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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苏北连年灾害后，人们四处逃难
二、灾荒与民变清末苏北连年灾害后，人们四处逃难
在清末最后的十年里，灾荒频仍，江苏也尤为严重。
1901年，“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江苏“水灾实为数十年所未有”，“各县圩埂，冲决至一千数百处”；1902年，全国旱灾和瘟疫，江苏南部、湖南、顺直、黑龙江等地瘟疫流行，“死人无算”；1905年，江苏沿海地方9月初风潮肆虐，“淹毙人命以万计”；1906年，全国灾情颇重，江苏“水灾之区，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除徐、海、淮安各属灾情最重，难民尤多”，“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1907年，江苏、山东、黑龙江等先旱后潦，收成歉薄；1909年，江苏、安徽及黑龙江等地春旱夏涝；1910年，江苏自春至秋，始则雨雪交加，继而连降大雨，江湖暴涨，泛滥成灾；苏北地区灾情尤重，“无分高下，一片汪洋，墙倒屋塌，弥望皆是”。 其中，最严重的是1906年和1910年。
逃难的灾民
难民衣不蔽体
清政府也有赈灾的机制，遇有灾荒，该地可以报荒减免漕粮租赋，灾情严重政府应该开仓平粜平抑粮价，甚至开办粥厂直接赈济，为何在素称富庶的江苏饥民直接爆发抢米呢？清政府各级官员贪污腐化办事效率低下，而且从其统治利益来看，不会轻易启动赈灾机制。1906年7月26日即有江苏新阳乡民报荒，但县署不予受理，以致发生灾民骚乱，大闹县署。1907年2月19日扬州难民因不服遣散，滋事殴官。2月26日如皋石庄镇饥民骚乱，以至自建号暴动。
在此情形下两江总督周馥即令开启赈济，“近因米价昂贵，已将镇江一口封禁出海，内地仍照常流通；并饬各局卡免米厘一个月；又饬各州县开仓碾谷，或买米平粜。乃十九、二十日等日，宝应县及汜水镇有匪徒因米贵，借口抢夺多家。经馥与永庆派淮扬道蒯光典等，带兵前往弹压，旋报安静。二十五、六等日，扬州城内又出抢米之案。深恐匪徒借米为名，扰乱地方，当即饬由镇江就近拔兵三百余，前往查禁，认真保护各教堂、学堂，严拿首要各犯重办，倘若拒捕，或聚众抢劫，不服解散，准其格杀勿论；并拨米二万石运往平粜；派知府政前往，会扬州府县查办，仍听运司调度。二十八日，迭接来电：兵到分扎，人心大定，各盐商亦办平粜等语。二十九日，又据江都县属仙女镇商民电禀，南岸米行被抢，当电饬府县查办；并电镇江道陶森甲，就近派员弹压；又拨银万两，买米平粜，旋亦安谧。现查各处教堂均未扰害，惟米行或因口角细故，致刁民借端抢夺，此风万不可长”。 1907年8月21日，清廷最终决定发币银四万两，赈济水灾。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饥民为何没有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当地政府而是普遍对准了米肆，采取抢米的方式。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分析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时对饥民在风潮发生的前一阶段采取的类似的抢米行为这样认为，“总的来说，采取这种形式，只是为了要逼出一个新的较低的米价而已。到了十三日黄昏为止，大米被迫降到三十文一升。紧随此前抢米风潮的模式，这种骚乱的目的，仍然在于强迫定下一个恰当的米价，并非存心偷盗和抢劫粮商。” 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饥民也就是要把矛头对准粮商，目的是要把米价降下来。在商品化日益加剧的形势下，面对灾荒，最可怕的不是缺粮，而是商人的囤积居奇！这一点两江总督周馥在其奏折里也是说得很清楚的，“查扬州一带本系产米之乡，何致缺米？只因外运太多，又值霪雨兼旬，米价增涨，现每石六、七千文内外。若不惩犯保商，则米不流通，价必再涨，其不产米之处，将何所购？现在抢米间有抛掷水中者，俱是痞棍滋事，兵到虽经窜匿，仍饬严拿重惩；并通饬各州县，不准遏 ；如果米少，准其零卖，不准大宗贩运；若外省委员办米，应会同地方官绅，察看情形，酌定行止，但不准各县各乡擅自封禁出境，免致商贾裹足，停市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