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1月8日那天，张謇发电致袁世凯，指出“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旬日以来，悉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美法之人，固极欢迎。即英、德、日、俄社会党人亦多鼓吹。而国内之响应者已见六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 而劝袁世凯能够接受赞成共和，“采众论以定政体”，而勿要助纣为虐。袁世凯应清廷之招回京后，张謇非常着急地会同江苏都督程德全拟函派杨廷栋专程入京规劝袁世凯，以程德全口气拟的致袁函中说，“民之厄于专制二千年矣，谁无子弟？”而当下“必趋共和者，盖势使然矣。分崩离析之余，必求统一维持之法”，而需要如袁公这样的明智拥有实力的人物赞成共和，稳定大局，一如美国开国之“华盛顿”。 袁世凯没有积极回应。袁世凯在组阁后，谕令张謇出任江苏宣慰使，旋又授农工商大臣，张謇则坚辞不就，在张謇《致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中说，“如翻然降谕，许认共和，使謇凭借有词，庶可竭诚宣慰”，不然，则无可宣慰；“至于政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何从兴起？” 所以，农工商大臣之任也更是无从谈起。
11月13日，张謇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合电张家口商会，转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公开表达赞成共和主张，“……为今之计，惟有蒙汉合力，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治，以汉之财卫蒙，以蒙之力捍汉。强邻觊觎，可以永绝。南方民军，对于蒙族，视如同胞，绝无丝毫外视之意。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举，汉蒙满回藏五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皆有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较之坐受满清抑制者，大不相同……”
其实，对张謇来说，此时与其说这是张謇赞成共和的“公开亮相”，不如说是张謇在表达对共和的理解和当下实践共和的具体主张。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亮相”的影响意义，后者突出的是“主张”的务实性。按照张謇的秉性，张謇对此类事情总不会在意于“影响意义”，“万事居人后”是张謇对自己的调侃，但在潮流兴起后，张謇往往会比别人更关注其具体实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一点我们从此前“甲午主战”到“实业救国”再到“立宪开国会”这些张謇历经的历史事实中早已得到映证。此时，从立宪转向共和，张謇绝对不是“第一人”，但以张謇的身份地位这时公开赞成共和对推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张謇本意在于告诉各方各界，既然共和已是大势所趋，那么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实施共和？
当下如何实现共和？其实在以上张謇相关函电中，已有隐约表述，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其基本主张：人人平等，合众不歧；五族共和，各族平等；清帝退位，民选总统。
而当下的关键，是建立共和政府，稳定局势，推动变革。
张謇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张謇对形势变化的反应还是持重的，此时，革命光复之势已是不可遏制，当下确实是到了应该筹划如何建立统一政权的时候了。
如何建立统一政权？
对于当初领导推动了全国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江浙绅商领袖们来说，利用在 “国会请愿”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各省各地立宪派之间网络联系，发挥其自然“代表”“民意”的优势，借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框架模式，集商筹组全国临时政权，这是最便捷最为有利的途径；这自然离不开与革命党合作和得到革命党的支持，既然将实行共和制度，各族要共和，各派要共和，将要建立的政权则是大家“共和”的平台；这个“平台”设在江浙，设在上海，自然也是最为便捷最为有利最为合适的。我们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当初江浙立宪派精英们在武昌起义后，影响掌控局势的一个基本策略；精英们策划实施这一策略的地方往往集中在上海“惜阴堂”这个地点。
其实，惜阴堂是赵凤昌的私宅，1908年建造，“惜阴堂”匾额由张謇题写，该宅坐落在上海南阳路，地处公共租界西区，而这条南阳路是1906年由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两旁主要以住宅为主，环境僻静。
据黄炎培回忆说，惜阴堂当时是江浙立宪派聚会的中心，“我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张謇、赵凤昌、姚文枏等。我们在上海很自然地成立起来几个据点，经常集会。教育总会是一处，工巡捐局是一处，望平街时报馆上层息楼是一处。又一处是赵竹君的家惜阴堂，张謇来上海，时时会集在那里。”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直接知道“惜阴堂”频繁密议的具体会谈内容。实际上很多主张很多主意往往都是通过主人赵凤昌发布或与外界联系交流的；而张謇是惜阴堂策划的要角，而张赵之间早有深厚交谊。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常州武进人。早年以佐幕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闻名，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等事件中，皆起到重要作用。其与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层人士往还信件的合辑《赵凤昌札记》，计109册36函2729通（件），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是研究民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张謇与赵凤昌自1900年共同参与策划“东南互保”以后，遂成莫逆。此后，一方面，赵凤昌一度即成为张謇兴办实业的合作者和重要参谋，赵凤昌为张謇事业进一步开拓出谋划策、招股纳资，张謇对赵凤昌信赖有加，“海上朋侪可与成冷澹之业……今望足下矣” ；一方面，张赵交谊，张謇通过赵凤昌扩大交往了更多的绅商学界人士，1903年7月张謇东游回国，抵上海述东渡见闻与体会，在赵凤昌的邀约主持下，聚会者包括罗振玉、汤寿潜、徐显民、张元济、樊芬、汤癸生以及蒯光典、陈晓珊等等，可谓面面俱到。
1905年革命四起，君主立宪亦潮涨。沪上赵凤昌更是开始广纳各方人士，“若南通张謇，以殿撰弃官，治农工于乡里，时来上海，辄饮于寒家。又山阴汤寿潜、香山唐绍仪、顺德梁敦彦、长沙胡元倓、凤凰熊希龄、闽县郑孝胥、乡人庄蕴宽、崇明王清穆诸君，凡过沪必就谈大计”，“又湖北年遣武备学生赴日习陆军，往来沪上亦必照料行旅，并饯之，勉以立身许国。如蒋作宾、何成浚、李书城等，先后学成返国，多年起居，述彼邦治道，咸结纳之”，“盖进图改革，人才则不可不预算也”。 而随着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首领名声鹊起，张赵交谊更成为张赵在政治上合作的牢固基础。随着武昌起义后，时局的迅速变化，赵凤昌“惜阴堂”一时汇聚了各界名流，也成了南北东西各地信息的汇集所。
据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当时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的记忆，辛亥前后来惜阴堂集商，“奔走最力者，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人褚辅成等。时张謇为咨议局长，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相应，旅沪人士又纷函知亲，转达地方耆彦，请求不沪计事或遣代表来议。于是先后至者十余省，晨夕相见于惜阴堂”；而且，随着时局进一步变化，惜阴堂“客人”越聚越多。庄蕴宽当时正寓居赵家，庄本是赵凤昌常州同乡挚友，通过庄蕴宽联络旧部，“党人钮永建、王孝镇、赵正平等来谈”，“旋长沙黄兴、番禺汪兆铭、余杭章炳麟、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先后至”，而“山西景耀月、直隶张继、山东丁世铎、云南张耀曾等，过沪必先来陈说当地情事，征问进止”，也包括陈其美等，“上海光复，陈为沪军都督，李为上海民政长知革命计议多在惜阴堂，亦来与会”。
这时，张謇从武汉回到通州后，一度频繁往返奔忙于沪通之间，在沪驻足之地主要就是赵凤昌宅“惜阴堂”。“惜阴堂”主人赵凤昌其实也早就盼着张謇来宅商议。
赵凤昌比张謇更早确知武昌起义消息，10月10日当晚，“其正适宴客市楼，座有商人甫得汉电，约述其事，其闻之有所悟。须臾，谓有他约先引去，宾客初不之异，其径赴电报局以密电致汉口电报局友人朱文学询其事，又立约沪商人之负重望者侵晨往谈”，但当时尚不知起义后局势如何？“翌晨，得武昌复电，知义师已大动，鄂督瑞澂已宵遁”，赵凤昌敏锐地注意到了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关键的转折。如何思考应对？赵凤昌立刻习惯性想到的是找张謇商议，“因复电朱促张謇返沪，时张适去汉口” 。在张謇还在回途，两人即有信函相通。
张赵初步交换了看法后，10月15日，赵凤昌电话招黄炎培等人“去惜阴堂商时局前途应付方法，定了一些策划”，第二天，显然也是在赵凤昌的安排下，黄炎培、沈恩孚、雷奋、杨廷栋等一起去苏州到苏州阊门外惟盈旅馆 ，会见刚刚赶到的张謇，然后一起通宵替程德全草拟了那份促清廷“速宣定宪法，开国会”的电奏稿。遂后，赵凤昌联络沪上更多的社会各界名流，特别是各省旅沪人士，“无论其为赞许共和与否，均来惜阴堂集商” 。
那么，把惜阴堂策划变成现实？
11月8日，张謇在通州情况十分紧要之时，还是于下午三时赶往上海，而又一直延至第二天才到上海。其中，前一天已有上海军政府将派“国民军”“策电”军舰入通州光复之通报，这天张謇在船上一直等到深夜十时才确知上海国民军将于9日清晨入城，但此时张謇已经不能顾及此事，而急赶上海，直入赵凤昌宅惜阴堂商议更为紧要之事。
就在11月9日这一天，唐文治等十三人联名致函陈其美，对上海军政府成立以来的施政及上海军政府的表达意见。这份联名函着重强调上海（军政府）在江苏的从属地位，突出苏州（江苏都督府）及程德全的地位和此时江苏的统一趋势。唐文治（蔚之）本人也是赵凤昌惜阴堂的常客。此时作为江苏教育界重要人物的唐文治领衔的联名函可以代表江苏士绅上层各界的态度，也代表了惜阴堂策划的具体措施步骤。协调省外的革命党，当然必须首先处理好与上海军政府的关系。这份联名函实际上是赵凤昌张謇等采取行动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