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又有《寄亚卢》一诗：
苍狗看云事莫论，百无聊赖倒空樽。伤心薇蕨西山尽，几辈衣冠南渡存。衰草红鹃亡国泪，凄风黄蝶未归魂。君真知我应能谅，事有难言且闭门。
柳亚子后来在《南社纪略》中不无感慨地说，高旭诗中说道“‘几复风流赖总持’，是已经走上发起《南社》的道路了”。对于高旭、柳亚子等苏籍革命家来说，面对如此局面，只能潜隐而行，走办《南社》的道路！
三、陈陶遗、秦毓鎏等人的革命活动
陈陶遗（1881—1946）原名公瑶，字陶怡（怡易作遗始于光绪34年戊申出狱后），号道一，别署剑虹（光绪31年乙己后别署入同盟会时用此），又名水，字止斋（宣统元年乙酉入南社用此），辛亥以后，专以陶怡行，名号合一。1878年生于金山县松隐镇。十岁父丧，仲兄持家。曾问业于华亭顾泰云，二十一岁入邑庠，教授里中，二十五岁，发妻王夫人逝，入松江融斋师范学堂读书。1906年“是年日本留学生因取缔风潮，相率归国，上海有中国公学之组织，先生于是转入中国公学，自此交游日广，革命思想亦猛晋”。不久，高旭决定另设健行公学，遂与朱少屏、瞿绍伊、吴信三等一起协助筹办健行公学于上海西门外宁康里，并与柳亚子等一起由高旭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6年秋冬，陈陶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高旭题诗送行。
《淘公东渡，制四诗以送行》，其一：“电灯如月月如烟，萧瑟江干损独眠。士雅著鞭原自负，渐离击筑有谁怜！飓风吹送东游绰，铁板敲吟北伐篇。记取他时归国后，短衣匹马勒燕然！”
1907年初陈陶怡刚到日本留学之际，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将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中山即离日赴南洋，日本政府赠辗转赠孙5000元以示补偿，日商又赠10000元。孙离日后关于该款项的使用问题，引发了同盟会总部第三次冲突。这时候章太炎已经在东京主持《民报》，章太炎、张继、宋教仁、田桐、谭人凤等以孙中山私下收受日本政府馈赠大起非议，遂掀起了倒孙风潮。“1907年因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引起同盟会内部不和，章炳麟、陶成章自是与孙中山交恶，陶成章乘机运动恢复光复会，炳麟则据国学社讲习会自成一派势力，皆与同盟会疏远。1909年，成章在东京设光复会，推炳麟为会长。”
章太炎于1906年夏出狱后赴日。1906年6月29日，中国同盟会派代表到上海迎接将出狱的章太炎赴日本。据田桐记述：“次年（1906年），章太炎将出狱，会中特派仇式匡、龚炼百、时功玖往上海欢迎，入社长驻之”。
陈陶怡刚一到日本，开始接办此前高旭为办《复报》而暂时停刊的《醒狮》周刊。比陈陶怡稍早留日的吴县学生汪东，这时也在早稻田大学肄业，而汪东这时编辑《民报》，又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章太炎曾“借神田大成中学讲堂为国学振起社定期讲演文字学、音韵学、庄子及中国文学史等，其间又曾于每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专讲说文。著籍弟子中，黄季刚、汪东、钱玄同传其文字学，吴承仕传其经学，有章门‘四子’之称，加上朱希祖，则号称‘五王’，都是太炎先生的得意高足”。
汪东（1890—1963），字旭初，号寄庵，吴县人，1890年生。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后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成城学校和早稻田大学预科肄业。1906年参加同盟会，担任《民报》编辑， 在该报第2期、第9-11期、第13期以及第16—20期发表革命政论文，其中《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答新民难》、《革命今势论》、《法国革命史论》最有影响。他以“弹佛”的署名撰文与徐弗苏等保皇派论战，坚决维护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批判保皇派“休杀人流血之惨”、“惧列强之干预”等反革命谬论，阐明中国为大势所迫，“种族倾轧”，“政府态肆”，外人觊觎，必须进行革命；“蒙、回、藏不致分离”，“现政府兵力不足畏”，“势之可乘，未尝不可以革命”。为纠正民众对革命的误解，他郑重声明:以为杀人放火就是革命，那是对“庄严宝贵之革命”的极大污辱！
所以，陈陶怡以事革命宣传之故，与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章太炎很快密切，常听太炎先生讲学，而且深受章的赏识，也受其影响。“师事余杭章炳麟，复入光复会。其中坚如陶成章、徐锡麟，皆炳麟同志也。炳麟少许可，独于君无间言，为改字陶遗，取义陶唐氏遗民，后遂以字行”。 陈陶怡曾经与孙中山、黄兴密切接触，也受到器重，所以，陈陶怡在东京期间一度时期参与同盟会总部机要，任暗杀部副部长，曾接办过《民报》。
1907年陈陶怡回国后继高旭、章梓之后，任江苏同盟会分会长，“谋刺两江总督瑞方，同会刘师培告密，捕系狱，通州张謇驰救，移羁警察总局，去桎梏。君不以死生渝其志，江宁府杨钟羲莅局推鞫，望而知为儒者，遇以宾礼，守卒熏沐盛德，亲如家人，执简受教，则又如师弟子。弥年获释，谒端方，温语示引用，君矢志如初，赋诗慰亲故，有‘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之句”。
1908年5月出狱后，参与创设南社，后又应陶成章之命下南洋筹款发动革命。“过从南社，文字鼓跃革命，又名水，字止斋。应南洋泗水学校教员之聘，奔走益力，不遑寝处，体自此羸弱”。
秦毓鎏自日本回国后，曾赴湖南参与了华兴会的组建和起义筹划，起义失利，秦毓鎏返回江苏无锡老家。1905年2月经傅纬平介绍，应聘安庆高等学堂，担任西洋历史教习，利用历史课堂，秦毓鎏正好借此阐发革命，教导学生，“西史本易发挥，余于政体之改革、民族之盛衰益为阐明，并择学生中之有志者为之演说革命，于是学生思想大进步，致起风潮，因是见忌于彼中大吏，余遂去皖……”
赋闲不久，秦毓鎏又得南洋爪哇董恂士邀请函，当时常州一带士人下南洋职教也是传统，秦毓鎏回复答应后，还邀镇江叶清漪一同南行；经过上海，为联络革命同志，逗留革命机关镜今书局，又偶遇刚从湖南返苏的苏曼殊，但不久再得董恂士信，告知爪哇变局，前途又歧，幸再得张石君介绍，可赴广西浔州府任中学堂监督。秦毓鎏遂经广东，过梧州。顺访梧州知府庄思缄。当时，庄知府新办水警学堂正值开学，秦毓鎏遂被邀演说，全场轰动，秦毓鎏与这位同乡前辈也遂成知己。到了浔州后，秦毓鎏不仅忙于浔州府中学堂的事，贵县等邻近地区创办学堂也纷纷邀请毓鎏相助，这时已经升任广西边防督办、太平思顺兵备道的庄君思缄也再邀秦毓鎏之约赴龙州。到了龙州后，秦毓鎏的任务是筹办太平思顺道属师范学堂；后又任龙山边防法政学堂监督兼历史教职。
其实，1905年以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各地都急需学堂教师，尤其是象广西等西南地区。1906年，钮永建也到龙州，任将弁学堂监督，李书城等当初留学时期的同志也都在广西学堂任教。一时期，随着学堂教师的流动，新思想新观念以及革命主张也随之流入诸如广西等广大边远地区，秦毓鎏利用暑假，编《中国历代兴亡史略》专重民族主义，为陆军步兵教导团讲演历史；在监督边防法政学堂时，秦毓鎏甚至要求教法律的法国教师齐罗德，也讲法国革命轶事，以灌输革命思想。
1906年春，黄克强易名张守正，从香港至桂林，原计划劝说巡防营统领郭人漳率所部起义，但因郭人漳心存疑虑而事不成。黄兴惆怅之余，来到龙州访昔日战友钮永建和秦毓鎏。黄兴见此地如此“新气候”，就欲酝酿运动边防兵士起义。经过商议，钮、黄都认为条件尚欠成熟，而且庄蕴宽虽思想激进能与革命党人相通，但毕竟缺乏实力。“克强旋赴越南，濒行以制造枪械机件事委托毓鎏、永建”。 秦毓鎏本人后来记述道，“黄克强自桂林来访，期秋间在桂林起事，一宿而去。余劝其赴安南联络华侨，以图进行。翌年冬，遂有镇南关之役。” 1906年5月12日，黄兴抵达河内后，特给钮、秦二人寄来一函：“铁、效二公鉴：弟于八晚抵河内，在书肆中见有新到第二、三期《民报》，特奉上，以便公余披览。前恳造装退子弹引火手用机器，务请饬匠造好（至速至好），交岳森君为祷。顺颂幸福！弟克强顿首。十九日。”
1907年庄蕴宽以丁忧去职，秦毓鎏、钮永建也先后离桂。秦毓鎏“归后得杨笃生书，邀余任神州日报编辑，余应之，然不耐馆中烦嚣，未几，即辞去，住博爱馆逾月，年终患病回家。”
四、赵声与新军起义
赵声（1881—1911），原名毓声，字伯先，江苏镇江人。1901年入江南水师学堂，旋转南洋陆师学堂学习，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察军政，结识黄兴等人。回国执教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因参加拒俄运动，并在家乡创办“阅书报社”、“小学堂”、“体育会”等宣传革命，为地方当局所忌奔走长沙，任实业学堂监督。1905年，为图谋策动新军革命，先入北洋陆军充队官。复任南京督练公所参谋官、新军第九军管带和标统等职，其间相继保举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等革命青年入九镇为官佐，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1906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奔赴广东任新军2标标统。1910年谋划广州新军起义，事败赴南洋群岛筹集军费，与孙中山、黄兴等再商革命大计。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时，任统筹部部长，与黄兴领导黄花岗之役，因起义风声走漏，影响预定的作战计划，致使起义未能成功。赵声遂撤出广州，因忧愤成疾，在香港病逝。
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赵声积极策划南京新军响应，并秘密派人联系；后徐绍桢奉命率第九镇前往镇压，赵声率军随往，但正当赵声等酝酿乘机起事，到达萍乡后起义已经失败。此事似乎就此平静，但两江总督已侦得端倪，只无确据，加进了对赵声、倪映典、柏文蔚等新军军官的防范，第九镇新军营弁因此受嫌撤职者颇众，“萍乡事平，徐军北回，端方猜之甚，防意严”，赵声“不自安，乃赴广东，任督练所筹运科提调，旋统带第二标新兵”。 倪映典也随即赴粤，柏文蔚则以东走满洲。江苏新军因此一度时期不能聚集起革命力量。
1907年赵声任广东新军2标2营管带，旋即升任2标标统，驻兵廉州。当时，廉州人士刘恩裕以抗税起兵，孙中山派人与赵声联系，加强新军方面工作，准备联合驻防钦州的郭人漳部，乘机发动起义。赵声随即“邀同志黄兴入军中联络郭部，并阴结钦廉各乡团以为己助”，但起义因郭人漳的变卦而失败，赵声因郭告发，“辞职归粤，而任黄埔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赵声任黄埔陆军小学监督。5月，孙中山黄兴发动河口起义，赵声派倪映典等前往增援。1909年赵声任广东督练公所提调，在其影响下，各营下级官长多加入同盟会，7月，赵声召集广州新军中革命党人骨干数人，在白云山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大计。但消息走漏，赵声职务被免，将起义准备工作委托倪映典，自己离开惠赴港。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起义计划，致电催促黄兴来粤主持。赵声、倪映典与黄兴等人在香港筹划，决定将这次广州起义推迟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但腊月二十八，新军2标2营士兵意外与巡警发生互殴事件，倪映典不得不临时发动起义，遂败，倪映典死难。此后，赵声、黄兴匿居沙港乡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