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吴红(振耀)(辛亥先贤吴忠信侄孙女、吴忠荩孙女,安徽省侨联海外委员,泰国安徽同乡总会会长)
采访者、整理者:蓝薇薇(南京论坛NJF)
采访时间:2024年6月26日-7月26日,7月27日(15:00-16:00)视频、7月30-8月1日微信语音对话、8月14日15:00-17:00语音对话、8月16-19日电话及微信沟通。
采访方式:微信沟通、微信视频
吴忠信(1884年3月15日-1959年12月16日),字礼卿,一字守坚,别号恕庵。安徽合肥人。1905年毕业于江南将备(一说“弁”)学堂,奉派前往镇江办理征兵,旋受命为陆军第九镇第三十五标第三营管带。1906年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镇江光复,吴忠信任为军务部部长,后改委为江浙沪联军总司令部总执行法官兼兵站总监。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奠都南京,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孙中山辞职后,吴忠信转至上海《民立报》供职,二次革命讨袁时复任首都警察总监,失败后亡命日本,入中华革命党。
1915年,与陈其美、蒋中正同往上海法国租界参预讨袁戎机。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吴忠信奉召前往担任作战科参谋,襄助作战科主任蒋中正。尔后,吴忠信陆续担任粤军第二军总指挥、桂林卫戍司令等职。
1922年,吴忠信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之一,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商三方合作事宜。1926年7月,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同年11月克复南昌后,邀请吴忠信出任总司令部顾问,其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淞沪警察厅厅长、建设委员会委员、河北编遣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29年前往欧美考察十个月。1931年2月奉派为导淮委员会委员,同月监察院成立,又任监察委员。
1932年3月,受任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次年 5月辞职获准,转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总参议。1935年 4月,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次年4月,因胃肠病复发加以两广事变,呈请辞职,奉调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自此主掌边政8年,期间曾亲赴西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前往兰州致祭成吉思汗陵,并视察宁夏、青海及新疆等边疆各地。
1944年9月,调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对内以绥抚为主,对外应对苏联及三区(伊犁、塔城、阿山)暴乱,用军事手段,粉碎了“疆独”阴谋,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
1946年3月辞任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 4月,任为总统府资政,复于该年年底委为总统府秘书长。后举家迁往台湾,被推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常务理事。1953年7月起,担任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2月16日,吴忠信病逝台湾。
(一)与父亲一同返乡
吴店以前属合肥北乡,今天的吴店属于长丰县,是安徽省合肥市辖县,地处安徽省中部。
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长丰更是英雄辈出。倪映典、吴旸谷、吴忠信、范鸿仙、龚镇洲等一代革命先驱均为安徽省合肥北乡长丰县岗集镇人。
父亲曾告诉我,倪映典烈士与我们家属世交。倪家住在吴店附近的小村压,其父倪老先生与我的大爷爷(吴忠黼)是好朋友。他的后代倪健飞是前南京东南大学毕业的,历任芜湖二女中校长等职,同毛坦厂中学创始人的吴天植大伯伯一样,在安徽教育界服务多年,颇有名气。不幸早年病故……
在我们吴家,最出名的是我的叔祖父吴忠信(字 礼卿)。他被后世誉为辛亥元勋、中山爱将,先后任职国民政府安徽、贵州、新疆三省省主席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势力分裂新疆的阴谋。
我也视吴忠信为亲祖父一般,主要因为吴忠信培养我的父亲长大成人,由我父亲的情感所带来的。
吴忠信的哥哥、我的祖父吴忠荩(字 海清),1876年生于合肥北乡。他是曾祖父继隆公的三子,吴忠信的三兄。祖父吴忠荩和吴忠信先后毕业于江南将备学堂,而后投身辛亥革命。祖父后来随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入闵,担任军事委员。因长年奔波,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祖父早逝,他的独子即我的父亲才4岁,吴忠信从此将我的父亲视若亲生。
我父名叫吴文叔,字和熙。1914年12月出生于合肥北乡吴店黑树棵,1999年12月病故于长沙,享年84岁。
父亲吴文叔曾发表在《团结报》的文章
父亲去世那年,我已50多岁。回忆与父亲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最深切的体会是父亲对家乡的无比热受和对培育他长大的叔叔吴忠信无限的崇敬和感激。我对吴家历史的感情是受了父亲的感染,真正有所传承,则是在父亲去世以后。
父亲在他的晚年,陷入了深深的思乡之情。
1988年初冬,父亲让我陪他回老家吴店,专程去寻找我祖父母的遗骨,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80年代末的吴店仍很贫穷落后。印象深刻的事是:晚餐时,我的堂兄庆文用家乡的面条、咸菜和每人四个大鸭蛋招待远方归来的亲人。
在吴和俊伯伯和王武生表叔的陪同下,我和堂兄庆文等一起,牵扶着70多岁的老人们,穿着雨靴,步履艰难地在一片片水田中摸索。根据老人们的回忆,我们竟在一块水田下找到了当年吴忠信为我祖父在福建购置的棺椁。棺椁上下左右六面,只剩下了一块底板。
我们竟还有幸在水田中捡回了祖父吴忠荩的几根遗骨。
离开吴店时,父亲留下些钱,请家乡的侄儿庆文将亲人遗骨埋葬。不久,家乡的亲人用一个小小的土堆,几根钢筋加水泥的墓碑,重新安葬了先人。
70多岁的父亲这才放下了长久不安的心。
从那以后,我们回老家才有了为先人扫墓的地方。
晚年的父亲还有一个愿望:他多么希望能去台湾亲自为他的叔叔和婶母,还有他最亲爱的申叔弟弟扫墓。
可惜的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成了父亲一生的遗憾。
从我记事时起,就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叔叔吴忠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工作以外的时间,慈祥的父亲常常沉浸在思念中。
在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父亲怕家庭成份影响我们,很少提老家的人和事。但父亲却常常对我们讲述吴忠信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历,他也告诉我们当年在吴忠信身边生活和工作时,先贤对他的培养和关爱,严格的要求和谆谆的教诲。可以说父亲无时无刻都感恩于心中,并教育和鼓励我们。
父亲最常提到的是吴忠信为维护国家主权,在近花甲之年仍不畏艰辛,奔走于边疆,代表国民政府赴西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事宜,收复西藏主权;临危不惧赴新疆与疆独势力顽强斗争,成为“东士耳其斯坦共和国”之克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吴忠信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参与制定《成吉思汗陵寝迁移办法》,并代表国民政府将成吉思汗陵寝迁移至大后方,确保了陵寝不受侵扰。
在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新疆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等任职内,吴忠信为国家命运,为家乡建设,辛勤操劳,鞠躬尽瘁,而他的生活则非常的节俭。这更是父亲常常对我们的教诲。
退休后的父亲,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常撰文投稿或写信,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在他老人家身边生活的我,从小耳濡目染,受教无限。
1999年是父亲身患重病的一年,他从春节的大年初六患上感冒,至十二月初,父亲在他84 岁生日的前夜,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在万家团圆的中秋节,癌症晚期的父亲从湖南湘雅医学院回到了家里,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他老人家生命中最后一个节日。
而后的日子,父亲病情一天天加重。从深秋到初冬,父亲的床头放着氧气瓶,我从肿瘤医院买来药,每天请医生到家里为他注射,父亲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病危的父亲仍天天听新闻,他关心澳门的回归,牵挂台湾花莲地震中的亲友……冬天来临,父亲躺在床上与海内外亲友通电话,抱病用宏亮的合肥乡音关心着他思念的亲人。
许多个夜晚,父亲带病仍竭尽全力地向我们讲述家史,嘱咐我们和前来看望他的家乡亲人:“以后长辈们都不在了,你们仍然要互相关心,常常联系,千万不要一家人互相都不认识啊……”
夜幕中的病榻前,父亲用他最后的力气,亲自指点从天津来陪伴他的侄儿,我的振祖、振雅大哥们,他列画出了“吴氏宗谱简图”,才使后人们能在家谱片字都未保留的今天,还能借这张简图对自己的祖先有所了解。
病危的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他叮嘱我们:“不要忘记吴家200年来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学习、继承、弘扬先辈的革命精神。”
二、我们吴家
吴店村过去比较贫困,虽五谷杂粮都可种,但因水源不足,解放前都是靠天收成。吴店原先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道小街,两边是不高的茅草屋。北边通海宝集,南头通鲍大郢(ying),又分道至旧城庙和双墩集弯弯曲曲的土路,宽不过三、五尺,只能走行人及独轮车,阴雨天,街心烂泥都有四、五寸深。
在这条老街南边以东,就是吴忠信父母兄长们曾经居住的“东小圩”。据王武生表叔回忆,吴家祖上是书香之家,没有什么田地,是以开烟酒杂货店为生。祖辈在西面向街开了一个杂货店,“吴店”的名称由此而来。
如今,故乡的旧居早已沒有了痕迹,曾经宽大的吴家祠堂也荡然无存,老家的长辈们也都相继辞逝。但是,吴店的小路,那里的天空、芳香的泥土和小池塘却静静记录着历史的故事,见证着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革命先贤,他们曾赤脚从这里走出,见证着他们匆忙的脚步,疲惫的身影。
“常怀礼义平邦国 永继忠和振家庭”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名号。
我的曾祖父是“继”字辈,祖父是“忠”字辈,父亲是“和”字辈,到我这一辈已是振字辈。吴忠信家族,至“忠”字一辈,嫡系五门,堂系10 多门;至“和”字辈,已有上百口之众,敬业有为,今天后辈已足迹天涯。
曾祖父继隆公,生于道光八年,终于光绪十一年。曾祖父为人谦和,是一蔼然长者,一乡之望,兄弟四人,他为长兄。
曾祖母张太夫人,生于道光八年,终于光绪十六年,出自本乡望族,熟读古今贤文,治家教子,著有贤声。
曾祖父母育有五男一女。五男:忠黼、忠黻、忠荩、忠昭、忠信。一女:忠芸。
1884年3月15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十八日),吴忠信出生在合肥北乡长丰吴店。我的祖父吴忠荩出生于1876年,比吴忠信大八岁,是吴忠信的三兄。
安徽老家习惯称爷爷为“爹爹”。大爹爹和二爹爹是一母所生,我的祖父吴忠荩和四爹爹吴忠昭、五爹爹吴忠信和姑奶奶是同母所生。
我的曾祖母姓张。曾任蒙藏委员会财务总监的张国书表叔是曾祖母弟弟的孙子。国书表叔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当年曾陪同吴忠信赴西藏主持达赖喇嘛座床事宜,一路颠波劳累,身体本来很弱的表叔从西藏回来不久就病故了。
吴忠信两岁丧父,六岁丧母。曾祖父逝世时,我的祖父亦不足10岁。安徽历有“父母不在,兄嫂为父为母”的传统,弟妹们怙恃交失,惟兄嫂是依。
1893年,吴忠信不足10岁,先从师寿州(今寿县)孙先生,后投附近岗集龚宗瑜为师。
龚宗瑜为人谦和,施教有方,对学生多阐其义,颇受学生尊敬。他不仅教学有方,而且教子成材。其子龚镇州与妻徐文均为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
吴忠信初受三字经、百家姓,及熟读《论语》,至“言忠信,行笃敬”句,若有所悟,老师龚宗瑜为他取名“忠信”。
龚宗瑜不仅是吴忠信的老师,亦是我的祖父吴忠荩的老师和岳父。近年,我从吴忠信先贤日记中了解到,龚宗瑜的女儿(即龚镇州的妹妹)是我祖父吴忠荩的原配夫人。不幸的是,1898年,龚奶奶病故于合肥。
1932年11月21日,《吴忠信日记》中记载着我奶奶病故之事:“记文叔姪母亲董夫人逝世: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叔姪来电:伊母于本日(21日)未时在合肥逝世,闻耗哀悼殊深。文叔侄母姓董,系余三兄填房嫂,余前三嫂姓龚,系合肥城内龚仰文之女,大约在余十四岁时,龚嫂在龚府去世,当时余三先兄出外未归,余与大先兄进城将灵柩搬回乡下,浮厝戴小郢,迄今尚未安葬。余特嘱文叔姪将来必须与伊父合葬一处,文叔深以余言为然。龚嫂系读书有理女子,临终时已怀孕数月,情形十分悲惨。”
自古忠孝难两全,革命者大多照顾不了家庭。多年后读《吴忠信日记》,想到龚奶奶的逝世,我心中仍是万分的难过!我曾想为找找龚奶奶的遗骨,为她好好安葬,但实在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她的遗骨。
2020年9月17日,是疫情后我第一次回到故乡,回乡期间,除了与安徽省侨联、安徽省外侨办老朋友相聚,也专程拜会了合肥市侨联、合肥市政协、市台办的领导,参观了卫立煌故居和巢湖中庙,两次在家乡长丰就吴忠信纪念馆等事项进行座谈。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在合肥,我与龚家宗亲见面了。我们一起追忆先贤,悼唁忠魂。
二、吴忠信的一生
(一)追随徐绍桢光复南京
徐绍桢文武兼备,能文善诗,学识宏通,且为人谦虚,为官清廉。他是吴忠信最尊敬的师长,也是诚挚的革命同志。
1905年(光绪卅一年),22岁的吴忠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奉派镇江办理征兵,旋即被任命为陆军第九镇(师)三十五标(团)第三营管带(营长),这属于破格拔擢了。
次年,吴忠信经杨卓霖会长介绍,加入同盟会,期间,他常与上海陈其美秘密联系。此时,祖父吴忠荩亦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兄弟俩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中国民主革命。
1906年,杨卓霖被害,吴忠信刚调回南京,忽闻恶耗,悲愤交加,决心以死报友之仇。从此,他积极宣传,广泛结纳同志,被端方党羽探悉,视为危险人物,亟欲治罪,幸亏恩师徐绍桢以“身家性命作保”,才免遭其害。端方强令吴忠信不再担任队长,改任该标司令部正执法官,供职镇江。
自从加入同盟会以来,在军旅磨砺多年的吴忠信在沉默、悲愤和苦苦等待中,终于迎来了1911年。那年10月10日,新军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革命军通电全国,风起云涌,揭开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大幕。全国14个省成立了军政府。11月8日,清军管带林述庆在镇江宣布光复,自为都督,吴忠信为军务部长。吴忠信策动恩师徐绍桢“反正”。
吴忠信亲述新军第九镇光复南京对于辛亥革命之影响。文中“固老”即徐绍桢先生。
孙中山在自传中说:“汉阳一失,吾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一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怀念徐绍桢先生》一文中说:“其时汉口汉阳,相继为清军攻陷。武汉三镇,革命形势,岌岌可危。江浙联军如不能及时光复南京,则辛亥革命能否顺利成功,殊难预料。所以当时评论南京光复之历史意义为‘挽武汉垂危之局,开南北统一之基’。此一关键,关系革命成败。”
图左上为军民在紫金山酣战之状;图右下为军民在紫金山放炮后视察炮力。(《革命大写真》。)
11月9日,徐绍桢率新军攻打雨花台,遭到防军极力反抗。当日,徐绍桢、吴忠信奔走苏州、上海请援,正在上海张园开会的苏、浙、淞、沪、镇军民一致公推徐绍桢为江浙沪联军总司令,范鸿仙为顾问,吴忠信为总司令部执法官兼兵站总监,会攻南京。
11月22日,总攻开始。按照徐绍桢、吴忠信预先制定的作战方案,兵分两路,由麒麟门进攻太平门。官兵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一举击毙清军统领王有宏。吴忠信颈挂望远镜,手执军刀,参加另一路指挥,向着紫金山两峰天宝城要塞进攻。中途不顺,组成敢死队夺取要塞,居高临下,炮轰清军据点,歼灭张勋部700多人。
1911年12月2日,南京正式光复。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和黄兴均不在国内。此时,国内革命节节胜利,海外华侨欢呼雀跃。
12月21日,孙中山经香港返沪,各省先后致电欢迎。
徐绍桢电报谓:“闻公莅沪,无任欢忻。东南略定,民国新成。我公艰难缔造,三十年如一日。”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徐绍桢任南京卫戌总督,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
民国伊始,百废待兴。警察总监兼理市政,首都体制之规划、市政之建设、社会之维护、治安之管理,皆始于其时,行于其身。吴忠信日理万机,很少休息,工作繁忙,时常通宵达旦。
不久,“南北议和”成功,2月12日,清帝退位。
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自代。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
至此,成立不到100天的南京临时政府就为北京临时政府所取代。
南京留下留守府,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统辖南北各军,任徐绍桢为参谋长,吴忠信为南京巡警总监。
徐绍桢坚决辞退,吴忠信亦准备辞呈,黄兴闻悉,亲笔复书慰留:“礼卿尊兄鉴:来文及大示,均悉。南京光复以后,足下即主持警局,保安地方数月之间,心力备至。现在卫戍总督取消,兴承会留守,接管此间一切事务,正赖贤者相助为理,务请足下仍屈就原职,勿过事谦退为荷!明日午前,请至本署一谈,甚盼!此颂公安。黄兴顿首。初六日。”
2018年“辛亥革命手札展”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从左而右为:吴红女儿石蓓蓓(左一)、吴红(右二)、徐绍桢曾外孙陈俊安伉俪和周昆田之孙周磊(右一)合影于总统府前
以上可见,民国元年之初,吴忠信在首都警察总监任上,虽时间不长,但建章立制,筚路蓝缕,作了许多开拓和铺垫的工作。
5月31日,吴忠信获准辞去南京警察总监,改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不多久后辞去职务,至沪担任《民立报》总经理、代理社长,襄助于右任办报。该报主笔有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马君武等。时年吴忠信不足30岁,于右任已近50岁,老少配合,文采激昂,成绩斐然。
《民立报》为民讲话,“二次革命”后被迫停刊,前后发行了1036号,恺实为当时與论之旗帜。
于右任曾为此欣慰提诗:“开国之功不可忘……金陵未下资谋略,民主难支赖主张;治国由来道益见,临戎更是识弥强;人生七十今犹壮,百岁还其祝万方。”
(二)参与肇和兵舰起义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为了重建革命队伍,在日本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吴忠信与陈其美、戴季陶、熊秉坤、邵元冲……等112人,成为首批中华革命党员。
一年多后,居正、廖仲桤、胡汉民、蒋介石等30 余位知名人士亦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数百人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孙中山被选中华革命党总理,同时颁布中华革命党党章。
为了培训革命干部,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在东京共同创办政法学校,先后入学者达400余人。
吴忠信被最先推荐入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守坚”为别号自励,取坚守革命立场、矢志不渝之意。
1914年9月20日凌晨,合肥同乡范鸿仙在上海戈登路被袁世凯刺客暗杀殒命,年仅32岁。孙中山闻此恶耗震惊哀痛。范鸿仙夫人慷慨明大义,请停灵柩暂厝沪,待革命成功而后葬。
192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范鸿仙烈士附葬中山陵区。并表彰范鸿仙烈士,追认为陆军上将。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我和姑姑吴驯叔在武汉有幸与范鸿仙烈士的孙女范烈孙相遇。宴会中范女士得知我和姑姑是吴忠信的家人,激动地走过来与我们相拥握手,深情地说:“我们可是一家人!”
晚上烈孙大姐约见我和姑姑。在酒店她住的房间,我们一起追忆革命先贤,畅谈往事,合影留念,久久不愿分手。
2019年,惊闻范烈孙大姐已逝世,我难过了好多天。
回忆几年前,在南京烈孙大姐的家里,她亲手安排丰盛的家宴。晚间,一家人促膝长谈,并签名赠书于我。临行时,又送给我许多南京的土特产,烈孙大姐对我的殷切嘱咐和鼓励,令我记忆犹新。
深夜,我找到大姐当年的赠书与照片,回忆往事,无限思念!
1915年初,受孙中山先生委派,吴忠信回沪参与策划组织中华革命军安徽机关部。总机关部设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5号,主持上海军事工作。
当时的中心工作主要是联络同志,组织军事暴动等。陈英士为淞沪司令长官,吴忠信为参谋长。
邵元冲、蒋中正、杨庶堪、周淡游等人,分任军事、财政、总务、联络等工作。大家戮力同心,团结一致,策动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反袁斗争事件。
1915年12月5日,以反对帝制的“肇和兵舰起义”为发端的上海起义爆发。司令长官陈其美,参谋长吴忠信,海军总司令黄鸣球,蒋介石参与其事。因机关总部被破坏,联络中断,起义失败,他们一起逃过了搜捕,在上海坚持斗争。
肇和战役后,蔡锷和李烈钧等奔赴昆明,联络督军唐继尧通电反袁,宣布云南独立,正式成立护国军。反袁号召深入人心,贵州、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
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对声中,袁世凯不得已取消帝制,恢复了“民国”年号。
孙中山委任陈英士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调集讨袁力量。此时的袁世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用金钱雇用刺客,在法租界机关总部,阴谋暗杀陈英士。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1906年赴日本,入警监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上海,积极宣传革命。
“二次革命”期间,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亡命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总务部长。
5月18日,陈英士抱病去机关总部时,遇刺身亡。吴忠信推门入室,在追捕凶手时,撞落门牙,口吐鲜血,险些罹难。
陈英士牺牲时年仅40岁。目睹战友遇害,吴忠信悲痛至极。革命党人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陈其美暨癸双以后殉义诸烈士追举大会”。
一年后,陈英士烈士遗体归葬故里浙江湖州碧浪湖畔。
孙中山先生祭文:
“呜呼英士!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唯殇于国,始于天通。……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勿暝目。曾不逾月,袁贼自殂。君尚无知,无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此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呜呼哀哉!尚飨。”
黄兴挽联:
“脱帻揽贤殷,早知狙伺来狂客;横刀向天笑,如此艰难负使君!
吴忠信挽联:
“一身豪气,十年枪林弹雨,自传英雄奇迹;百般努力,一死重于泰山,永记袁贼祸心!"
7月7日,孙中山致居正云:“吴忠信神户丸来助兄。肇和之役集全党精英,或精勤擘划,或从容布置,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实为中华革命精神之表现。”
次年11月24日,许崇智、吴忠信、邵元冲等上书孙中山,请以肇和起义之日,作为诸牺牲烈士之祭日。
曾亲自参加肇和战役的邵元冲先生撰有《肇和战役实纪》,客观地记述了那场斗争的悲壮惨烈,真实反映了当年革命党人在反袁斗争中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肇和之役,集全党之精英,或精勤擘划,或从容布置,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实中华革命党全精神之表现也。此轰轰烈烈之战役,终于与史乘同垂不朽!”
(三)护法中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死去。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北洋军阀之皖系段祺瑞控制了中央大权,约法破坏,国会解散。7月7日,孙中山派吴忠信去山东潍县,帮助居正整顿军队。孙中山致电西南六省,呼吁成立临时护法政府。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宣布护法之役正式开始。12月,吴忠信奉孙中山之召赴广州,担任粤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
吴忠信搭乘日轮从上海赴粤,同行者有参议员高季堂表兄等,大家一起在舰上过了圣诞节,岁末抵达了广州。
大轮靠岸,吴忠信急忙赶到河南士敏土厂晋谒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高兴地说:“你来得很好,很及时。你守信!招之即来,说寅勿卯,人如其名可谓忠信。”
1918年元月3日,孙中山令军舰炮击广东督军署,海军却有令不行。孙中山率吴忠信及少数卫队,登上同安、豫章两船指挥战斗,一时间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督军府变成一片火海。护法军迅速攻克潮、汕,成为最早护法解放区。
1918年元月26日,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开赴汕头,吴忠信同行。5月9日,前线举行进攻福建计划会议,会议决定开战,并将司令部由汕头移至三河坝。
粤军进攻福建,与吴佩孚张怀芝的优势兵力作战,步履维艰。总司令陈炯明任中路,吴忠信代左翼司令,许崇智到火线指挥作战。
此时,我的祖父吴忠荩亦在福建。
由于桂系军阀陆荣廷立意破坏护法并改组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为此,孙先生发表辞职宣言:
“……乃者非常会议决议改组军府,以应各省之要求……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可告无罪于国人。谨略述颠末,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大元帅之职。幸为公鉴。孙文。”
5月21日下午,孙中山与胡汉民、戴传贤同行,乘大阪商轮离粤。同时发表辞职通电,使国人皆知滇桂军阀并非真正拥护孙中山,他们只是借“护法”之名,行扩大自己地盘之实。
5月24日,孙中山至汕头,26 日抵达三河坝。吴忠信、蒋中正相迎,并视察陈炯明攻闽军事战线及国防机务。30日,随军攻克永定县城。
6月1日,孙中山自汕头启程,取道台湾前往日本。不久,李厚基打着“闽浙援粤军”的旗号,向粤军大举反攻。
20日,北京政府任曹侃为川粤湘桂四省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以压倒性之优势兵力,开始了全面反扑。
敌强我弱,形势险峻之时,6月25 日,孙中山审时度势返回上海。
6月27日,孙中山向前线发出急电:
“……李厚基在闽兵力日日增加……现已在三面包围之中,地位极为危险,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败之兵,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诸兄其速图之!”
根据孙中山先生“冒险进攻”的指示,吴忠信立即奔赴前线,代许崇智司令赴火线指挥军队,并向广大官兵传达孙中山先生“进则生,退则死”的军令,接连歼灭来敌援军数部,进而收复大埔、永定等地,为粤军杀开了一条血路。
在此期间,吴忠信不负重任,英勇奋战,令人赞许。每打一仗,吴忠信都回首长叹:“人山血海,勇者为胜!”
值得一提的是,在围攻上杭城的战斗中,敌军凭险固守,由于兵力分援陈炯明中路,上杭防务一度空虚,虽然围城一周多,仍久攻不下,幸亏吴忠信赶到,演绎出“智取上杭”的佳话来。
原来,敌方守城司令周永桂(江苏徐州人)曾任清军三十五标执事员,是吴忠信曾经同标同室的故交,周永桂早闻吴忠信在粤军前线,故从城头掷书问候。
当时,吴忠信在峰市督战,许崇智借吴忠信之名复函,周永桂一看就知“纯属伪书,我与礼卿同锅掏饭吃了多年,他的手迹烧成灰我也能辨认!”周永桂复书指责,许崇智急电吴忠信解围。
吴忠信得知情况,快马加鞭来到上杭城下。当时,两军对垒,枪声不断,吴忠信徒手入城,即被守军挡住。吴忠信不畏危险,晓以大义。反令守军:“请周司令来迎接!”守军欲开枪,先贤一枪对空射去,硝烟未散,周永桂赶到……并说:“谁敢对我兄开枪,我决不轻饶!”
故友阵前相逢,众人敬而却步,两军枪声停止。经过10多个小时共餐叙旧,吴忠信以英雄之胆和赤诚之心,将周永桂说服,决定化干戈为玉帛,周永桂率全军投诚,参加革命军。
因而,上杭一战,兵不血刃,失而复得。革命军乘胜追击,连克龙岩、下洋。8月31日,一举攻克敌军老巢,并把司令部迁驻闽南重镇漳州。战事稍息,吴忠信上书孙中山汇报闽南战况,向他问候和报捷,不日,孙中山致函吴忠信:
“兄鉴:九月一日来书具悉。此次兄助汝为成此伟绩,粤军之幸,亦本党之光荣也。峰市、上杭两役,全赖兄勇猛诚信得大增势力,尤所喜慰。民党势力凋零,所仅属望者,惟此福建与四川两方面,沦伯西行,颇可释虑。至汝为一面,则无时不系怀,今得此捷音,殊胜他好音百倍矣。漳州今闻已下,汝为当日向泉州出发。福州方面人心摇动,士气沮丧,前数日复有北军叛变抢掠之事,民望粤军有如时雨,若能早下延平,以纪律节制之师,当彼乌合自扰之众,真如扬沸沃雪,惟勉之慎之,无使敌人得乘我一间,此固兄之熟知者,故赘言之耳。介石、元冲均已赴汕,转往前敌,当有机缘会见也。蒋、朱、左、罗、陆诸君希并代问安言。此复。即祝战捷。孙文。九月二十日。”
以上孙中山先生的复函,吴忠信曾在日记中记载:“民国七年,总理孙先生在广州感于政学系军人之阻疑,愤而辞海陆军大元帅职,而北政乃于此时派兵分路威脇广东。因此,驻潮梅我军内外形势危急,孙先生于五月二十日亲赴三河坝,晤总司令陈炯明,促其冒险攻闽,遂于六月一日自汕头登程,取道台北经日本赴上海。当时邓仲元(铿)先生任总司令部参谋长,我与蒋介石先生同任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蒋在总部主管作战,我以参谋名义赴前方代许司令,汝为指挥军队,幸将士协力同心,乃有峰市、上杭之大捷,孙先生接我军情报告,复书慰勉。”
九月,为肃清闽境之敌,总司令陈炯明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蒋中正为第二支队司令官(师);吴忠信为第七支队司令官(师)、左翼总指挥兼汀洲绥靖主任,其主要任务是警戒江西,图取福州、延平等域。
当地民团民兵闻粤军到来,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起而参战,促成了革命队伍的壮大,其首领陈国华、吴复等人最为热诚。他们常为粤军带路、放岗、送情报,配合作战。天长日久,他们成了粤军的“友军”,吴忠信的“朋友”。时常联欢,席地共餐,相互敬酒。
一次,民团首领陈国华一边敬酒一边:“我第一次见到吴司令时远远看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腿札绑带,活像个山民;近看他身背公文包,架着眼镜,讲话文绉绉的,又像个儒雅书生,后来跟着吴司令打了几次仗,才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是骁勇善战的将军。另有一次,陈国华要求补充弹药,吴忠信查司令部确无所有,便令卫兵将自已随身自用枪枝子弹相送。吴复等人对吴忠信所赠送橡胶雨衣及香烟等物,也非常感动。
正在护法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全国形势突然发生重大变化。10月,徐世昌就任伪总统职,美国总统威尔逊致电予以承认。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声明中国今时的南北之战“实乃军阀与民主之战”,企盼阁下同样拯救中国之民主,恢复并予以尊重最初选举产生的国会。威尔逊来电赞同,在北京的五国公使亦要求“南方与北方妥协言和”。
孙中山致函许崇智与蒋中正,同意停战,但要固守地盘。同时,孙中山致函吴忠信,对他善用民兵,指挥有方,屡建奇功,表示欣慰,并勉励他要继续努力练兵,报效党国。
孙中山函:
“礼卿我兄鉴:自兄入闽以后,音问久疏。惟每于军报中闻奋发进攻,屡挫敌锋,为粤军左翼劲旅,甚为欣慰。今日时局虽和议之声日炽,而群邪犹然当道,是非尤未大明,达到护法目的,犹非旦夕间事。吾党护法救国之责任,尤未能尽,甚望兄及粤军诸同志,于此期间,勉力训练部伍,厚殖基础,以为异日进取之需。
粤军为吾党之主力,兄又为吾党之健者,幸勉荷艰难,坚忍不懈,时事澄清,正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军旅贤劳,殊深怀想,并颂毅越。孙文。十二月十二日。”
以上孙先生函,吴忠信亦有记事:
“民国七年八月卅一日,我军攻下漳州,九月六日攻下汀州后,新的作战计划:许军长汝为进攻沿海泉州、莆田,然后进攻福州;蒋司令进攻永泰,挺进福州;余任左翼总指挥,警戒江西敌人之突击,并一面进攻永安、沙县,挺进延平。忽于十二月上旬奉命停战,与敌谈和,因此未及攻下福州、延平。此时左翼除第一期作战占领上杭、武平、连城、长汀外,此次作战又占领清流、宁化、归化、永安、宁洋、大田、顺昌、将乐、泰宁、建宁总共十四县。同时闽南民军首领陈国华、吴复、苏安邦等率部来归。总理知余左翼作战胜利,至以为慰,驰书嘉勉。
由于努力的拼杀,闽南26县形成和建立了“闽南护法区”,实行地方自治。虽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在民国年间却是创立最早、最有生气的全国仅有的自治模范区。那里军队自筹经费,组织税收,自供军饷;禁止军队私闯民宅,不许打骂群众,不许抢东西、强奸妇女:取缔烟馆赌场,提倡买卖公平:对上层人士采取宣传教育,团结友爱的政策;对基层乡、保、甲长,则采取遴选、增补和淘汰的办法。当地有民谣:“周围乒乒乓乓,闽南安安康康,人民安居乐业,感谢粤军师长。”
由于吴忠信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又兼地方工作交有一大批乡绅,所到之处,人民尊为救世活佛,甚至绘像供奉,以示景仰与感戴。
吴忠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民国七、八年间,吾奉国父之命,在福建作战,所部革命队伍人数极少,时萑苻遍地,处处前棘。为了扩大队伍,我们待人以诚,示人以信,于是绿林豪士闻名归附,皆成劲旅,战能攻取,用能安定地方,两全其美,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当年,邓铿和朱执信都是吴忠信的好朋友,所以吴忠信说:“我和朱执信先生最大的成就是运用民军和创建闽南护法区,可以说这是我们志同道合的杰作!”
新编的《福建省军事志》中提到:“陈炯明建立了闽南护法区。查考历史,显然不准确。‘闽南护法区’真正的创建者应为吴忠信和朱执信。”
国大代表李子宽后来曾回忆说:“民国八年,礼卿先生任粤军第二军总指挥,我在军部任秘书,于漳州初次认识。先生蔼然可亲,处理军事,十分认真,电文令稿,字句斟酌,不稍苟且。永安、清化、汀州、泉州诸役,指挥若定,以安海一役,反败为胜,敌军全部瓦解,粤军乃得由闽反粤,先生之功,最不可没。”
就在吴忠信屡建奇功,成为粤军左翼劲旅之时,闽西传来了不幸的噩耗,吴忠信的三兄吴忠荩病故于福建省建宁县。
1917年10月,(我的祖父)吴忠荩以军事委员名义随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进攻福建。在担任军事委员期间,主要从事军事联络。祖父吴忠荩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因取得战争胜利有功,1918年被调至新克复的闽西,被任命为建宁县知事。
在福建的一年多,祖父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绥靖地方,保卫治安,减少纳粮,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因此,颇有政声,深受人民的信赖。
1919年9月,祖父不幸积劳成疾,身染伤寒,辗转二十余日,医治无效。10月,竟溘然长逝于福建省建宁县,享年42岁。
祖父去逝时,家乡吴店留下我的奶奶董氏和我不足四岁的父亲。福建省《建宁县志》中存有祖父遗作“续修《建宁县志》序”,这是祖父留给我们唯一的字迹。
12月4日,孙中山抵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备北伐。
孙中山视吴忠信为心腹爱将,任命吴忠信担任桂林卫戍司令兼大本营宪兵司令。
吴忠信“深感贫苦子弟在工厂终日工作,而无教育,耽误青年,殊深可惜”。为使这些贫苦子弟得到教育,他与李石曾、蔡元培先生等共同策划,创立了国立劳动大学。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先生年谱》(下冊,第478页)介绍:1927年5月19日下午二时,吴忠信出席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主席。
1928年1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吴忠信代表蒋中正在北平(北京)碧云寺主持参谒孙中山灵寢大会。
1929年8月10日。1932年3月,吴忠信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1931年2月,奉派为导淮委员会委员,同年监察院成立,又任监察委员。
1932年3月,受任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次年5月辞职获准,转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总参议。
1935年5月,吴忠信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次年4月,因胃肠炎复发,加以两广事变,呈请辞职。
1936年8月至1944年8月,吴忠信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自此主掌边政八年。
期间,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在布达拉宫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进而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驻留拉萨,坚决地维护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的主权和管辖权。同时,協调了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巩固了抗战的后方基地。
抗战时期,吴忠信亦曾领导蒙藏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共同商讨制定《成吉思汗陵寝迁移办法》,将成吉思汗陵寝暂时迁至甘肃榆中县兴隆山,免遭日军侵扰,而后又亲赴兴隆山主祭成吉思汗。此举,在抗战时期对“团结蒙古”起到了积圾的作用。
晚年的吴忠信回忆起为国家和民族所办的两件大事,亦感到欣慰。
1942年11月,吴忠信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中央边政学会理事长并创办《边政公论》月刊。
1944年9月至1946年3月,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在此任内,他再次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与分裂祖国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势力展开殊死博斗。当战火迫近迪化时,有人建议将省会迁至哈密,以防万一。吴忠信坚定地说:
“迪化为全疆中心,新疆为西北枢纽,如一有动摇,后患不堪设想。我辈受命中央,守土有责,即使殉职边陲,亦所应该,并属光荣之事。”
吴忠信以死殉国的精神鼓舞着前方将士英勇战斗。主政新疆期间,吴忠信曾提出释放被盛世才关押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其和张治中的共同努力下,这批共产党员得到释放。1946年7月11日,全体中共人员(131 名)到达陕甘宁边区鸡加村,最后129人(中途病故2人)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欢迎。对此,周恩来曾高度评价……同时董必武也曾面谢过吴忠信、张治中。”(摘自《吴忠信传》,第345页。)1949年4月,国共和谈期间,关于停战协定一事,毛泽东提出:“签字时须有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吴忠信等皆到北平参加。”(摘自《吴忠信传》,第409页)
(五)赴台前后
图为位于南京总统府的秘书长办公室。1948年5月“行宪国大”后,总统府取消文官处,增设秘书长一职,分管文书局、政务局、印铸局。主要负责综理总统府日常事务,指挥监督府内所属职员,担负拟撰重要文稿,承办特别事项等。秘书长先后由吴鼎昌、吴忠信、翁文灏担任。
1949年5月,吴忠信举家迁台。抵台后,吴忠信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常务理事。1953年7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秋,“台湾合肥同乡会”成立,公推同盟会早期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安徽省政府委员的合肥人金维系为理事长,吴忠信为名誉理事长。
台湾吴氏宗长吴三连先生曾经撰文回忆:“我认识礼老,以宗亲关系警效,往还密迩,时聆教诲,待我如家人弟子,谆谆训勉,恳挚之情溢乎言表。偶或促膝谈心,辄以往事体验缕缕相告,深感一片肫诚顾恤之意。先生尤以珍视宗族观念,热心宗亲公益。犹忆四十五年十月,吴氏宗祠落成之时,礼老亲临致词,此后历年每逢春秋祀祖,必定亲临祭奠,闻及海外华侨宗有来台者,亦堂亲至机场侯迓……爱护宗亲者亦必忠国家爱民族,风仪典型,弥足钦仰先生为表率也。”吴三连先生常说:自侍接礼老以来,体察礼老为人,赋性仁厚,蔼然可亲,勤恳治事,崇法务实,遇事不敷衍,不推诿。尤从廉洁矜持,自奉极俭,不求充衣玉食,但求冰心洁身。先生常说:“唯有克己,始足养廉”。先生修养涵濡,迴非常人所能及。礼老之人生观,可择其一段话概之:我之为人处世,一本我的名字“忠信”二字行之。时自省察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宦海数十年,未尝陨越,曾率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数十年党龄之老党员而绝非党棍。
1959年10月,吴忠信腹泻不止,误以为肠胃痼疾发作,未加重视。不久病情加剧,乃送至荣民总医院,诊疗结果为肝硬化,医药罔效,于该年 12月16日辞世。
父亲的遗言也是我现在的愿望。
作为吴忠信、吴忠荩先生的后代,2011年我有幸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后的十多年里,曾多次参加海内外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我深切感受到,从中央到各地政府,从祖国大陆到宝岛台湾,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或是辛亥后裔,关心和研究吴忠信先生的海内外朋友越来越多,对吴忠信波澜壮阔的一生,特别是他为维护国家主权所付出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大家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关于吴忠信的生平,他的家乡和他的亲人、海峡两岸的学者们各有表述,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又历经数十载,一些传说中难免有些缪误或不完整。父亲去逝后,我开始寻访吴忠信的足迹,从海内外的历史挡案和私人信件中,查询到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痕迹。虽付出很多努力,仍有大量细致的工作尚未完成,期待历史学家、研究者们共同努力,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1991年6月,父亲吴文叔写给蒋纬国先生的信,告知期盼早日赴台欢聚。为叔叔吴忠信婶母王太夫人扫墓。
1945年,吴忠信夫人王惟仁与父亲吴文叔合影于兰州。
1947年,吴红父亲吴文叔(右)与吴申叔(左)在苏州东小桥弄3号吴忠信故居合影
吴忠信之子吴申叔英年早折后报刊发布的消息
晚年的父亲还有一个愿望:他时刻都祈盼海峡两岸能早日实现三通。他多么希望能去台湾亲自为他的叔叔和婶母、还有他最亲爱的申叔弟弟扫墓。
然而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他未能完成自己的愿望。
父亲逝世后,我开始寻访吴忠信的足迹,考证吴家的历史。我也常去台湾。父亲想去台湾为吴忠信爷爷和他最亲爱的申叔弟弟扫墓的愿望,我已帮他完成。
2014年,吴红在阳明山为吴忠信扫墓
报载的吴忠信夫人病逝公祭信息
台北阳明山,2023年11月修复的吴忠信(礼卿)墓地
台北阳明山,2023年11月修复的吴忠信之子吴申叔之墓
(按:2024年7月31日,完成《忠信守正——吴忠信侄孙女吴红口述史》初稿,2024年8月14日-9月1日经吴红女士补充资料并予审定。)
本文参考文献
《吴忠信先生行述》,周昆田:《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九辑,台湾国史馆印行,1982年6月。
《中国现代史辞典(人物部分)》,近代中国出版社,1974年6月。
吴忠信原著,王文隆主编:《吴忠信日记》,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0年9月8日。
吴红:《辛亥革命前后的吴忠信》,未刊。
吴红:《吴忠信与现代中国》,未刊。
丁剑著:《吴忠信传》,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为“辛亥志士后裔口述史”项目预备初稿,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