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来自苏州救国反日会的来信如上，虽残缺不全，但内容大抵明白。主要是说，苏州美专的第七募捐队，19日到庙堂巷杨荫杭律师家募捐，门房通报进去，杨荫杭正好在家，就叫门房拿了几个铜圆给他们。结果这些学生嫌少，就叫两个女同学强行进去强要加添。这举动惹怒了杨荫杭，据信中的说法，就是杨荫杭“高声怒叱”，“该律师怒跃而前，挥拳掷掌，破口大骂，斥余辈为（盗匪）”，于是，这个第七募捐队，就上告到救国反日会，希望他们出头，这个会就写了以上一份致杨荫杭的公开信，在报上发表，给杨荫杭施加压力，警告他“以后改正自新，勿再作无理之举动，切记切记。”这个救国反日会说他们是为抗日英雄马占山募捐的，讲了许多堂堂正正的大道理，意图反衬出杨荫杭律师缺乏救国热忱，甚至“有妨救国运动，而于国际旁观者，实为最耻最辱之事”。
这封信义正词严的指责一下子把杨荫杭置于不利的地位，于是第二天就有了上面的《杨荫杭启事》。
为抗日救亡募捐，固然是一件好事，然而，不能因为主题的正义性就可以使用不择手段的行为。应捐人本来就是自愿，出多出少，都是一份抗日爱国的心，不能因为“房屋之巍峨，装饰之奢丽”就必须相应地拿得更多，杨荫杭实在是受不了他们一脸正义面孔的骚扰，忍无可忍才怒火中烧的。如果信中描述得不错，杨荫杭“怒跃而前，挥拳掷掌，破口大骂”，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已经很失态了，正好说明这个第七募捐队的作为是如何地使他怒不可遏。
学生作事，往往凭一时意气，勇往直前，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为只要自己正义，别人就应该积极配合。孰料别人有自己的事，有自己的烦恼，有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华屋渠渠就一定钱多的。1930年，杨荫杭的大儿子宝昌因病去世，使他相当悲痛，比较而言，他在苏州的律师生涯也并不太好，他是有名的大律师，收费高，但也因此请教的人相当来得少，所以杨大律师的生涯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大光明》在12月初刊出《美专募捐之刺激》，谈到美专与杨荫杭的冲突，颇有持平之论，文章说：“募捐应捐，双方都属赤心勇义之行为，自应互相谅解。故不论任何方面，其态度似应恭逊揖让，始足以言仁义。美专同学，经此刺激，自当有以自省也。”
杨荫杭之死的日期
关于杨荫杭的生平资料，其女杨绛《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可能是最详尽的来自至亲骨肉间的回忆了，该文是1979年冬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会员情况而作的。我接连读了三遍，奇怪的是，文中居然没有杨荫杭去世的确切日期。
当年杨绛在上海，而杨荫杭在苏州去世，地域很近，她还到苏州奔丧，应该明白其尊人去世的确切时日，然而文章中真的没有。读者只能知道杨荫杭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在苏州去世，终年67岁。在杨绛编辑的其尊人的《老圃遗文辑》有一个杨荫杭简单的年谱，或许由于体例的问题，对杨荫杭的卒年也只是写明1945年，因中风逝世。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觉得或许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答案。
近来我在读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时，在其出版于1945年5月1日的《小天地》第5期，《文坛·影坛》栏目中有一个消息：“著名戏剧家杨绛女士之尊人，因疏散去苏州，不意火车过挤，高年不胜其苦，到苏州不久，遽以中风谢世。”当时的杂志可能脱期，这期《小天地》标明5月1日出版，未知是否也存在脱期的问题，不过日期最晚应该不迟于当年的6月底。这年的4月30日，苏军占领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7日8日9日欧战宣告结束，日本的侵华战争由于德、意的失败变得独木难支，因此影响到上海市面与人心，这个时期活跃于上海滩的杂志一度纷纷停刊，成为一个有标志的忌日。《小天地》第5期也是它的最后一期，夭亡在抗战结束的前夕。
杨荫杭因疏散而回苏州，所谓疏散，其实就是重庆政府开始派飞机轰炸南京与上海——反攻开始了——而不得已逃难的异称，时间当在45年4月之后。因此基本可以确定，杨荫杭的死必定在1945年4月到5月，至迟6月初。本着这样的想法，我决心去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民国报纸中查查。
孰知古籍部的民国报纸，只有一份《江苏日报》有1945年的，其他十数份这一年均告阙如，于是只得耐着性子在电脑上翻读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江苏日报》是战时苏州（省会所在）出的一份报纸，民国30年(1941年)9月16日，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冯节接收此报，改组为《江苏日报》。《江苏日报》在同年10月1O日出版，对开一张，地址仍在苏州。社长冯节，编辑冯子光，总经理徐靖宇，之后冯子光、翁德健先后于31年和33年接任社长，陈方中、唐起翔先后任总编辑，陈其昌总经理，副刊主编是郭梦鸥。报纸的广告栏中也曾见“杨家讣告”，细看却不是老圃，只得作罢。
有友人告诉我，杨绛还有个自编大事记里，提到其尊人的逝世日期是1945.3.27。如果杨绛在大事记中提供的答案是正确的话，那么我的文章就变成研究“1+1=2”，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研究一个不存在问题的问题，使我落到了一个可笑的境地。
这个问题本由读《小天地》的那则消息引起的，由于好奇，去查杨绛《回忆我的父亲》和《老圃遗文辑》，发现杨荫杭的死亡日期存在疑问，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抗战结束前、疏散，5月号《小天地》……），判断老圃之死应该在1945年4月之后的一个时间段，随后就到图书馆查阅有1945年报纸的《江苏日报》，结果是失望而归。
照我判断，像杨荫杭这样的人死亡，按照当年的惯例，其家属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在当地报纸刊载讣告，毕竟是电话尚未普及，而报纸刊登讣告并不以行政级别为限的年代，所以应该在报纸的广告栏中找到一些线索。我一向是在不疑中有疑的人，私心觉得要有报纸上讣告验证才可以认定。既然昨天已经搜索过报纸1945年4月以后的所有版面，今天不妨回头看看4月之前。
《江苏日报》1945年3月的报纸不知为何只到3月26日，接下来就是4月1日，这里边有缺损还是本来就如此，我不知道。那个战乱的岁月，以及随后的各种动乱日子，报纸现存的情况使我不敢追寻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我只能看3月26日的报纸。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始看的，因为曹先生提供的日期是3月27日，那么26日的报纸无论如何是不会登载一个在第二天才死去的人的讣告，而27、28、29、30、31的报纸又恰恰没有，这事情其实已经失败了一半。
然而事情并不如我预想的那样，在26日《江苏日报》头版的左下角，映入我眼帘的恰是“杨宅报丧”的方框。其文曰：
杨补塘先生讳荫杭，痛于国历三月二十二日丑时，寿终苏州庙堂巷七十一号本宅，谨择于二十六日（旧历二月十三日）二时大殓。特函报
闻
恕不另报 择吉安葬
痛辞发指 不再讣告
安徐堂启
（标点引者加，格式已重排）
真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了。杨荫杭死于1945年3月22日丑时（午夜过后2点前后），这才是他具体真正的死亡日期。
那么,杨绛大事记的记载也是错的。杨绛大概把自己前往苏州奔丧的日子，误记成尊人的忌日了。另外，读这则讣告，可以知道杨家是新派人家，报丧没有什么“泣血，匍匐，稽颡”等传统套话。虽然他们住的地方是一文厅，而杨家的堂号是安徐堂，这也是大家未必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