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恩到达通州后，住在与其有一定交情的孙宝珩家。孙宝珩在狼山镇总兵衙门里充任名叫“稿工”的文员（其地位类似于新军中的书记官），因此其在文书方面起得作用较大。而孙宝珩之兄孙宝书则任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监督，是个有一定新式思想与倾向的绅士。许宏恩通过孙宝珩认识了孙宝书，并进而掌握了大量通州本地的第一手材料，又进一步和张氏兄弟拉上了关系。由此，许、孙、张三方就通州局势今后的具体走向问题展开了谈判。
11月7日，三方谈判结束，商谈好了相应的具体安排。遂由孙宝书赴大生纱厂向张謇报告有关经过，以等待张謇作出最后的决定。张謇表示完全同意三方商谈的结果，但其对南京能否最终克服极为关心；担心南京不克服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认为等南京攻克之后再行光复较为稳妥。
11月8日，许宏恩乘兵舰来到通州芦泾港。城内的学校、机关等已在7日得到消息，且连夜进行了欢迎准备。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的8日下午下课后提前吃晚饭，饭毕即鸣钟集合，并列队集体前往芦泾港码头，有一部分学生还荷枪前往。但是张氏兄弟出于稳妥起见，认为尚不宜显得太过具有倾向性，因此并未带头前往码头。而张謇则更是于许到达前数小时于天生港搭下水轮船赴上海，欢迎队伍交由孙宝书率领。队伍中包括地方商、学两界代表，工业、商业体操会成员，师范学校、公立中学等各类学校的学生等，总数达400-500人。队伍中人皆臂戴白布臂章，体操会成员和学生大多荷枪实弹并身穿制服。自动参加及跟随之民众亦复不少。
傍晚时分，许宏恩等到达码头附近。众人于兵舰瞭望台上看见岸上有人身背枪支，且背枪之人均未佩白布臂章，怀疑其中有诈，遂开炮示威。孙宝书发现舰上炮位移动，忙将白色手绢向舰挥舞，并传令未戴白布臂章者赶紧佩戴，许宏恩方释疑。随后，许宏恩与随员冯亚雄、张仁第、丁雨田、伍炳书、邵新豫、刘春林、刘国宝、萧正安及福山江防营士兵37人，革命军士兵5人一同登岸。登岸者一律身穿黄色军装，背五响快枪，显得英姿勃发。
在进行完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即由欢迎队伍高举白旗，在前缓步挺进，以作向导。晚8时，队伍由西门进入通州城。沿途民众簇拥围观，家家悬挂灯笼；街边商店则有的悬挂当天赶制的旗帜，有的则以方幅白布系于竿头以替代，还有的挂出写有“光复大汉”等语句的白旗。正所谓“家家列炬明，户户旗悬天，如霆如雷如日星” 。而许宏恩则乘坐官轿，处于队伍后面。
队伍最后来到东大街的狼山镇总兵衙门，于西花厅小憩，随后即往大堂举行通州光复仪式。许宏恩未发言，由随许宏恩前来的萧正安作阐明光复大义的演说。在谈及决心推翻满清统治时，萧推翻旧公案，并举起指挥刀，砍去公案一角。通州籍的南洋新军第9镇第33标骑兵排长严庆澄也跟着说了几句，并提议将大堂烧毁，经萧正安阻止方告作罢。面对光复局势，狼山镇总兵张士翰起初表现颇为强硬。于是孙宝书、孙宝珩兄弟将张请到家中，劝其归顺，以免使地方遭受战火。并送给张所谓“廉饷”800余元及回乡路费300元。张最终自动从衙门迁出，寄居于大保家巷，印信交由部下代管，军械库则予封闭。
仪式结束后，许宏恩一行仍由孙宝书安排接待，而另一部分人则撰写安民布告。布告以军政分府的名义发布，内容主要是宣布通州已光复，军政分府已成立，并且首次使用了黄帝纪元，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作为对年份的标示。
同日，位于城内柳家巷的总商会也进行了推举仪式，推张詧为军政分府总司令长、孙宝书为民政长、许宏恩为军政长、刘桂馨为财政长、张有采为司法长；并决定成立相应的总司令处、民政处、军政处、财政处、司法厅这五个机构。总司令处、民政处、财政处都于原总商会会址内设立一总的办公厅，而军政处则设于原狼山镇总兵衙门，司法厅则设于原知州衙门。
张詧上任后，分别向本地的民众、驻军及各机关职员颁布文告。这些文告一方面谦称自己乃是“德薄能鲜”之人，蒙众人推举，方才坐上司令之位。另一方面，则希望众人能按照诸如“警同舟共命之危，集众志成城之体，具绝大之实力，矢无上之真诚”、“共念地方安危之重，益敦兄弟手足之情，戮力同心”一类的要求来办事，以求“救同胞于沸鼎”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文告乃是用婉转语气要求本地各界接受新的统治格局，与新政权共谋前进。
随后，总司令处及其下属的四机构的具体人员也一一发表。总司令处设参议27人。另设秘书、执法、军需、总务、稽查、军械6课。而军政处则仍称军政分府，设参谋长、参谋、军法官等。民政处称民政分府，设总务、警务、学务、实业、主计、典狱6课，各有课员3—4人。财政处设会计、出纳、汇兑等课（汇兑课乃是为应付当时所印行的银元券上市通用之事而专门设立）。司法处则一般称司法厅，兼理民事与刑事案件，审判与检察不分，机构最为简单。
这些机构在人员的组成上体现了张氏兄弟对本地局面的绝对控制。张詧在总商会被推举为总司令长只是履行一个程序，甚至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这主要是因为张詧在通州的影响力仅次于其弟张謇。他凭借着大生纱厂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和张謇的支持而成为通州光复时不可缺少的人物，安定局面、筹集钱款等都离不开他。因此，他成为总司令长可谓自然之极。
而除了张氏兄弟之外的其他各种势力也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形成了利益均沾的局面，学界（如孙宝书）、商界（如刘桂馨）、旧官僚（如张有采）中人都分得了一杯羹。革命党人虽然似乎没有直接在新政权中获得显赫位置，但是本地的新军分子有2人担任了军政处的参谋，受李燮和指派的许宏恩也成为了军政长。故而通州光复后的局面也未完全被本地既有势力掌握。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从表面看，城区中老一辈的绅董与新政权似乎无份，本地的世家大族顾姓更是无一人进入新政权。但实际上，新旧势力之间许多也是藕断丝连。如被视为本地既有势力重要领袖的张詧，其本人是无科举资格者，仅以军功而获保举，亦非传统体制中的所谓“正途”；但是其弟张謇却成为他背后的重要靠山。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张氏兄弟在通州光复中的重要作用，使得通州在光复以后的局势更加为其所控制。他们的势力日益坐大，甚至进而将通州变为其私有的独立王国，并发展到抗拒上级政权指令的地步。这一点是晚清以来地方势力逐渐坐大，中央政府权威日益丧失的一个具体实例。民初周、阮案（亦称姚荣泽案）的走向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通州这一具体特点的影响。
在通州光复的带动下，其所辖的如皋及今南通地区的海门、掘港（今如东所在地）亦相继宣告光复。因海门为当时江苏“八府三州一厅”行政格局中之一端，故而在此将其光复情形作略述。
海门因地处偏荒，故而较少受外界形势影响；在当时，许多传布甚广的大事往往遭遇“唯我海门未臻”的局面。辛亥光复似乎也是如此，当各地的光复活动相继展开时，海门却还是平稳如常，本地人对光复之事亦知之甚少。因此，当有少数人开始进行光复活动时，海门方面反而因相关消息闭塞而显得不知所措，并且迅速发生局势的转换，即时人所谓“海门可传檄而定焉” 。
1911年11月4日，海门本地人茅汇如从上海返乡，议员沈臧寿闻讯后便前去与茅商议海门独立之法。随后，茅携同伴又赴上海，私自刊刻军政分府的大印，又撰写告示，再以10块银元雇一黄包车夫为其充当敢死队。随后，茅即身穿蓝白长衫号衣，两个口袋中塞满报纸，冒充炸弹，又向人借来刀枪若干。茅等人于11月10日跑入海门厅厅署，将大堂上相关物品捣毁。随后又跑进海门厅厅丞梁孝熊房中索取大印，并强迫梁剪去辫子。随后便从梁房中走出，将大印交给沈臧寿，并任命沈为民政长。沈作揖后便悦而从之，并邀集本地士绅喝酒庆祝。席间，沈不慎泄露有关实情，并于稍后逃跑。海门局势陷入暂时停顿。11月11日，海门当地士绅致电通州方面，请其派军队前来维持局势。通州方面仅派来40名老兵，于12日下午到达，并在海门厅厅署进行演说。本地士绅派下8桌酒席以犒赏通州方面所来之士兵，并于次日选举新政权长官。结果，水师提督赵某任司令长、梁孝熊任民政长、周锡绶任司法长、龚世清任财政长。
至此，海门遂告光复。
第七节 动荡曲折的淮安府光复
清末的淮安府下辖山阳、盐城、阜宁、清河、安东、桃源6县，为清代江苏辖地面积最大的府。
一．淮安在近代的衰落与光复中的动荡性
近代淮安的命运与扬州较为相似，都是因运河而处于交通要冲的位置，进而得以因之而兴盛（淮安一度与苏州、杭州、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城市）；亦因运河的衰落而趋于衰落。而淮安的衰落却似乎显得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与其所具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有一定关系。
自古以来，淮安所处的两淮地区即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环境恶劣；作为古代社会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经济显得尤其衰落。淮安的繁荣主要是靠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漕运与河工而带来。由于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政府在淮安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为淮安造就了兴盛的消费市场。但是这兴盛却是靠着政策的强行推动而取得的，缺乏实体经济的强力支撑。淮安的经济结构由此显得颇为畸形，生产部门的不发达与消费部门的过于发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因交通地位而带来的政策优势消失后，苏州、杭州凭借铁路的开通和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根基而保持元气，扬州亦可凭借其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濒临长江的区位而有缓慢发展；而淮安的繁华却是“忽喇喇似大厦倾”一般的归于消失。而长期生活于政府政策荫庇下的民众则难以适应这巨大的变化，形成巨大的依赖心理，使得新生力量难以于此生长，并且要经历与势力强大的旧势力的反复博弈，从而在根源上为淮安光复中的巨大动荡埋下了伏笔。
二．淮安光复之曲折
（一）新军13协清江兵变
作为苏北地区的重要运河城市和漕运中心，清政府曾于淮安设立漕运总督。1905年，漕运总督废，设立江北提督。江北提督下设兵备处、参谋处、教练处谋划一切。清政府编练新军后，原计划在苏北编练新军第7镇，并已经练成第25、26标，总计有步兵6营、炮兵2营以及马匹、辎重、工程部队各1营。但因经费困难，难以完全独立建镇；遂暂时编为第13混成协（因1镇额定兵力为10营，13协已有11营，故名之曰“混成协”），驻扎于清江浦（当时为清河县）的旧黄河河滩。新军采用征兵制，第13协所募士兵多为徐州、宿迁一带富有知识的热血青年；而军官则多出身于保定军校速成科，富有新思想，较易接受革命主张。故而13协内部亦有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担任江北提督的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段祺瑞。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复起用袁世凯。袁发电召段祺瑞一同入京。段为免动摇人心，连夜带马队20余人赴河南彰德与袁世凯会合，而将提督印信交予淮扬海道奭良。奭良为满人，此时年事已高，又乃一介书生，于军事纯属外行；加之段祺瑞乃是秘密离开，奭良于突然中接印，更感无措，故而其对13协之事基本不予过问。
段祺瑞在任内以魏宗翰为13协协统，又合马、炮部队为1标，以妻舅吴光新任标统。段祺瑞那时在北洋军中威望甚高，段去后，新接任之奭良与之相比顿显出无能之势，故而官兵心理产生较大波动。加之魏、吴二人上任未久，威信未立，吴又随段祺瑞而走；故而13协人心浮动，普遍渴求变化发生。
而辎重营中有1队官名叫赵云鹏，乃安徽籍同盟会会员，对清廷政府不满已久。赵与南洋新军第9镇早有联系，曾秘密于13协内策动革命。辎重营营长夏宗涛性格软弱，虽对赵之思想及行为有所耳闻，却不敢过问。第25标掌旗官龚振鹏对赵极表同情，遂与赵相商共同发动起义。
1911年11月4日夜，赵、龚2人先鸣枪、鸣炮示威，随即便率辎重营前队人马进攻清河县城，并攻打淮海扬道署。奭良调来巡访营，会同道署内原有之卫队进行抵抗。赵、龚二人所带兵力太少，久攻道署不克，遂退去。奭良又命陆军参议官蒋雁行派队追击。赵、龚得马队中人吴士芬之保护，终得全身而退，并由东门出城回营。5日，府城城门白天亦予关闭。13协内部则酝酿推举领导人选，一度欲推选第26标标统杨某，然未获成功。
不久，形势开始趋于混乱，有人开始随意放枪。辎重营前队人马遂乘势而起，欲联合左翼2队，并要求各营同时发动，不从者便以枪击之。于是。步兵及马、炮、工程等部队同时相应。5日晚，第26标第1营号目殷学曾吹紧急集结号，各部官兵前往库房领取子弹，举行起义。赵云鹏与龚振鹏率全协2000余人再度攻城。11月6日，起义官兵迫令守城官开城。巡访营早已奉到奭良守城之命令，遂立即登城守卫。13协遂调来巨炮轰击北城门，军械局局长张某亦命人于城上架炮还击。督练公所职员周某对城上人等进行劝说，并邀集城内知名人士及警察，请求清河县县令邵晴江顺应大势，以免使地方上生灵涂炭。邵遂与商董刘寿祺、举人闻漱泉、唐治元等人于上午10时许向义军欢呼，宣布响应革命；并命居民悬挂白旗，迎接起义军进城。奭良则于此前乘乱携家眷逃往临淮关。
清江兵变之发生使得淮安地区的光复局面顿时打开，但亦为其后的曲折动荡埋下了种子。
（二）起义后之动荡与形势之轮转
起义成功后，13协内部却难以找出信仰坚定、威望崇高且有理性思维之领导人。因此，起义军入城后群龙无首，无统一之号令与政策，士兵不免自由行动，反而局势趋于动荡与破坏之中。
本地流氓无赖则乘火打劫，甚至打开监狱，放出囚犯，以发泄极端情绪。出笼之囚犯如下山之野兽一般，四处奔窜、浑水摸鱼、奸淫掳掠。各衙署机构及富裕民众皆遭遇劫难，仅库存银两遭劫者即有26万两之多。城内部分民众亦乘间浑水摸鱼。当时，城内南门的一条街，被人称为“元宝街”；究其原因，乃是“因提督署衙内尚有存积现银，附近居民纷纷窃取” 。更有甚者，提督署卫队在起义军进城之前便已先行下手对提督署的库存银两作大肆抢劫。起义后城内之乱象由此可见一斑。
而起义军中的士兵也是抢得盆满钵满而归。这些士兵大多是“久戍在外，思归心切”者，故而其往往“向钱铺索银，向衣店要衣” ，最后大部分皆腰裹各种沉重包袱而走。有与大部队走散之溃兵，因所背赃物过重而常反为沿途百姓所抢，因之而丧命者亦不在少数。赵云鹏、龚振鹏等人首举义旗，打开光复局面，事发后却不知如何收拾，以致地方局势反而日益糜烂，逐渐失去民众支持。具有正义性的起义亦最终蜕变为带有极大破坏性的兵变。
为了终结起义之后的动荡局面，闻漱泉、王斗符、徐应侯、杨荫南、冯促丹、张薇麓、李更生等清江本地绅商便聚集商议对策。并最终决定成立保安公所，以便联合警察与商团之力量来维持秩序、平定局面。保安公所成立于丰济义仓内，下分3组，都是义务出力，不取报酬。众人认为此种无政府之状态难以持久，便与尚未逃散的江北提督署幕僚及督练公所官员等商议办法，讨论善后方针；最终决定推举都督，成立都督府，以促进大局的稳定。11月12日，绅、商、学、军各界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江北都督府。并由闻漱泉等8人代表，公推原奭良手下的陆军参议官蒋雁行为江北都督。复推杨慕时为民政总长、陶思澄为财政总长、魏宗瀚为参谋总长、原清河县令邵晴江为清河县民政长。又向徐、扬、淮、海四属通报，请其各派代表前来商议江北统一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