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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崇:清末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团政治成果述论

辛亥革命网 2017-03-14 10: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 作者:潘崇 查看:

戴、端考察团政治成果的多重来源及其宪政论说与当时宪政思想界多有重合的事实,凸显了清末中国宪政思潮浓厚以及朝野宪政思潮融通结合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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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鸿慈像



端方像
 

  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是中国走向世界、迎纳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后的宪政建言,不仅推动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而且同时也为清政府如何推进宪政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无论是从深化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深化清末宪政史研究的角度,皆要求我们对五大臣考察团的政治成果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对考察团政治成果的探讨,既要评述其内容,也要深入分析其产生经过。


  笔者曾撰文探讨了载泽考察团政治成果的编撰过程及其内容。关于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归国所上奏折、考察报告以及编译书籍,学界对其内容多有提及,对其由来则含糊其辞,笼统指出戴、端委托随员熊希龄统筹各类成果的撰述,熊转而求于梁启超、杨度,由梁、杨二人完成。然而对这一历史情节的细节,以及梁启超究竟提供了哪些政治素材,是否有其他人参与其中则未论及。持此论者普遍依据的是陶菊隐及《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只言片语的记载。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则注意到《新民丛报》作为半月刊,1906年3月至8月本应出12本但只出4本,推断这一期间梁启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考察团“代作上奏”上。此外,笔者亦发现与考察团有过密切关联的他人关于梁启超代笔事的零星记载。考察团随从人员王慕陶致汪康年函言道:“传言午帅官制折等,系托熊聘三先回东京请梁卓如捉刀。”给予考察团诸多协助的驻英公使汪大燮致汪康年函亦言:“戴、端有无遣人通梁不知,惟三君则实无相见事。”革命派也有披露:“端方到日本,梁启超对他上条陈,端方回北京,很用他几句话。”又言:“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梁启超曾为端方办差,康有为亦与彼辈通信。”可见,无论王慕陶、汪大燮,还是革命党,其言皆不确定,亦凸显此事之隐秘。更具说服力的是夏晓虹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六件梁启超手稿。夏教授就新发现的梁启超代拟稿与戴、端归国上陈折稿的关系发论,再次确认梁为考察团代笔的事实,同时指出杨度并未参与代笔。但夏文并未涉及梁启超代拟的其他成果,以及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代笔。此外,戴、端求助梁启超的若干细节亦有待进一步厘清。然而,时人以及学界关于梁启超为端、戴考察团代笔之说,存在着重大缺失,忽视了考察团政治抉择与在野立宪派宪政论说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大有出入。本文中,笔者试图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戴、端考察团归国进呈各类政治成果的来源及其内容做一系统论述,尤其侧重考辨梁启超与戴鸿慈、端方考察团的关系,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示清末宪政改革的思想资源以及清末宪政思潮朝野互动融合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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