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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书法
题识：再题民元照片。开国于今岁几更，艰难日月苦长征。元戎元老骑龙去，我是攀髯一老兵。于右任。 钤印：右任
题跋：民国六十一年四月廿七日拜观于台北寓所，鲁荡平记。彭醇士、凤城陈子和拜观。朱玖莹敬观。壬子春仲，高逸鸿拜读。李可梅、刘延涛拜观。 钤印：鲁荡平、刘延涛、临安高氏、子和私印、素庵、李可梅印、扫帚斋。
题跋：民国六十一年四月廿七日拜观于台北寓所，鲁荡平记。彭醇士、凤城陈子和拜观。朱玖莹敬观。壬子春仲，高逸鸿拜读。李可梅、刘延涛拜观。 钤印：鲁荡平、刘延涛、临安高氏、子和私印、素庵、李可梅印、扫帚斋。
第三节 同盟会江苏分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05年7月30日，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马君武等分头通知邀集留学生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8月13日，孙中山出席由黄兴等积极推动的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10月初，清政府谋促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10月7日，孙中山由横滨赴越南。
8月6日，高旭作为苏籍留学生第一个参加中国同盟会。据郭长海编《高旭年谱》，在孙中山抵日，筹建同盟会期间，高旭曾“与黄兴等人相见，筹组中国同盟会”，并于7月30日“出席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 ，但相关文献未见高旭在被通知与会名单。吴稚晖由曹亚伯介绍于1905年冬在欧洲入会。正留学法国的南通青年刘光谦(字伯襄)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旅欧中国留学生同盟会，刘还慷慨解囊，将四百法郎的积蓄捐赠给孙中山作革命经费。
1904年10月高旭在发妻周红梅女士3月份去世后只身赴日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行前未禀明家中，老父深为忧虑”，离国前作《行将东渡，话别黄天叔》诗，11月抵日后又作《东京感怀》诗，及怀陈去病等词。1905年3月与宋教仁订交，来往密切。7月，发起《醒狮》杂志，以为《江苏》之继。
《醒狮》月刊第一期于1905年9月出刊，共出五期。在东京印刷，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发行，国内发行所有上海四马路教育馆、国粹学报社等。编辑兼发行人为李昙，撰稿人有朱髯侠、柳亚子、马君武、李叔同、宋教仁、高旭、金松岑、王建善等。《醒狮》无发刊词，第一期第一页诗歌即表其志：“美哉黄帝子孙之祖国兮可爱兮，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兮，皆我历代先民之所经营拓开兮，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自由兮独立兮博爱兮书于旆兮，唯此地球之广漠兮尚有所屈兮，我黄帝子孙之祖国其大无畏兮。”
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东京本部决定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各支部下设立分会。其中，东部支部设于上海，下辖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分会，并决定于右任担任东部支部长 ，但后来东部支部一直没有成立。江苏地区只设立了上海、江苏两个分会。
8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高旭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 而同盟会成立时，由在东京的光复会成员吴春阳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兼主盟员，“及乙巳年七月各派革命党合组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光复会员亦为主要发起人。故成立之初，即由皖人吴春阳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长，未几陶成章、刘光汉亦任民报编辑。春阳、成章、光汉皆光复会员也”。 但上海会务由于蔡元培此时正筹赴欧留学事未尽开展。“1906年，丙午春，同盟会本部乃派高剑公（高旭）为江苏分会长，合上海、江苏二分会为一机关”。
高旭（1877—1925）像
1906年10月27日黄兴在上海主盟吸收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并携带孙中山先生的委任书，正式派他为上海分会会长。
二、同盟会领导下的江苏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因如何应付日本文部省宣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内部发生第一次大分歧，“因对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之请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同盟会人对此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辱，陈天华、易本义、秋瑾、田桐等主之，一派主张忍辱负重，专心向学，胡汉民、朱大符、汪兆铭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争之至烈。秋瑾等以是回国，陈天华则愤而自杀”。 秋瑾等回国后，即在吴淞创办“中国公学”，接纳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于是秋瑾愤然归国，与诸同志创设中国公学于吴淞，旋由徐锡麟介入光复会，时瑾方在沪组织中国女报，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赁屋于虹口祥庆里为活动机关”，秋瑾从之前的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又开始逐渐担当了光复会的主要领导职责，“锡麟时正实行捐官擒王计划，无暇兼顾大通学堂，遂举校务及全浙军务悉委瑾任之，相约光复军在皖浙二省同时发难。瑾于是入绍兴主持一切。”
高旭也于此际愤而回国，并参与秋瑾等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同时将江苏同盟会的活动机关设在中国公学内。作为江苏同盟会主盟人，高旭在1905年到1906年初的两个月左右时间内就介绍了陈陶遗、柳亚子、吴涛、朱铁侠、朱梁任、夏昕渠、庄正贵、钱醒之等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江苏分会第一次开会时，有蔡元培、高旭、沈多公、金葆镰、张家珍、李遂良、翁志清、庄正贵、张鲁、钱醒之、姚文樊、吴铸、朱铁侠、何东、朱任、刘师培、夏大、陈陶遗、钟英、朱少屏、柳亚子、沈砺、陈去病、吴修源、夏听集、张默君、梁乔山、谭心休、龚炼白等30余人参加。据张玉法不完全统计，1905-1906年同盟会成立初期共有会员964人，其中37人来自江苏，次于广东、湖南、四川、湖北、安徽、山西、山东、广西，多于直隶、云南、福建、浙江、河南、贵州、江西、陕西等省。他们分别由孙中山、黄兴、高旭、吴春阳、孙作舟、金其重、吴修源等人介绍入会。
1906年春，同盟会本部明确指派高旭为江苏分会长，合上海、江苏二分会为一机关。3月，高旭在与朱少屏等的商议下，决定从中国公学中退出，另行创立“健行公学”，作为新的机关。“初创办健行公学于西门小菜场，宁康里为革命运动枢纽，同事者有朱葆康（字少屏）、柳弃疾（字亚子）、陈陶怡（原名剑虹，后改陶遗，号道一）、沈砺（字道非，松江人）、陈去病（字佩忍）、吴修源（号信三，松江人）诸人”。 这样，“同盟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为中国公学，一为健行公学。中国公学是1906年1月专门为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办的，蔡元培曾给予支持。健行公学为江苏籍的归国留学生单独创办的。” 新的“健行公学”以江苏分会的机关所在，独立的影响力逐渐明显，逐渐成为上海和江苏的革命中心。而上海分会，最终随着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留学，逐渐隐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