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熊希龄回沪及赴日
戴鸿慈、端方出洋前面奏时即称此次考察“不过察其(各国)近情如何”，至于其中细情，“则宜全购各国史记、政治及各专门书籍，译出查考较为确切”。与之一致，戴、端早在考察团出行之前即筹划设立编译局，然此一细节以往研究未关注到。
戴、端委派随从人员、时任南昌知府的沈曾植主持其事，“拟在沪设立译局，非公莫属”，同时调湖南候补道张鹤龄参与其事。此时戴、端筹设译局的主要目的是编译考察团考察所得书籍。吴樾炸弹案后，考政大臣承庆亲王奕勖之意，奏请政府设立宪法调查局。其目的正如《津报》所称：“盖方议定立宪年期，不得不预为调查一切。”此时戴、端建言成立宪法调查局的用意不仅仅在于编译考察所得书籍，且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建立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宪政资源的总汇之区。同时，驻外公使在1905年11月联衔陈奏，提出“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贵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的主张。清廷从其议，在考察团出行后不久颁布设立考察政治馆的上谕。考察政治馆成立前，清政府决定先在上海设编译所，“总其成，申送京师编定进呈”，仍由沈曾植为总办。由此，端方取消在上海设立译局的计划，“毋须在沪别设译局，以省虚糜”。但仍札委沈曾植为编译所总办，“销差仍须始终其事……编事可在南昌办”。然而直到戴、端考察团1906年7月回到上海，考察政治馆仍未成立，上海编译所亦未开办。
在考察过程中，戴、端考察团确实做到了广泛搜集各类书籍。早在向美国进发途中，1905年12月30日，戴、端拟定《敬事预约》六条，其中“广搜罗”一条规定，无论“图籍”或“政界学界”相关资料都要大量搜集，“多多益善”。主持端方档案购买的陈垣先生整理的《端方档案草目》，记录了考察团搜罗书籍之目录： 《教育书目录》《学堂教育书目录》《美国政治书目录》《实业书目录》《政治书目录》《政书目录》《各项书目录》《美国教育报告书数年分表》。但是，考察团在编纂奏折、考察报告时遇到诸多困难，难以按期按质完成。由于中西诸多差异，加之译才缺乏，对欧美相关规章制度的翻译颇有窒碍之处。随员陆宗舆回忆：“留德诸学子皆苦于中西制度之不同，译定名词之为难，舆行箧中所携之日本国法学诸书，颇有译自德国者，实为借证，莫不奉为至宝。卒之此类法政诸书，大率皆转译于日本。端方亦言：“德文繁重难通，译才太少，恐不免于诖误。”
汪大燮亦言考察团随行人员“洋文既不好，而又无干才”。考察团随员陈毅亦坦言俄语人才“殊缺乏”，尽管尚平通俄语。此外，考察团贪多务得、时间匆促亦是重要原因。随员施肇基即言“材料太多，编译人才难得”，“报告迄未编成”，“时期匆追”则致使“精微奥妙苦不能一一窥见”。是以戴、端在意大利考察期间，委派熊希龄寻求解决之途。熊希龄1906年4月13日由意大利返国，5月17日抵沪。此事至为隐秘，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并未提及，舆论亦仅披露熊提前回沪的目的是“议办译务”。熊希龄在1906年6月30日致军机大臣瞿鸿禳电中言及提前归国原因：一是奉盛京将军赵尔巽电令，“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二是“戴、端两钦使亦命先旋上海，经理编辑事宜”。显见熊并未言及赴日求诸他人提供政治素材，而以调查垦务为掩护。
前文述及，考察团出洋之际即谋在沪成立编译机构，熊希龄到上海后，即开始了组织编译机构事宜，邀请沈曾植、曹子毂、叶景葵、张鹤龄等人在沪组成编辑机构。熊希龄发出的一系列电文清晰展示了其赴沪的目的及组织“译局”的过程，同时考察团整理政治成果之难亦表露无遗：5月17日致电长沙实业学堂曹子毂：“编辑事拟借重，能否十日内赶到沪?”5月19日致电叶景葵：“此行翻译难恃，几交白卷。使节谆嘱未便名言，现准初四日赴东购书觅译。”5月27日致电沈曾植：“钦宪五月杪到，乞催各处译件于午节后寄沪以便编辑。”同日致电湖南按察使张鹤龄：“各条陈欲求公总其成……乞速卸篆，于午节前后到沪何如?”同日又致电端方：“译局于三月开办，现催五月缴齐译件。”从中可见，熊希龄希望张鹤龄午节前后至沪，显见编译局直到此时并未成立。查光绪三十二年端午节为公历6月26日，显然上海编译局至早成立于6月底。而熊希龄致端方电又言“译局于三月”开办”当为有意言之，意在使端方宽心。上海编译局还在筹备过程中，熊希龄即于6月1日东渡日本。下面我们来看熊希龄赴日后的联络情况。
一是与梁启超联络。
之所以派熊希龄任其事，显然是考虑到戊戌时期熊、梁来往密切，由他出面易于实现。当然，更重要的是双方能否在此事上达成共识是一大关键，这就需要解释戴、端缘何求诸梁启超，以及梁启超缘何甘愿为戴、端提供政治素材。
清末时期，引领宪政思潮发展方向的宪政专家的论述，对清政府内部的开明官员有着不可忽视的辐射力。沙培德先生即言：“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的主张与改革论者的主张是相接近的，许多官员曾经详细阅读过梁启超的著作。”端方在戊戌变法期间督理农工商局，对变法“抱的是积极参与、认真筹划推行的态度”，其与康有为、梁启超是否有过直接交往由于资料缺乏难以确认，但他们无疑属于同路人。当可推论，20世纪初粱启超发表的一系列宪政论著，想必受到了端方的关注。粱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至日本，相当精力用在了对宪政制度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阐释上。1901年发表《立宪法议》，提出20年宪政期成方案，同时鉴于日本等国成例指陈政府应以遣使出洋作为改行宪政之始。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正是梁启超数年前所倡导的。遣使谕旨颁布不久，梁启超即致函考察团提出中国
推行宪政改革的数条方案：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地方自治、颁定修宪原则。康有为得知戴、端至美国后，指示谭张孝“以厚礼迎待”，并借此时机将复辟立宪之义“详晰造稿，印寄各埠”。此外，粱启超还撰文论及考察团及清政府推行的宪政改革：“流俗人之言立宪，见夫朝廷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欣然色喜，谓中国立宪将在此役……吾之言立宪，则欲其动机发自国民而君主为受动者。”此文当然是对国人提出警示，但其表露出来的并不完全看好此次出洋考察的意思，似乎是在有意遮掩自己此前对考察团的建言，避免来自革命派极为可能的攻击。同时，梁启超对自己的宪政知识颇为自负，在他看来其他立宪派不过“半桶水”而已，“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总之，梁启超是当时最富声望的宪政专家，虽流亡海外但对政治参与充满渴望，这就为戴、端向梁启超寻求“援助”打下了基础。
至于熊、梁接洽的细节，尚有待新资料的发现。二人接洽之后，梁启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考察团提供的政治素材上，或许正因为此《新民丛报》之发行出现混乱。当然，由于身份特殊，梁启超亦担心代言之作能否被采纳，他曾就此专门致函端方询问：“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确实，夏晓虹教授所见的五件梁代拟折稿，戴、端皆未将之专折上陈，但其中不少观点为考察团借鉴(详见下文)。另外，夏晓虹教授指出，端方在熊、梁接洽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此论不错。需要补充的是，在考察团中戴鸿慈位列端方之前，没有戴之首肯此事断难实现。同时，端方主导联络事与二人在考察团中的分工亦有关系。时人记载，考察过程中端方负责政治考察，戴鸿慈负责财政等考察。
二是与其他人员联络。
熊希龄曾与日本著名宪政专家有贺长雄联络，托其为考察团提供政治素材。日俄战争期间，熊希龄在致张百熙等人函件中即援引了有贺长雄关于满洲问题的论著，并称“有贺长雄者，日本之法学家也”，显然有贺长雄很早就受到熊希龄关注。日本《外交时报》第200号曾刊载有贺长雄《中华民国顾问应聘颠末》一文，1913年北京出版的《言治》创刊号以《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为题泽载。有贺长雄述及曾为考察团提供过政治素材：“三十九年四五月之交，派赴英国之考察宪政大臣端方遣从事某入日本，授命于当时驻在东京之清国公使曰：我等此番赴英与彼都学者及政治家讨论宪法，固已饫闻其大略矣，然所闻既多，莫衷一是，其于归国时所应提出之报告书，殊觉不易编纂也，应觅一日本学者代为起草……余虽毅然应之，实觉不堪胜任。第因一时好奇心所驱，遂竭二星期之力为之起草，而旅居日本之清国留学生某等穷日夜以翻译之。”其中，明治三十九年即1906年，“某”即指熊希龄。对于有贺长雄参与考察团事，端方于1906年10月lO日特致函有贺长雄表示感谢：“熊参赞希龄自东京归，备述盛情赞助，编纂精详，其见饷于敝国政治界者，为益匪浅。”
此外，熊希龄日本之行还曾与犬养毅有过接触，这从他致函犬养毅告知行程即可看出：“因急于回国，于今日行抵门市，直往满洲。本月三十日以内，可回至上海。八月初旬内外，仍须随同戴、端两专使至北京。”此外，熊希龄曾委托宋教仁等留日学生购买《大英百科全书》。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6月13日，“写致李和生、吴绍先各一片，属其向熊秉三售《大英百科全书》”；6月18日，李和生来见，“言熊秉三已应承购《大英百科全书》”；8月17日，“熊秉三寄来《大英百科全书》金二十五元”。
除了熊希龄在日本的联络活动，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在日本期问，留日学生蒋智由曾与之接洽。前文引及梁启超致蒋智由函，告知其曾为考察团起草官制折，以往研究皆未关注梁缘何将如此机密之事告知蒋智由。除去两人私谊，实由于蒋的政治主张亦曾得到戴、端的采纳。陶成章记载：“五大臣来日本时，蒋亦曾经上书，得满官之青目，蒋乃始有设会立社之意。”梁启超致蒋智函所言“大著”，即蒋智由所做《宪政胚论》，《申报》曾刊登该文要点。《大公报》亦披露：“考察政治各大臣所陈改订官制之原奏，大略与蒋观云之《宪政胚论》相同，而将民权一篇删去。”
二 戴鸿慈、端方归国所上折稿缕析
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端方归国抵沪，需要将奏稿、考察报告定稿，是以“电达政府拟从缓北上”，在上海停留达13日之久。7月25日，熊希龄由日本返沪，将梁启超、有贺长雄以及蒋智由等人提供的政治素材交给沈曾植等人，由其主持的编译局加工整理。
对于端方而言，本意由上海编译局对所有政治材料进行最后的整理和审定，但由于时间匆促，该机构所起到的编审作用至为有限。事实上，从戴鸿慈、端方抵沪以及熊希龄由日返沪，至8月3日戴、端一行从吴淞口启行北上，只有短短的十余天时间，推测上海编译局在此期间仅承担了对考察团所提交政治素材的初步整理。上海编译局革命派亦曾揭露：“他们回国以后。派了几个随员在上海设了一个翻译局，几个随员又要天天坐马车、吃花酒，并不自己翻译，又恐怕上头要书，没有法子去回覆，就在上海雇了十几个没吃饭的人，把日本的法政书随意翻译，翻得半通不通。”离沪北上当天，戴鸿慈在日记中写道：“阅定各奏折，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折。”除前两折外，后三折恰好对应夏教授发现的梁启超手稿前三篇。考察团归国后，除将前两折上奏外，梁启超代拟其余几折皆未专折上陈，但其中不少观点为考察团归国所上其他奏折借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该折集中展示了考察团关于官制改革的构思。前文述及，8月3日，考察团由吴淞口北上时已拟定该折，8月6日，端、戴考察团至天津。由于官制改革决定官制格局走向，直接关乎政府官员的切身利益。当戴、端行抵天津时，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又将自己关于官制改革的思路加入到该折中，致使考察团在津滞留四天之久。据戴鸿慈日记记载，其中有三天皆曾与袁世凯晤谈，谈论的主要内容即为“筹立宪准备及改官制”。另据袁世凯幕僚张一摩记载，端、戴抵津后，袁世凯嘱其“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贴以迸”，张遂联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人，“分别讨论，缮成说贴”“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立宪稿，即余等所拟，未易一字”。显见，该折的最终拟定掺入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