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军事领域内可能对光复造成阻碍的则主要为张勋所部的4营江防营。张勋在南京得到上海光复的消息后，立即向程德全和江防营营长发了两个秘电，要求他们“严防革党，死守苏州” 。江防营营长感觉局势不稳，欲有所活动。但第45标的步兵1营已经将其所部监视包围，且第46标又与第45标形成犄角之势；江防营如笼中困兽，一旦开战，绝无获胜把握。加之第23混成协协统艾忠琦因与手下不和而离职出走，其职务由刘之洁兼任，江防营所面对的对手显得更为强大，愈加不敢轻举妄动。在宣布光复之后，都督府下令将江防营分调震泽、吴江等处分散驻扎；同时秘令刘之洁，对江防营中之反抗者进行痛击并缴械。江防营遂最终难以成事。
至此，苏州府城完成了兵不血刃的和平光复。而由于程德全是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的清政府封疆大吏；因此其便成为了清廷封疆大吏中的辛亥反正第一人，对推动江苏各地光复，瓦解清廷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二）苏州府属各地之光复
程德全就任江苏都督后，立即对原苏州府所属之各地发布通令，命其暂时照常办事。一切公文函件今后则应送往都督府办理，一切名称、年号等均应更改；从而在话语系统上为原所属各地规定了新的方向。在此作用下，原苏属各地的革命党人及地方绅商等势力间交相为用，相继进行并完成了各自的光复任务。
昆山作为苏州所属的一个大县，很早就有革命思想的传播与革命分子的产生。在昆山本地的革命成员中，同盟会会员张栋、王尧民是其骨干成员，并在光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王二人都是知识分子。张栋任教于昆山高等小学，并以该校为据点，将校中数名教师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张栋等与苏、锡、沪等地的会员及同盟会江苏地区负责人章梓保持联系，在昆山进行活动。
张栋等曾往见沪军都督陈其美，请示昆山光复办法。陈其美命其应在昆山当地拉拢防军，并且将政权从清廷官吏手中夺出。当时的昆山含昆山与庆阳两县，满人庆多和汉人许省诗分任两县知县。革命党人本欲先稳住庆多，再作打算。但庆多因见局势日益吃紧，遂于1911年11月5日逃走。革命党人得此消息，遂通知本地商会讨论如何对付剩余的防军。当时，驻昆山的防军因军饷断绝，人心混乱，随时可能发生哗变。经讨论，商会决定出钱维持其军饷，并由革命党人前去接洽。防军军官因与上级久失联系，又因缺饷而徘徊。得知消息后，便表示只要能向其提供稳定的饷源，便可负责维持昆山之治安；革命党人从而实现了拉拢防军为己所用的目的。随着防军的表示合作，11月6日，昆山宣布光复。
而在建立政权的问题上，革命党人则遭遇了极大的困难。革命党人在当地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有着崇高社会地位与名望的士绅和商人，加上革命党人几乎全是毫无施政经验的书生，他们在新旧交替的复杂局势面前显得略逊一筹。由此便在组织新政权的问题上形成了僵局。经王尧民向上海方面请示，革命党人与当地绅商组成了新政权——昆山军政分府。张栋出任对于革命党人来说相对熟悉一些的军政长一职，而需要更丰富经验的民政长一职则由得到商会大力支持的士绅方还担任。
在昆山光复的前后，同盟会会员庞檗子等人集议策划了常熟的光复。11月6日，福山镇民军派出一队人马进驻常熟。7日下午，程德全派翁炯孙回到常熟。翁先与常熟当地官绅会议，并于当晚在自治公所开国民大会，推举蒋凤梧为主席，并宣告光复宗旨。复又推举翁有成为县长、丁祖荫为民政长（因丁逃往上海，而由严树声暂代）、邹士希为军事长。
而在吴江，当地开明绅士费璞庵为光复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夕，费璞庵在南通教书；武昌起义前不久从南通至上海，应友人史量才之约，参加筹备由张謇主持发起的全国农务联合大会。此后，因武昌起义爆发，会务停顿，无事可干的费璞庵遂与友人参与组织红十字会，准备在光复苏州时随军救护伤兵。但当他们到苏州时，苏州“已经到处挂起了白旗” ，完成了光复。且苏州在光复时未动刀枪，费璞庵等无事可为。在留园涵碧山房的小楼上住了三夜并作深思之后，费决定返回家乡吴江，为吴江光复作准备。
由于费原来是吴江县议会的议长，因此，他在返回吴江之后即以县议会的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商议光复之事。吴江、震泽两县的知县和都司（1726年，清政府将吴江县偏西地区析出，设立震泽县；偏东地区为吴江县。故而吴江、震泽二县实为一体），吴江的诸多知名人士及民众均与会并赞成光复。11月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派遣的光复军共50人步行至吴江，并于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宣布吴江光复。吴江、震泽2县知县各捧官印箱于主席台后方，费璞庵则以县议会议长的身份就座于主席位，宣布吴江光复并实行民主政体。宣布完毕后，费随即将官印箱打开，将其中之官印交现场民众查看明白，并认为官印“应即当众销毁，以除后害” 。光复军司令何嘉禄遂用佩刀将官印截去两角，以示与旧政权彻底决裂之意。会议推举原吴江县知县丁若怀为民政长，原震泽县知县任司法长，沈临庄任财政科主任。
除上述地区之外，苏州所属其他各县也最终平稳实现光复，而太湖厅光复则稍迟。太湖厅的满、汉官长奇龄和张大皓在苏州府城光复后相继带印而逃。一时间，太湖厅盗贼蜂起，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11月29日，自治公所召集绅、商、学各界的领袖召开保安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了临时性的地方机关；秦清、徐日宣当选为正、副议长，并产生16名议员，议会复公推宗能述为民政长。11月30日，民军进驻，太湖厅宣告光复，原苏州府所属各地的光复亦告完成。
（三）太仓州之光复
太仓是与苏州府平级的直隶州。虽然其当时不归苏州管辖，但其民风与苏州相近，其地与苏州相接，且其所辖地区今亦基本属地级苏州市管辖；故而在此将太仓的光复情况一并予以概述。
在光复前，太仓有俞剑华、闻天裔、张跻强、金皞民等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当地较早的革命党人。光绪31年（1905年），陆增炜持其同乡陆宝忠、唐文治等人所写之公函，从北京回到家乡太仓；提出实行地方自治的动议。此时，汪增武与同乡钱诗桢等亦回到太仓，招顾思义、钱诗棣等在义仓设立清理公所，以之作为太仓本地自治的先声。随后，又继续组织了会议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江苏省议会成立。太仓选举洪锡范为省咨议，陆祖馨、许铭范为省议员。宣统2年（1910年），太仓州城及其下各乡的自治公所相继设立。1911年，太仓正式实行自治，建立议事会；并选定有关人员。自治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本地立宪派对光复局面的掌控奠定了基础。
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后，以江苏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电令所属之府厅州县一律悬挂白旗。当时的太仓州知州为湖南人赵谨琪（亦称赵景琦），其下辖的镇洋县知县为安徽人胡位周。此二人一个是上任仅5天，“视地方情形如隔十重云雾”；另一个则是“纯厚谨愿” 。因此，在面对如此突变的局势时，他们根本无从应对，只得遵令行事。在收到电令后，他们便于11月6日会集地方人士，臂缠白布，在街上巡行一周，在四城门高挂白旗，以表明谨遵上峰命令。胡位周甚至还在其衙署前打出“奉宪独立”的标语。所有的印信、卷宗等则予以封存并迅速办理交接。然后又设立临时民政署，公推洪锡范为临时民政长，民政署下设总务、财政、司法、警务、教育、实业6科。将镇洋县裁撤，并入太仓州，又将太仓州并入太仓县。上述事宜均在11月6日一昼夜间完成。随后，苏州方面及沪军都督府、吴淞军政府等先后派遣军队至太仓帮助除旧布新。11月7日即有苏军前来，8日下午4时，吴淞军50人亦到达。11月9日上午，沪军30人从嘉定到达太仓，宣布承认本地所推举之民政长洪锡范等行政人员，11月26日又任命毕树藩为军事司令。太仓的政权转换基本宣告完成。
第三节 以无锡、武进为中心的常州府光复
清代的常州府下辖8县：武进、阳湖、无锡、金匮、江阴、宜兴、荆溪、靖江。在这8县中，以无锡、金匮为代表的今无锡市所辖的有关地区近代工商业经济发达，是江苏乃至整个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可称为当时常州府的经济中心。而当时的常州府治于武进，则武进可称为当时常州府的政治中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常州府的光复就是以今无锡地区和武进县的光复为中心而展开的。
一.无锡光复
(一) 光复以前无锡社会的发展
无锡位于苏、常两地之间，北靠长江，南临太湖。行政建置始于汉高祖六年。清雍正四年（公元1724年），从无锡县中析置出金匮县，两县县治同在一邑，从而于无形中造成了锡金一体的特殊格局。
而在光复以前，无锡的经济、文教及出版事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为革命力量的培育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工商业的发端与兴盛
自古以来，由于良好的自然及地理条件，无锡的农业与商业一直就较为发达。前者以丝织业为代表。据有关方面统计，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苏、常、镇三府的生丝产量为355355市斤，而无锡一地即占138000市斤，为总量的38.3%。后者则以无锡的米市为代表。19世纪末年，因运河长年淤塞不通，清政府改从海上运输漕粮，无锡遂因之而成江苏漕粮运输的中转站。而光绪初年，因江浙两省的漕米折合成银两征收，无锡进而又成为此两省的办漕中心。此后，米市更为兴盛，锡、金两县1910年所收的厘捐中，商业捐（含工业）占到了30.2%。如此发达的农业与商业为无锡近代工商业的发端与兴盛提供了雄厚的原料与资金基础。
而甲午战争之后“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和清政府对民间办厂限制的放松则为无锡近代工商业的发端与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无锡的近代工商业也开始在各个领域相继发展起来。
轻工业方面，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筹银24万两，于1895年创办业勤纱厂。这是无锡首家近代工业企业，也是中国首家由民间资本创办的棉纺织企业。进入20世纪，则又有荣德生创办于1907年的振新纱厂继于其后。而与棉纺织业有先天性产业关联的一批企业也相继诞生。如匡仲谋的亨吉利布厂、周舜卿的裕昌丝厂等。此外，面粉业也成为当时无锡轻工业领域中的代表性行业，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退休官僚朱仲甫合创于1900年的保兴面粉厂是今江苏地区境内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机器面粉企业。
而无锡的机器及电力工业此时也开始起步。机械和电力工业则为其代表。1909年，朱晋良从上海购回小型发电设备一套，放置于西门棉花巷的家中，欲供自家发电使用。后来因白天剩余电量过多，为利用余电，朱遂购买1台6英尺车床，雇工2人。一些碾米、丝织厂闻讯后，上门要求朱为其加工零件，朱因此而成立协记机器翻砂厂，此为无锡机器工业的开端。而1911年，胡海珊又集资3000万元，创办渭鑫机器厂。而同在1909年，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建，于次年8月装竣2台5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组并送电，提供城区近2000盏电灯所需的电力。四乡的一些乡绅也相继开办了4个电灯公司，无锡的电力工业亦由此而始。
与实体经济的发端与兴盛相对应，无锡的近代金融业此时也开始起步。据有关资料统计，1897年时，无锡有大小钱庄数十家。1901年，钱庄业和土丝业合建钱丝两业公所，创办同业划汇市场，专门办理同业之间的钱两汇兑、拆放、贴现及票据清算等业务。这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票据交换所。1908年，又成立了江苏裕苏官钱局无锡分局，裕宁官钱局无锡分局，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无锡分行亦于同年成立。其中，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无锡分行对无锡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尤其巨大。
2.新式教育的兴起
1895年的甲午战败震惊了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他们开始积极效仿各先进国家，兴办新式学校以启迪民智。以无锡而论，新式教育的创办始于光绪年间。1897年，杨模仿照日本学校模式，筹办竣实学堂，此为无锡第一所新式学堂。次年8月，俞复、吴稚晖、裘廷梁创建三等学堂，编辑《蒙学读本》（7册），此为中国第一套小学教科书。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学堂。胡雨人等则于堰桥村前村创办胡氏公立蒙学堂，严毓芬于寨门创办经正学堂，尤桐于道长巷创立务实学堂。1904年，锡金学务公所成立，并于次年创办城东、城西、城南、城北4所公立学堂；而竟志、鹅湖等私立女子学堂也相继予以创办。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又相继创立了锡金初级师范学堂、江苏官立第三师范学堂、无锡女子职业学校、公立初等工业学堂等。至1911年，锡、金两县已有各类学堂120余所，学生7000余人（其中女学堂10余所）。此外,无锡的留学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以吴稚晖、秦毓鎏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留欧、留日学生在无锡光复中起了重要作用。
3.近代出版事业的萌发
在欧风美雨的浸润和救国意识的推动下，以报纸为代表的无锡的近代出版事业也开始萌发。1898年5月11日，裘廷梁创办了无锡第一张报纸——《锡金白话报》。该报是中国第一份白话文报纸，完全采用官话（北京话）进行叙述报道，以普罗大众为其主要读者群，使得中国的报纸开始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有物。《锡金白话报》对当时的无锡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它的推动下，《锡金妇女报》、《锡金五日新闻》、《锡金日报》等报纸也相继诞生。1910年,《锡金日报》社还参与发起了中国报业俱进会，并于同年9月4日派人赴南京参加了该会的成立大会。这是无锡近代出版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无锡经济、文教及出版事业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迅速发展是无锡社会日益趋于近代化的表现，也成为无锡光复无形的先声。
（二）辛亥无锡光复
辛亥革命中无锡的光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各种实际的具体性条件。而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种革命性团体的建立与发展。
较早在无锡开展革命活动的是鲍少颂、钱国钧等人。鲍少颂是无锡南泉乡人，出身于富商之家，被其父鲍颂牧送往南京的新式学堂读书。在南京求学期间，鲍少颂接受反清革命思想，与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所组织的光复会产生了联系；并利用放假回乡的机会与其弟鲍少牧向乡里的读书子弟宣传革命思想，复又组织光复会的分会。1905年，光复会与华兴会等团体并入同盟会，鲍少颂所组织的光复会分会亦改为同盟会分会。其后，鲍又在无锡横山寺和雪浪庵等地设立秘密联络处，供革命党开会及过往人员投宿之用。而为了发展革命力量，鲍少颂又动员以贫苦农民钱国钧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投入安徽柏文蔚部新军。钱国钧其后在柏文蔚部下任至连长，并奉派回无锡策动光复起义。
而无锡钱庄业的职工则组织钱业商团。早在1910年初，无锡钱庄业职工就欲组织团体进行秘密活动。至1911年上半年，川、鄂、湘、粤四省发生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从而使得全国的激进情绪迅速趋于高涨。在此推动下，无锡钱庄业职工开始积极推进团体的组织工作。武昌起义后，无锡当地绅商欲成立商团以保卫身家，钱庄业中的职工亦乘势加以鼓吹，并最终成立钱业商团。商团成立后，以蔡容、王景濂为代表的有关人员又欲进一步在商团内组建光复队，并于1911年11月4日为光复队拟定了以种族大义作基本思想武器的《宣言》及八条《规约》，从而为无锡光复直接提供了人员与思想基础。
除了上述本土性的革命人员之外，无锡光复还和秦毓鎏等人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