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毓鎏，号效鲁，是无锡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员之一。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先后就读于南洋公学和江南水师学堂。1902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禁止留学生就读陆军学校，以防为革命提供技术性便利。秦毓鎏因与之争执而被捕入警署，遂“痛国是日非，益知非改革政体不可” 。此后便参与发起组织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并组织旅日江苏同乡会，创办《江苏》杂志；又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于1904年在长沙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被选为副会长。后追随黄兴在长沙密谋起义，失败后赴安徽、广东等地继续活动。1907年参加镇南关起义，事败后赴上海，任《神州日报》编辑。后因患病而回无锡，积极参与地方自治工作，并被推举为无锡自治公所议员，后又被推举为副议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走苏沪间，与章木良、陈英士等谋响应”。上海光复后，秦毓鎏返回无锡活动，负责“布置一切” 。
回到无锡后，秦毓鎏联络蔡容、钱国钧等人，密谋组织响应武昌起义；钱业商团的教练许嘉澍及骨干窦容等也参与其中。在行动为无锡县知县孙友萼所获悉后，秦毓鎏等人进一步采取行动，首先控制了由同盟会员顾忠琛应地方绅商之邀而成立的民团。接着又用重金收买了江湘营的防兵，并将吴浩、秦元钊等人组织的敢死队和倪国梁统率的民团改编为“守望队”，拟由其专门负责起义后维持日常治安。同时又将蔡容、王景濂等组建的光复队改编为“进行队”，拟以其负责在起义时攻击无锡、锡金两县县署。
1911年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当夜，金匮县监狱中囚犯进行越狱，金匮县知县何绍闻关闭城门进行大搜捕，使形势趋于紧迫。革命党人遂连夜于秦毓鎏家中开会，决定第二天举事，议决了集合、联络等具体事宜。会后，蔡容、王景濂、许嘉澍等人又继续开会，并且决定正式成立光复队。推举许嘉澍为光复队司令、蔡容为领袖、王景濂任书记、章亮祖为军需、王复桢为为军械、高昌鼎、邹祖耀为军号。又为光复队制订下《规约》，其前言曰：“……今者，国民军将派人莅锡布置一切，同人用组斯队，以盗臂助，驱逐民贼，恢复汉业，以重光九龙之山色，而与我商界人士相见于共和之域。”。随即又于其下列出八条具体内容曰：“本队由钱业商团团员之有志者组织而成； 本队以光复本邑为目的； 本队俟国民军起义时即起而协助； 本队于战时悉听国民军之命令。 本邑全境光复之日； 即为本队责任告终之日。 本队责任告终之后，仍归商团尽保护之义务，不预他事。 本队设领袖、书记、军需、军械各一人，掌理诸务。 本队编制由司令临时定之。”
11月6日，程德全致电无锡方面正式宣布江苏独立，无锡县知县孙友萼拒绝奉命。当天上午，钱业商团召集全体团员，公开了光复队的组织，宣布《规约》，并招募成员，并随即于当地竖起白旗。在闻及秦毓鎏将在公园举行誓师仪式之后，光复队遂向公园进发，并于途中汇入了商余体操队的12人。起义民众汇集后，即在公园多寿楼前的草坪举行誓师仪式。秦毓鎏宣布了3项纪律和11条军令，并任命华承德为临时总司令。
誓师完毕后，华承德率光复队和商余体操队成员进攻无锡县署。光复队成员舞白旗首先冲入县署，体操会成员向县署大堂放枪三排。县署守军事先已被买通，纷纷归顺。华承德命一部人马把守大门，又命人分守监狱，以防外来袭击和囚犯暴动。随后，华率人冲入内堂，抓捕孙友萼，并迫使孙交出印信（亦有一说称孙友萼在听到光复队攻打县署的动静后即锁上内堂，从后门溜走。光复队队员迫令县署内的差役交出印信，随即又命其将孙友萼找回，听候发落）。华命部分人员留下守卫，率余部赶回公园听令。
在攻下无锡县署后，秦毓鎏又命华承德、蔡容、许嘉澍等率光复队续攻金匮县署。知县何绍闻闻讯后换上便服出逃，为光复队所捕获，并和孙友萼一起被押赴秦毓鎏处（另有一说称何听到攻打县署的动静后即将县署大门敞开，自己怀抱印信静坐于堂上。光复队队员命其缴印后，何即将印呈上，并换便服离开县署）。
当光复队进攻金匮县署时，忽接到报告称无锡县监狱中的囚犯准备暴动。华承德立即命许嘉澍带领9名队员前去平定，其余人马则由蔡容率领，留守于金匮县署。许嘉澍赶到无锡县监狱后，分派4人埋伏于墙外，以防囚犯越狱潜逃，又派出4人守在监狱门口。然后，许和另1名队员进入内监。此时，大部分囚犯已经砸脱镣铐和枷锁，准备一哄而起，冲出牢房。许嘉澍见形势严重，深感自身力量已不足以对其采取暴力。故采用劝说办法，答应于3天后拟定办法，处理狱中囚犯之问题。众囚犯听后情绪稍安，又深恐监狱外埋有伏兵，遂打消暴动念头，各回原处。许嘉澍走出牢门时，嘱咐狱卒小心看守，自己则率队员回公园复命。
而进攻金匮县署的光复队成员在返回公园途中则顺道收复厘捐总局，封存白银3万多两，银币5万多枚。至11月6日下午，无锡、金匮两县全部光复（此亦标志着无锡城区的光复），并随即成立锡金军政分府。秦毓鎏任总理及光复军司令长，华承德、裘廷梁、孙鸣圻、薛翼运分任军政分府下设的军政、民政、财政及司法四部部长。金匮县则被撤销，并入无锡县。
除了锡、金两县之外，属于今无锡地区的其他各县亦相继光复。1911年11月9日，宜兴县人朱了洲到县城南门的法藏寺，将大殿上的十八罗汉塑像用绳拉倒在地打碎。此举激起围观民众的反抗情绪，朱了洲遂率部分民众来到宜兴县县署，对知县梁浚年说明来意。梁欲拖延时间以待本地驻军前来搭救。当地上层知识界闻讯后，召开紧急会议，并派代表分赴宜兴和荆溪两县县署，称愿保两县县令之身家性命。两县令最终接受劝说，竖起白旗以示赞同光复。光复当天，当地知识界有关人士又连夜开会，决定将宜兴、荆溪二县合并为新的宜兴县，并设立民政长和军政长公署。而江阴亦于11月8日举行祭奠明末守城三公的仪式，并完成光复。
至此，无锡地区基本完成了光复。
二.常州（武进）光复
（一）光复的社会条件
常州坐拥长江、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商业、手工业发达。进入近代以后，常州在经济、文教等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为辛亥光复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
1.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
常州在这方面以近代棉纺织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其典型特色。自明代起，常州便成为手工土布的集散地和产地，亦是江南重要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外国资本的渗透和洋布的侵蚀，土布的销售基本停滞，生产急剧萎缩。为了求生存，土布业主逐渐更新设备，创办新式工厂，力求以转型来与洋布竞争，由此开启了常州经济的现代化之路。1906年，吴幼儒等人集资5000元，购织机百余台，在东下塘原江西会馆处创办晋裕织布局。此为常州首家手工织布工场，标志着常州棉纺织业从家庭手工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开始，并引导本地许多纺织作坊走上了工厂化的道路，也预示着常州经济近代化步伐的展开。而新型生产方式的产生则使得旧有的行会制度被打破，新型的商会应运而生。1908 年, 武阳商会正式成立, 恽祖祁被推任为总理。会员入会带有强制性, 凡各行业满7户均须组织同业公会, 各同业公会推出代表加入商会,称为行业会员；同行业不满7 户的则以户为单位入会,称为单独会员或商店会员。在加强工商业界的联合, 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方面, 商会做了大量工作。1910年，举办常州府物产会, 将地方产品汇集展销, 对产品质量进行评比, 给予奖励。
2.文化教育领域的新气象
在常州社会发生变革的过程中，文化与教育领域的变化有着“先行者”的特殊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上。
1874年，清政府选派第三批官费留美幼童。常州人朱宝奎、吴焕荣被选中，并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常州最早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在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业及革命事业。如朱宝奎在回国后成为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并在家乡创办了安尚两等小学堂，鸿文小学等。而留日学生屠宽则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常州中学堂监督。同为留日的孟昭常（即孟寿），回国后长期从事立宪活动，主编《预备立宪公报》，编著宣传宪政常识的读本《公民必读》，并当选为清政府资政院参议员。
而教育领域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896年，曾任清政府翰林院庶吉士的刘树屏, 与本地士绅恽祖祁、刘保良等人将龙城书院改为常州致用精舍, 聘任著名数学家华衡芳为山长兼总教习,开设具有较大实用性的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 传授近代科技文化知识, 常州的新式教育由此起步。1905 年, 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常州知府许星壁与恽祖祁发起创办常州府中学堂, 召集士绅集银6万余两, 用于购置设备和建造校舍。该校于1907年竣工并开始招生, 是当时常州最好的学校, 引领着当地新式教育的发展，并成为培育革命人员和传播革命思想的温床。
除此之外，常州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新变化还表现在诸如新式金融机构的产生、传播事业的兴起等方面。1908 年，恽祖祁与卢正衡创办常州第一家银行——和慎商业储蓄有限公司。它是我国民族资本最早开设的银行之一，其年营业额达六七十万元, 对促进本地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常州第一张现代报纸《民苏报》则于清末创办，后曾因销路不畅、资金不济而欲停刊。地方士绅认为报纸乃是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于是便发动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筹款予以补助，终使该报得以继续刊行。辛亥前夕常州社会风气之开通，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的这一切都为辛亥常州光复埋下了伏笔。
(二)辛亥常州光复
常州光复以前，屠寄、屠宽父子，朱稚竹等即开始以武阳县农会和常州府中学堂为据点进行活动。朱稚竹一向有热心办学，善为地方谋福利之名，时人称之为“邑之忠实” ，曾捐资创办常州乔荫两等小学。1905年，时任常州府中学堂监督的屠宽聘请朱稚竹为学堂庶务长，主持、整理日常校务。武阳县教育会成立后，屠宽、朱稚竹分任正副会长，并由朱稚竹实际主持工作。1907年，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各省也相继设立咨议局。屠宽、朱稚竹等又全都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此后又被选为咨议局常驻议员，遂进而得以更为便利地进行相关活动。朱稚竹先以议员资格从两江总督署领取120杆旧式“快利”枪，以供府中学堂练兵操之用，并派刘百能组织学生训练。1910年，朱稚竹又根据省咨议局有关各县应设立农会的决议案，于乡里发起成立武阳县农会，由屠寄任会长，朱稚竹任调查宣讲员。随后，朱即凭借此身份，借赴各乡调查、巡访之机在农村培植力量。他在农村以“图”为单位，每图招殷实壮丁10人（一说7人），全县共招得4000余人，配备大刀、木棍、旗帜、锣鼓等物品；平时耕作，冬季参与联防，并在农闲时分抽调部分人员入城受训。在此基础上，屠宽、朱稚竹又召集傅越侪、段梦陶、何海樵、奚九如、伍博纯、卜惠临、刘百能、戴笠耕、刘培因、章子安、周季平、夏善曾、吴樵长、吕叔元等人建立秘密革命团体。屠宽、朱稚竹被推举为总干事，负责外联、筹款等事宜，刘百能专职训练农团，其他人员亦各有分工。众人常在县农会和府中学堂两处开秘密会议，且集会时常常置办酒水，故时人多以为是文人尽诗酒之兴，而未加注意。
1911年10月11日，在南京参加省咨议局会议的屠宽和朱稚竹获知了新军武昌起义的消息。二人于13日赶回常州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由屠宽赴沪、朱稚竹赴苏，与有关方面进行联络；其余人员迅速集结各乡农团以待命。10月31日，沪、苏方面传来消息，约定于11月5日前后同时响应独立。于是众人便约定城郊的德泽、循理、依东、安东、怀北、孝仁、丰西、安尚这八乡的农团于11月6、7两日于城内外集合，以300-400人为限，尽力分散布置，以防引起有关方面猜忌。11月7日，有200人集中到府中学堂，住在大会堂楼上。革命党人还在局前街先贤祠的县教育会开会，决定成立常州军政分府，推举屠寄为民政长，推举朱稚竹、瞿萼馨、伍博纯、刘苕石分任总务、生计、学务、警务课课长。又于此前在苏州推举曾就读于南京宪兵学堂的同盟会会员何健任军政分府司令，并已呈报程德全对其予以正式委任。
11月6日，程德全对何健的委任发出；7日，何乘晚车抵常州，众人率农团赴车站欢迎。至府中学堂进行晚餐后，随即开会，欲于次日清晨通知城内各团体及民众悬挂白旗，并由农团护送何健至大观楼常州府署就职。然而在7日深夜，当地士绅恽祖祁率江防营士兵数十人围攻府中学堂，欲夺光复之功。当时，中学堂中众人已各自安睡。突然正门之内有轰隆巨响，并且闪起熊熊火光。众人以为学堂内着火，便找寻有关器械取水灭火。但随即听见学堂墙外有如连珠炮般之密集枪声，方知正门之内巨响乃是因预先所埋之炸药爆炸所致，亦知学堂外有军队对学堂进行攻击。一时间，学堂内人员因惊吓而四散奔逃，“有逾垣而遁者，有择隐而伏者，皆疾走无声” 。何健见状，命农团人员分散埋伏，不作还击。恽祖祁因见学堂内始终不作还击，遂疑其中有诈，并恐有大批武器弹药藏于学堂中，故不敢再作贸然行动。双方相持至8日清晨8时半，围攻之兵丁告散去。多人于此事件中受惊扰，奚九如躲藏于荒草及芦苇中，拂晓时分被巡查兵丁发现。兵丁将奚从藏身之处赶出，并被剥去其所穿之夹袍、绒褂。奚此后欲出城，因城门紧闭而未如愿，遂去往福禄庵一带。途中又遇3士兵，3士兵将其押往市公所，并用绳将其反捆于柱上，用枪柄抵其足。不久，卢锦堂从商会前来，见状后为奚松绑，并劝慰之务必顾全大局，并将其送往县农会。而屠寄则于翻墙逃脱时跌伤双脚，被天宁寺收租僧人送入寺中，更换僧服，并赴车站乘车至苏州治疗。
8日清晨，朱稚竹乘早班车赴苏州接洽重要公务，得知府中学堂前夜遭围攻后立即返回。因猜测恽祖祁可能发电报至苏州为自己辩白，遂往查访。果见恽有2封电文发往苏州程德全处。第一封称“土匪盘踞中学堂，反对挂白旗，应如何处置？”。第二封则称“可否由江防营驱匪安民，维持现状？”。从而将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反而欲借刀杀人，占据光复之头功。同日，何健亦致电程德全，称“江防营退，统领恽某逃，中学无恙，地方安全，乞速派兵来常镇压” 。9日，朱熙带兵从苏州至，驻扎于府中学堂，全城尽挂白旗，清廷旧吏等皆避走。众人率农团300余人，由府中学堂“快利”枪队护送何健至原常州府署就军政分府司令之职，聘屠宽任参谋长，朱稚竹、殷梦桃、奚九如任顾问；又于原武进县署成立民政署，屠寄任民政长（因在苏州就医而暂时无法到任）；于原阳湖县属成立司法署，杨同穗任审判厅长，张元生任检查厅长。并将江防营及各色杂牌军改编为一营，胡冠英任营长，陈道行、吴省方、吴景超刘书济分任队长。
除此而外，处于江北地区，但时为常州府管辖的靖江亦于11月8日由本地人员会同江阴方面实行了光复。至此，常州府所辖地区的光复活动彻底完成。
第四节 以武装斗争为依托的镇江光复
一.开埠引领之下的镇江近代发展清末的镇江府下辖丹徒（今镇江市）、丹阳、溧阳、金坛共4县，太平1散厅；府治在丹徒。1861年5月，镇江正式开埠通商。随之，海关设立，外国势力进入，对镇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使之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其工业、金融、商业、教育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发展与变化。
1895年，扬州盐商李维之于镇江金山河东创建四经丝厂，另一盐商尹汉台于镇江小码头西津坊建大纶丝厂；由此拉开了镇江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序幕。1904年，商人郭鸿仪创办了大照电灯公司（内含张謇的股份）。1906年，商人席月楼创办镇江自来水公司。光复以前创办的其他工业企业还有1904年的开成罐铅笔厂、1907年的镇江造纸厂、1910年的义生火柴厂等。镇江近代工业的初步基础由此打下。
镇江的钱庄业原本就极其活跃，至1873年，镇江的钱庄达到27家，资金普遍超过5000两。1891年，镇江钱业公所成立。1906年，大型钱庄超过30家，资金超过30万两。而银行业则成为金融领域在开埠以后产生、发展出的新行业。甲午战争前后，英国汇丰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就已分别在镇江设立代理处和代理行。1897年，盛宣怀创办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于次年在镇江开设分行。1906年，大清户部银行在镇江设立镇江户部银行，并于其后改为大清银行镇江分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