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0年江苏大灾荒爆发时，外运牟利和粮商囤积居奇愈演愈烈。
据1910的调查，“江苏省长江北部蒙受水灾，今无数贫民群集江南各都市。该省江南部分及浙江省原本是米产丰饶之地，除课贡米之外，还补给华北各港，今为救江北之急，遂至无余力。四五年前米价一升四十文内外，大涨价后，最下等米去年夏天六十文，今春八十文，现超过百文”。 而“米价的腾贵，扬子江畔的农民，即最大多数的人民理应获得极大的利益，然而每年他们中间却产生出很多贫穷者，是什么原因呢？其主要原因是，处于地主与佃民之间的米商，在谷物的收成及出售之际，为贪得暴利，使用狡猾手段，地主所得减少，从而影响佃农的工资”。
对此危机，清政府虽采取措施，“扬子江畔各省巡抚皆禁止本省之米输出，从他省购入，更输入西贡米，以图米价下落。在各大城市设立贫民救济所，每日发给米饭。北京政府倡移民政策，摄政王发内帑五万两，救济长沙饥民。湖北今秋收获季节，适时发布对大豆的防谷令”。
面对1910年的大水灾，两江总督较早地采取了赈灾措施。“伏查宁属四府、二州、一厅，苏属四府、一州，米价腾贵情形，大略相同；而以江北之淮、扬、海，江南之宜、荆、坛、溧等县，被灾地方为尤急。江北自上年秋间，由官款三十万两，派员前赴奉天、芜湖等处，采购粮米平粜，并加以绅商添购，由人骏等奏免厘税，辘轳转运，至今未停。宜、荆等属，亦赈粜兼施。其余各州县与江宁省城，并多已设局办粜。或酌量拨款，或动用仓谷及所存本息银两，俾资接济。惟向来购米，以芜湖一埠为大宗，赣省次之。近则芜米所存无多，赣省收成亦薄，赴购者皆令减少米数，势难定以采办地方。而目前需米孔亟，不能不设法筹济，以纾眉急。是以甫经电陈，有缓漕免税之请，仰蒙圣恩俯准，江南士庶，钦感同深。目前办法，自当先将准缓新漕十万石，分饬需米较急之区，由官绅领回，平价出粜，先尽极贫之户购食，其余推及次贫。至情形较缓之区，可待外米接济。宁属归财政局司道督办，饬由江安粮道与裕宁官银钱局借拨官款十余万两。苏属则委江海关道蔡乃煌经营苏、松、太本属，候补道王仁东经管常、镇二属。饬由苏藩司筹垫银五万两，江海关垫银十万两，作为由官提倡官本。一面劝募绅富量力筹捐，酌提公款，分赴有米各处，或电致香港外埠，凑购三十万石，分济宁、苏。此乃现在筹办大纲。其各属售价应减若干，应否查户核粜，将来官款应否续拨，亏耗如何开支，仍须各地就地方情形，随时酌办。此外如严禁偷漏出海，限制邻疆贩运各节，均已分饬切实办理”。
江苏各地也较1906年灾荒发生时少有了饥民直接捣毁米肆的骚乱，但在受灾最严重的苏北，爆发了更加剧烈的饥民焚抢等事件，饥民则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他们认为导致了饥荒加重的绅商。
1910年4月17日首先爆发了清江饥民抢劫大丰面粉厂；随后4月22日海州饥民焚抢海丰面粉公司；4月27日宿迁饥民焚抢永丰面厂。
两江总督张人骏如此向朝廷奏报了这三个接连发生的事件：
“本年三月中旬，海州饥民聚众万余，前赴海丰面粉公司求食滋闹。该公司司事人等关闭厂门，喝令厂勇放枪，击毙九人，伤二十二人，又凫水逃避被淹身死者七人。经该受（管）文武闻信驰往弹压，分别资遣抚恤，众始解散。该饥民途遇万全酒坊豆饼船叟，疑为该公司所运，登船取食一空，复将该公司路运麻袋夺取烧毁，以泄愤恨。另有赣丰饼油公司豆船八艘，泊于永丰口地方，亦先被饥民爬抢净尽”。
“又清江贫民亦聚众千余，向大丰面厂索麦，捣毁楼房机器，经营县到场解劝，并由江北提臣王士珍谕令淮扬海道奭良查明该厂存麦数目，速制成粗面，饬令尽数发出平粜，事始寝息。嗣有该厂麦船五艘，停泊宿关之前，复被饥民爬抢，并将周、王二姓囤麦，一并攫去”。
“又宿迁贫民亦聚众万余，向永丰面粉公司纵火，焚毁楼房，爬取存麦，亦由营县驰赴救护，并经徐州府知府田庚亲往劝谕，饬令该厂司事，将存麦交县平粜，群情始服” 。
上述三处饥民聚众焚抢面粉厂事件发生前后相隔都是5天，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而且有证据表明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而非偶发事件。
据当时报纸报导，“先是、清江城内外，遍贴匿名揭帖，略言江北迭被灾荒，贫民度日如年，积谷虽多，莫及大丰面厂。清淮两属贫民，已禀明提台王、清河县陈、准赴大丰厂取面粉度命，拟定本月初八九日，一同前往该厂就食。不约而同，务必如期，以免饿死沟壑云云。并有人在清河桃源安东一带乡村，散放伪造之大丰公司票据。内言赈济饥民，大口若干斤，限定初八九日前往本厂取面勿误云云”。
“未几，而海州新浦之海丰粉厂于十三日被饥民千数百人冲击厂门，意图抢劫。公司开枪抵拒，击毙九人……闻事前实有与公司不协之人，指使饥民为此，以图泄愤云”。
“其后，徐州府宿迁县永丰面粉公司亦有被焚抢之事。先期即遍贴揭帖，约期聚众焚毁永丰公司，官不知顾”。
当时的报纸倾向于认为“有与公司不协之人”指使，海州知州施焕也指出有“匪徒希图乘机起事” ，但事后并未查出有所谓“匪徒”，也并未查办所谓“指使”之人。从事情过程来看，三处饥民均是带着饥饿和愤恨而来，焚抢泄愤，最后一方面受官府弹压，一方面厂方出麦平粜或资遣而散。其实，这三处事件发生具体原因不无错综复杂之处，但其中根本原因非常明了，那就是在当时条件下的由饥荒触发的民与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徐海道黎经诰在调查宿迁饥民焚抢永丰面厂事件后，复禀两江总督时报告指出，“查该厂自禀准开办，去冬即有本地土民张希曾等数十人具禀县令，谓宿迁素以麦为养命之源，同、光以来，小麦每石仅售钱二千数百文，民生犹不堪困苦，今价涨至五六千文，推原其故，尽行运赴外洋，致粉麦两空。宿迁商务分会又照会县令，谓振兴商业，不能以个人之利，贻千万人之害云云。其祸机已伏于此。迄至今春三月，麦价又涨至每石八千数百文，无不谓该厂广为收买，以致粮价日巨。谣传该厂囤积各卖户家有数万石之多，兼有任长春、徐洪举为该厂在本地定购青苗先给半价之说，群情益形惶惑。于是城乡遍贴广告，有准定于三月廿五日在城隍庙内齐集，各携火油一瓶、洋火一匣，前赴焚毁该厂之说。其广告标目有曰除一大害者，是土民已蓄焚毁矣。二月十七日，汪令已照会该厂请暂缓开机。自广告贴后，又向该厂恳将存麦发售，以折服居民。该厂未允。三月十八日午后，适有清江大丰面厂麦船五艘计装麦四百余石，停泊宿关，饥民误认为永丰麦船，被爬一空。同时周、王二户囤麦亦被爬。祸机已动”。
两江总督张人骏在事情平息后的善后奏折中说道，“窃照江北一带，地瘠民贫，土人多食杂粮，向以秼麦为大宗。近年洋面进口者多，富户殷商设立公司，仿外洋制面之法，购置机器，制成面粉，贩运行销，以为抵制之计。于是海州设有海丰公司，宿迁设有永丰公司，清江设有大丰公司，扬州设有裕亨公司，泰州设有泰来公司，皆赴农工商部呈准开办。江北数百里间，公司林立，采麦既多，麦价日涨，贫民艰于购食，不免丛怨积愤。上年，海州等属被水成灾，今春粮缺价昂，迭经臣人骏督同司局筹办赈粜，加意安抚，虽海丰公司商人，亦有捐助，究难餍人之求”。“比岁江北洊饥，民情异常困苦，朝不保暮，方购粮接济之不暇，更何堪增此漏卮。淮扬、徐海等属，俗悍民强，其蓄恨于各公司者非伊朝夕”。
三、会党的举动
会党是社会底层中人，他们的反社会行动，对辛亥革命前社会的动荡有明显感触。1885年，会党头目郑士良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
郑士良（1863—1901），汉族，广东归善人，原名郑振华，字安臣，号弼臣。
1907年初，两江总督端方派员赴日严密侦查留学生动向，“务得将详细情形随时据实密察，以凭核办。此事关系重要，务须格夕唯密，勿得稍有泄漏”。 3月，端方获悉革命党人从南洋购得大批军火，准备在金山卫、浏河、常熟等江、浙小码头招集盐民八、九千人起事，他密令盐捕营统带徐赓升“督率各营弃等，会同各路巡防队，扼要严密巡查。一面设法购线，将盐袅之渠魁头目及暗中主谋之人，按名拿获，解交地方官审办，胁从人等随时妥为解散。并饬江海、镇江各关道，会商税司，严查匪运军火，以杜接济。事关大局，必须联络一气，互相稽查。” 4月，端方派新胜营统领徐宝山和侦探队管带凌汉粤在扬州、镇江、上海一带“多派得力员弃，分投防缉，妥为布置。”为了进一步侦探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活动，端方派候补知府何哀章常驻香港，“设法秘为探访，务得切实消息，随时察报。”
1907年，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臣陈夔龙奏：“窃苏省盐枭、会匪，频年到处充斥，蔓延勾结，深为地方隐忧。”“近复因米价翔贵，人心不靖，格外加以申儆，示以责成。查苏省枭匪，内河以董道富为首，沿海以范高头为首。董道富已经断兵追捕负创而毙，迭获彼党供无异词。而范高头则屡经前抚臣端方、陆元鼎通饬严拿，迄未就获。去年在海门地方经江巡缉私营掩捕，几已得手，竟被开枪拒敌，戕杀勇丁而逸。该匪初犯枪毙人命，经上海会审洋员拟以监禁。嗣复释放，投入枭党，身充头目，贩私行劫；又为青龙山会首。该匪恃其多财，结纳亡命，沿海各属满布爪牙，自造船只及潜购军械甚夥，犯案累累，屡致外人口实，甚有在黄浦一带私收棉花捐情事。其积恶之稔，漏网之久，早为华洋所共愤。该匪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清，于上海租界治安尤有关系。”
1908年（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直隶总督端方致电军机处，“窃照前年江、浙交界地方，枭匪滋扰，奏明由宁派兵合剿，擒斩匪首夏竹林即余孟亭、江北阿四及悍目多名，跌经奏陈在案。惟有匪首夏小辫子一名，先已逃逸，悬示重赏，通饬查拿无获。嗣因江苏候补道刘体乾曾统苏省水师，部下弁兵多有知夏小辫子踪迹者，又经密饬设法缉拿去后。兹据刘体乾派弁购线，侦至安徽湾沚地方，将夏小辫子拿获，解送来宁。饬派委员研讯，据供：又名夏连贵，安徽合肥县人。先在嘉兴防营当差，因事开革，投入青帮，与余孟亭、夏竹林、江北阿四同为枭匪首领。该匪手下有船五六百只，枪数百杆。凡有船船装私盐，皆由该匪包送贩卖。抗拒官兵，不止一次，并迭向富户强借，有时亦帮助贫苦同乡。至前年冬间，抢劫商轮之案，该匪不在内等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