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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绍桢像
徐绍桢像
题诗：生平与物格，吾道辄败绩。忽忽七十年，心犹多陷溺。少岁受庭训，学寿知用力。岂独主养生，要将灵府涤。一已克还在，万物备亦惑。救民徒侈言，自有惭色。圣贤貌未充，豪杰形何惕？诸凡皆匪似，求仙又不得。独笑而无言，我意自有适。下款为“学寿七十自题”，且盖有“固卿”长方印。左右分写“铁甫先生惠存”、“徐绍桢持赠”。下钤“学寿”椭圆形小印。
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广东番禺人，辛亥前任广西藩署幕僚，江西常备军统领，福建武备学堂总办、两江总督衙门兵备处总办、新军第九镇统制等职。武昌起义爆发后的1911年11月13日，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共同组织联军万余人，推徐绍桢为总指挥，决定共同攻打南京。此时，汉口、汉阳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占。11月24日，徐绍桢率军攻城，12月2日成功攻克南京。12月2日下午徐绍桢率本部人员入城，亦进驻总督署。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命徐绍桢为南京卫戍总督。辛亥革命后历任南京卫戍总督、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广州卫戍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广东省长、内政部长。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卫戍总司令兼陆军部练兵处督办、两广各路招讨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广东省长、大本营内政部长。晚年时著有《共和论》、《四书质疑》、《勾股通义》、《道德经述义》、《学寿堂奏议》、《后汉书朔闰考》、《三国志质疑》、《学寿堂日记》、《学寿堂题跋》等。
第五节 内外交合的扬州光复
一.光复前的社会发展及对光复的影响
清末的扬州府下辖高邮、泰州、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8地；其中，高邮、泰州为直隶州，其余6地为县。
近代以来的扬州，在近代化的步伐上明显滞后，新兴的社会力量亦未能在此占据主流，从而造成了暮气沉沉的状态。但与此同时，扬州凭借其历史的惯性和所处的地理区位环境而有所发展。上述情形使得扬州的光复具有了相应的特点。
近代扬州之衰败首先发端于其交通枢纽地位之丧失。古之扬州因交通而兴，具体说来即是因航运而兴。当年之扬州处于长江、淮河、运河三大黄金水道之交汇处，撇去淮河这一区域性航运通道不谈；扬州亦处于长江、运河两大全国性航运通道的汇集处。这两条分别沟通东西与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使得当年的扬州成为了十字交叉型的交通枢纽。因此，当年的扬州成为全国重要的物品集散中心，并且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功能，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城的咽喉和重要的盐运之所。然而，由于过分依赖所享有的航运优势，当其所享有的优势出现危机时，扬州便很快呈现出衰败之势。而这种优势的丧失则主要是由于运河地位的变化。
大运河的水源不甚丰富，因而往往需要从黄河调水。但黄河泥沙甚多，对大运河河道造成很多负面作用；其经常性的泛滥或改道则逐渐使运河被泥沙淤积成平地，加上其他多种原因，最终导致漕运和盐运的中断。对运河的整治则往往因为多种原因而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海运开通之后，原有的漕运和盐运体系则更加趋于瓦解。道光年间，漕运船只首次经由海路抵达京师。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大运河的水上交通被切断，贯通南北的动脉彻底停摆，运河的整治更加不可为，所淤积的泥沙益多，海运取代河运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铁路交通的兴起则进一步使扬州错失机遇。津镇线改为津浦线的事实使得扬州与铁路失之交臂，并且经历了百余年的地无寸铁的历史。而同样因运河衰败而遭受冲击的镇江、苏州、杭州等城市则因铁路的开通而避免了如扬州那般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
交通优势的丧失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它使得扬州的对外交往显得日趋困难重重，并进而导致资本的不愿意进入。而本地原有的资金也因交通的不便而流向交通便捷的地区，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而资金流的远离则又带来扬州近代工业的不振，进而又使得与近代工业相伴随的开放的胸襟、竞争的意识在扬州极度缺乏，从而导致了扬州社会的整体停滞。
然而，扬州毕竟处于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沿岸重要码头的扬州虽然在近代日趋封闭、停滞，但是也经受了一定数量的外来冲击。其衰落也是相对于其过去及其周边城市而言，相比于处于更为偏远的纯内陆地区的城市来说，扬州此时亦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如具有扬州本地特色的蛋粉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各种大大小小的织布作坊一时间也颇具规模，一些新生事物及新式的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也逐渐在扬州铺开。
上述特点的存在使得扬州的辛亥光复走上了一条内外交合的道路。一方面，总体的停滞使得扬州本土势力相对不振，需要靠外来力量打开光复的局面；同时，零星的亮点则又使得扬州的本土势力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甚至亦能一时间左右局势之走向。从而使得扬州的光复走上内部与外部势力交互配合的内外交合之路。
二．孙天生、徐宝山与扬州府城之光复
光复前的扬州，其下辖的甘泉和江都2县的县署亦在府城之内，因此扬州府城的光复亦包括了此2县的光复。
在光复以前，府城内机构密布，官吏众多。主要分盐务、地方政务及地方军务三大系统。各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主要为两淮盐运使增厚、淮南盐运总局局办汪铭恩、扬州知府嵩峋、扬州营参将刘永兴、扬州城守营守备夏松年等。
在扬州光复以前，相关的革命活动即已陆续展开，本地的旅外学生陆续归来，并发动组织起“旅外学生队”，以求响应革命。但学生队缺乏必要装备，无法进行有关活动，便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向两淮师范学校商借步枪，为学校负责人叶惟善所拒绝。于是又向地方商会接洽，请求其予以支持，也无效果。虽然继续奔走运动，但由于本地气氛保守、陈旧，学生势力无一定社会基础，难以赢得支持，毫无进展。到扬州光复前1日，学生队方获两淮师范学校同意，借得步枪20支。但是为时已晚，本地势力已难以自行解决扬州的光复问题。
而此时，镇江已经光复。扬州本地士绅方尔咸、周谷人等闻听镇江光复之消息，感觉形势日益吃紧，便召集各界于商会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决定组织自卫团，全城每家出1-2人，自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担任夜晚巡逻事宜，以保障全城安全。最后，一共编为24队，约1万5千人。
扬州的两淮盐运使增厚与知府嵩峋都是旗人。因当时城内有传言称革命党专杀旗人，故增厚便在衙门内架起大炮以自卫，令居民为此惶惶不安。出于与增厚等人的私人感情和为地方安定计，方尔咸努力劝说增厚将大炮撤去，以安定民心。1911年11月7日，方尔咸又劝知府嵩峋以出巡为名暂避风头，嵩峋不予接受。方尔咸等人的行动虽是由于与嵩峋、增厚的私人感情所致，但亦在无形中减轻了扬州光复的阻力。
此时，作为“外来势力”的本地籍游民孙天生打破了这种局面。孙虽然为扬州本地人，但长年亡命于湖北、上海等地，与湖北军政府亦有一定的联系。武昌起义后，孙天生回到扬州，并策动了“定”字营士兵的起义。11月7日晚，游民袁德彪、毛坤、刘癞子、夏普萨、曹小癞子、谢大花、陈长林、夏恩培、尹祺祥、黄石岩、姜善敖等人聚集在孙天生周围。这些人大多无正式职业，多从事卖泥菩萨、削筷子、卖膏药、贩运古董等营生。其中，袁德彪为甘泉县的捕快、青帮中的小头目，在教场经营名为永发的客栈。在这些人的鼓动下，孙天生骑马闯入城南静慧寺的“定”字营驻地，发动士兵们杀官起义。孙带领士兵们举起“光复大汉”、“还我河山”等旗帜，鼓噪入城，杀向盐运使衙门，并打开江都、甘泉两县监狱，放出全部犯人。城内的官吏、士绅及百姓闻讯后颇为惊慌，知府嵩峋闻听消息后躲入天宁寺躲藏，把官印扔进瘦西湖，随后又逃往高邮。而盐运使增厚则越墙而走（亦有一说称，增厚听从方尔咸等人的劝说，于7日午后携亲眷印信，微服越墙而走）。而未及逃走的江都、甘泉两县知县则只有骑马跟随孙天生，并侍候奔走。据目击者称，士兵们冲入盐运使衙门后，乃声称是为索要军饷。并开枪示威，随即又冲入衙署，打破库房。地方百姓闻听此消息，人心惶惶，军警机关也不敢过问，扬州全城顿时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士兵们哄抢库房完毕后即一哄而散，并未洗劫城内百姓，（亦有人称士兵也曾将库中的银两分发给贫苦百姓）。
孙天生等进城后，方尔咸等本地士绅都跑往盐运使衙门，向孙表示欢迎。孙天生即向方等询问库存的银两等情形，准备以之充作军饷。方等答称库中原存银20余万两，除了借给安徽的5万两放于库中待运外，余下的已全部送往南京。且留存之5万两亦已经“定”字营士兵抢劫过，库中几乎空空如也。方等与孙继续周旋片刻后即离开。
11月8日一早，扬州全城均挂白旗。街上的武装士兵每两人合乘一独轮车，往返游行，满街小车络绎不绝。盐运司衙门的照壁上贴着军令布告，布告上使用黄帝纪元，并盖有“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一颗。该日，孙天生即以扬州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宣布扬州光复，并通令全体百姓安居乐业，3年不完粮；捐粮全免除。同时，又严禁商人哄抬价格，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3元，猪肉每斤不得超过200文。
然孙天生等毕竟为游民出身，日久便显出其本性。其开会之时不直接出席，代表其出席者又语言含糊；且缺少与社会秩序的整顿和恢复有关的相应规划，“对于一切措施一无表现”。有时甚至随意行事，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破坏。孙曾对盐运使衙门周围的民众说出诸如“署内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 一类的近似于打家劫舍性质的话语。甚至其在被捕后还于街上大呼：“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 。久而久之，民众逐渐感觉孙天生等与真正的革命党人相去甚远，人心逐渐厌乱，渴望有新的力量以结束这种混乱局面。而方尔咸等人此时也意识到须结束当前的局面，以防生出更大事端，遂决定利用正盘踞于镇江的徐宝山这一新的“外来势力”。
徐宝山是镇江丹徒南门人，早年入帮会，诨名徐老虎。1900年后接受清政府招安，当上缉私营管带。辛亥革命前夕，两江总督张人骏曾经拨款10万元，扩编巡访营，以徐宝山为统领，从而使这支武装成为镇江、扬州一带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武昌起义后，林述庆、李竟成等人在镇江酝酿光复。李竟成利用与徐宝山的亲戚关系，以允许徐分沾盐业利润的代价换得徐宝山对镇江光复的支持。当方尔咸派出的代表阮薪传（俗称阮五先生，为清代名学者阮元之曾孙，扬州青帮头目）、戴友士过江找徐宝山时，徐已投向民军方面。扬州代表向镇江军政府都督林述庆请愿。同时，扬州又向镇江发急电称“有巨匪孙天生骚扰地方，民心惶恐万分” 。在得到林的同意后，徐宝山与李竟成率兵前往扬州。
11月9日，徐宝山、李竟成的部队在扬州南门钞关登岸。徐于当晚在扬州南门外点燃柴蓬，以与城内联络。城内百姓误以为是驻于清江的13协的溃兵南下作乱，因而人心惶惶，形势更趋混乱。
徐宝山等进城后，方尔咸等于教场为其摆酒接风。就在此时，孙天生率一小队义军突然出现在教场口，并当即向徐宝山声称方尔咸等人对其造谣中伤，徐宝山下令向孙天生开枪，双方发生交火。因寡不敌众，孙天生从人丛中逃脱，徐宝山下令关闭城门四处搜查。次日，孙天生于德（得）胜桥多宝巷一唐姓铁匠家被抓。此后，徐宝山将孙天生带至泰州，欲利用孙天生收缴泰州一带“定”字营散兵的武器，孙天生不从，被杀死于回扬州的路上（亦有一说称其为徐宝山杀死于泰州）。
11月10日，徐宝山宣布成立扬州军政分府，并于午后2时召集各界于淮南盐务总局开会，决定将军政分府设立于淮南盐务总局，并决定一系列具体事宜。军务方面，徐宝山任军政长；以徐宝山所部为基础进行军队扩编，并改编“定”字营，成立北伐先锋队。军务以外的其他方面，推举李石泉为民政长；于四岸公所成立淮盐科，由方尔咸掌管，并且整顿关卡与金融税收，以供今后使用。
这样，在本地士绅和外来势力的交互作用下，包括江都、甘泉2县在内的扬州府城宣告光复。
扬州瘦西湖徐园，曾为徐宝山祠堂
三．扬州所属其他地区之光复
徐宝山将扬州府城光复之后，又继续推动光复了原扬州府下辖的其他地区，其中较为复杂者为对东台（今属盐城）和泰州等地的光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