往宁波,后随军去台)则不知所踪。到四九年,无锡家里只剩了四子广枬。许广枬1949年苏南公学毕业,入苏南粮食局,1953年苏南、苏北行署合倂建省,即来江苏省粮食厅,三年后,举家搬迁到南京。大陆易帜后,这样的家庭自是革命对象,许广枬虽是“解放”前夕参加工作,在周围尽是老干部的省级机关里,他这家庭出身就是革命对象,数十年坎坷自不待言。文革中全家“下放”,半百之人,务农垦荒,十六年乡居,回城无计。熬到邓公主政,大地春回,身上包袱一轻,还享受离休待遇,却因“三反”运动受冤,一生压抑落下的胃里毛病渐变成癌以至不起,临终犹心头耿耿。

在汗牛充栋的清末研究书籍中,述及成城事件和庚戌新军起义,必提及许嘉澍之名,诸如:《国父孙中山实录》,《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实录》,《革命逸史》,《无锡光复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选编》等书。就中以实藤惠秀和仇江教授的研究,述之最详。


           
 嘉澍先生从日本带回的有大和民族图案的银镀铜磁盘

在钱基厚所着《光复队纪事》中,有“光复队全体人员姓氏表”,头一个就是“司令 许嘉澍 字湛之 年二十六岁 钱业商团教练”。该书记载;无锡光复一周年纪念会时,许嘉澍赠联:“协力同心扫除专制,去年今日建立共和。”,“光复队上午齐赴惠山忠烈祠致祭死义诸先烈,并合影留念。当晚,特设席馥怡楼,辛亥志士“相叙一堂,融融洽洽,酒进一寻,乃交相称祝曰‘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举杯畅饮,尽欢而散。”

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本是“取径东洋,转道入内”。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起初就是从日文译过来的,清末留日学生最早知道“社会主义”这些新名词。先生去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中国星火燎原,先师吴稚晖客死台岛,国共划海而治,一分六十余年,多少悲欢离合!辛亥百年,束刍夜台,先生地下有知,定然感慨系之!



辛卯正月初二凌晨终稿于东郊别墅
时大雪纷飞 满窗皆白。

修订于2022年6月底


后记

 
笔者四阅寒暑,海内外搜集钩沉,稿成《清末留日学生许嘉澍先生传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山杉先生及台湾大学林光美博士推荐,同年九月正式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辛亥百年专刊上。排版之际,八月廿四日,日中关系史专家、亚细亚大学副校长容应萸教授(容闳先生侄孙女)受美国谭汝谦教授之托去日本东洋文库寻找,发现并即刻传来一份新史料;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四月三十日成城学校校长冈本则录签署盖章的《清国自费学生许嘉澍学资收支结算表》及记录着许嘉澍“归国”二字的振武学校毕业生志愿表。关东大地震中,振武学校史料损失极大,不意仍有此沧海遗珠。故人已杳,雪泥鸿爪,见则不胜沧桑岁月感。


特别鸣谢
 
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  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部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赵灿鹏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前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高山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谭汝谦教授,中日关系史专家,Macalester College,USA

林启彦教授,中日关系史专家,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容应萸教授,容闳先生后人,中日关系史专家,东京亚细亚大学副校长

朱  刚先生,无锡图书馆古籍专家

魏小虎先生,上海博物馆古籍专家

彭厚文教授,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近代史学家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及延伸阅读

1.《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实藤惠秀着   谭汝谦、林启彦合译

2. 《许广枬自传·为省级机关划分阶级而作》 许广枬着 1963年

2.《许复民自传》(1968年写给台湾国防部的自传)许广蓥(复民)着

4. 《锡山许氏宗谱》    民国十六年 孝源堂、敦彝堂铅印本

5. 《犊山类稿》     清·周镐着  嘉庆二十二年启秀堂刊本

6. 《清末留日学生》    黄福庆着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年

7. 《粤东军变记》    李介孺着 中海出版社 1983年影印版

8.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房兆楹辑(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62)

9.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第一编,第13册。台北 正中书局 1969

10.《中华民国国父实录》  罗刚编著 台北 1988年7月版

11.《建立民国 ·国民革命战史第一部》 民国七十年蒋纬国总编着

12.《广东新军叛变始末》(砭群丛报·第六册)刘悲庵辑,1910年

13.《游日本学校笔记》    项文瑞着 (敬业学堂,1903)

14.《东游纪念》李宗棠着   第七,劝导留学生日记,1903

15.《东游丛录》吴汝纶着   东京·三省堂   1902 

16.《桐城吴先生日记》   吴闿生编,莲池书社印,1929

17.《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民调》 日本兴亚院政务部编 1940

18.《拒俄运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近代史研究所 杨天石、王学庄编

19.《清实录·高宗卷》   卷1244,P.728 中华书局版     

20.《大清宣统政纪实录》   卷35,P.623, 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21.《江浙藏书家史略》   吴晗着 

22.《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选编》 仇江着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

23.《无锡光复志》   钱基博着 民国元年 无锡图书馆古籍部收藏

24.《光复队纪事》  钱基厚着 民国元年 无锡图书馆古籍部收藏

25.《革命逸史》   冯自由着 中华书局 1981年

26.《近代无锡商团的兴衰及社会功能》  汤可可着

27.《风尘逸士 吴稚晖别传》  罗平汉着

28.《清末旧军及换装前的新军》 作者:佚名

29.《论民国初年无锡的警政建设》    彭厚文着 江南论坛,2005年06期

30.《天变 ·辛亥革命纪实》       刘秉荣着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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