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水到渠成的海州光复
海州地处江苏北部边境。清末的海州下辖沭阳、赣榆二县，东部与大海相连。在当时陇海铁路尚未通车的情况下，海州总体上处于交通闭塞、消息不便的状况之中；加之在近代化方面亦较沿江及苏南地区落后，本地新势力不足，因此其在辛亥江苏光复中亦未能领风气之先。在江苏大部分地区纷纷光复，光复潮流不可阻挡的状况之下，海州也最终在此大环境的作用下完成了光复，且其过程也基本未发生大的波折。
一．海州州城之光复
武昌起义及江苏其他地区相继光复的消息传来之后，海州当地的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颇为兴奋。从民族革命的思想认为清政府即将被推翻，汉人将要当家作主。然州城之内管制较严，无人敢于出头发动。而四郊以任鹭洲、吴荣甫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则四处进行起义，打官劫富。此类起义总体属旧式，且参加者大多未受专业军事训练，故而相继失败；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对清政府原有的统治格局形成冲击，促进了变化的最终发生。
而外围地区的变化则更进一步影响着海州的局势。海州知州陈宗雍接到江北都督蒋雁行和山东巡抚孙宝琦打来的2封电报。蒋明确在电报内称其已独立，而孙虽未明确宣称独立，但电文内未写“巡抚”之名，更无常见之“印”字，暗示之意亦为明显。陈宗雍接到电报后，认为事情重大，遂召集本地士绅与教育界人士在城内关帝庙开会，讨论应对之法。在会上，已有独立意图的陈宗雍在读完蒋、陈发来的电报后，便暗示众人道：“我们南面是江北都督蒋雁行的驻地，蒋原是我们的上级，现在他已经独立了。北面和我们接壤的山东，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应该早作决定，否则就要陷于孤立了”。见众人尚无明确表示，陈遂又话里有话地言道：“兄弟也是汉人”。但众人依然认为此事事关重大政治变革，不敢轻易变革。
这时，一位老贡生认为海州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土匪日益猖獗，即将威胁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他认为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谁能为我们剿匪，我们就归向谁” 的具体标准来决定海州下一步的政治选择。众人亦对此意见表示赞同，认为若革命军能帮助海州剿匪，则海州便可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会议最后决定推举陈宗雍暂时维持地方治安，并成立海州自治会，继续观察局势，取稳健之态度。陈宗雍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防御力量。他首先与地方上之绿营兵联络，又与盐防营取得联系，并招募新兵，由梁金标带领，住在陈的知州衙署内，保卫陈自身之安全。
蒋雁行（1875—1941），字宾臣，直隶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毕业。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见习士官。回国后历任北洋将弁学堂、速成学堂提调，保补用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后调任江北军队任职，1911年6月23日任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并赏给陆军正参领衔，旋任陆军第十三混成协协统，同年光复后任江北军政府都督，1912年5月1日免江北都督职，奉命进京，江北军政府撤消，改任总统府军事顾问，1913年7月6日任江北检查使，8月27日署江北护军使。1914年9月10日特任将军府靖威将军，并调任陆军训练总监。1916年2月13日协办南京军务，10月7日任绥远特别区都统，次年7月被迫退职闲居。1926年初任十四省讨逆联军总参谋长，8月12日任安国军政府陆军总长。
然而，一起突发的事件使得局面迅速变化。1911年11月22日下午4时许，驻扎于州城西门外碧霞寺内的盐防营士兵10余人持枪进城，并且随意鸣放。又行进到知州衙署，将大门砸开，放走其中关押的所有罪犯，大街小巷顿时镣铐声不断。陈宗雍所招募的新兵中有对陈迟迟不宣布独立深感不满者，亦乘势将衙署内住宅进行焚烧。陈宗雍只得与家眷躲避于衙署附近的民居内。当日深夜，城内多处住家遭受劫难。如，城西街的永昌恒钱庄及布庄被焚、仁昌布店被劫；东街一金姓人家亦遭劫。次日清晨，东街发现一具身中枪伤之男尸。海州局势趋于混乱。海州自治会亟谋结束此一混乱状态，遂致电江北都督蒋雁行称海州“土匪蜂起，啸聚数千人纵火抢劫，屠戮同胞，惨无人理”，望蒋“速发义师，拯同胞于水火” 。然而海州与清江之间的电报线路已不通，遂不得已而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其转请蒋雁行速速派兵前来稳定局势。
11月24日，蒋雁行派何锋钰部抵达海州，海州地方人士组织民众赴东门欢迎何部前来。随即宣布成立海州军政府，何锋钰兼任民政长，海州宣告光复。
光复之后，地方风气一时间变化颇为明显，参政之风大盛。地方绅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间政党蜂起；而各党所起名称则大多来源于当时流行之词汇（如“共和党”、“自由党”，亦有以“同盟会”命名者）。组党之人中不乏以所组之党为依托，进而从事民初议会政治者。
二．所属各处之光复
海州州城光复之后，所属二县之光复更是顺势而成。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赣榆县爆发了反抗原有清政府统治的农民起义，随即被镇压。1912年2月8日，仲兆据、孟昭远、孙秩坠(青帮首领)、相公烈、赵方烈、傅新怀、刘明杰、唐大顺等人在吴山天齐庙聚集，并于当晚10时率2000余人攻打县城；后在城内清军马步队长柏之焕的策应下破城。赣榆知县曹远明逃往青口外，县衙的三班衙役与相关官员全部被俘虏。起义军以投降的典史杨永太任县长，孟昭元为副县长，并且释放囚犯、放粮赈济、劝业利民。
而曹远明则从海州请来民政长何锋钰，率人马会同青口士绅及地主扩充团练，又组织200余人的敢死队，攻打被起义军占领的县城。海州军政支部长王佐良又从山东请来沂防营助阵。何锋钰率敢死队用煤油烧毁西城门，又通过挖地道攻进城内。相持数日后，起义军与何锋钰谈判，并且撤出县城。起义军撤出后，途中遭遇截击，孙秩坠、唐大顺战死，孟昭远被王佐良俘获并斩首，仲兆据逃往沭阳县烂泥塘。
何锋钰等入城后捉拿青帮分子，并于3天后回海州，王佐良担任了赣榆首任民政长，赣榆之光复基本完成，海州之光复亦基本告终。
而海州州城的光复也意味着江苏地区的光复的基本完成，原江宁与徐州府的光复则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九节 血战而得的南京光复
一．南京地位与光复前之局势
清末的南京是当时江宁府驻地，下辖江宁、上元、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7县。“江苏”之名即是合“江宁”之“江”字与“苏州”之“苏”字而成，于此可见南京于江苏之重要地位。而当时，江苏省治在苏州，南京则为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的两江总督署的所在地，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从地理形势上说，南京北临长江天险、东面钟山，如同虎踞龙蟠，加之天堡城等城垣屏障，使南京成为扼守皖、苏、沪交通之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辛亥的江苏光复来说，只有克服南京，才可最终扫荡清廷在东南的政治巢穴，并将江、浙、沪、皖已有的光复区连为一片。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南京在政治、地理形势等方面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清廷亦在此苦心经营，将最精干的力量悉布置于此，以求确保南京的绝对巩固，并且在危急时刻起到稳定局势，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具体说来，这种悉心布置主要体现于军事和人事方面。
军事方面，清廷当时于南京部署远超他处的重兵。主要有张勋所统率的江防营20营约6000人，王有宏所统之缉私队10营约3000人，赵会鹏所统巡访营5营约1500人，徐州镇胡令宣所统之兵约2000人；两江总督行辕卫队约2000人，铁良新编练之驻防旗兵约3000人，新招募之饥民组成之10营约2500人。清廷在兵力配置上如此布置可谓煞费苦心。
一方面，上述军队来源各异、成分复杂。有专业的战斗部队，也有非专业从事战斗的缉私队、总督卫队、有长期经受专门化训练的职业军人，也有临时招募的饥民；有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旧军，也有在清末新政中得到大发展的新军；有长期驻防本地之兵，也有从徐州抽调的外来部队；甚至在军队的民族成分上也是有满有汉。这样的安排使得南京驻军在思想倾向、民族性格、战术素养、地域观念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埋下了彼此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种子，从而起到互相牵制，不使其联合反叛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虽然上述军队的组成情况极其复杂，但是却又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安排。上述7支军队共约2万人，但是由张勋总节制的江防营、缉私营、巡访营以及由铁良编练的旗兵合计约18000人，远超其他各部，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清廷希望借此又使得效忠于自己的核心军队牢牢掌控住南京的局面。
从行政官员上看，时任两江总督的是张人骏。张乃直隶人氏，其能够赴南京任职，本是因同为直隶人的张之洞、鹿传霖、徐世昌入主军机的结果。张、鹿、徐为了让其势力渗入各省，曾安排同乡人士赴各省要害部门任职。宣统帝即位后，张之洞、鹿传霖相继逝世，而作为袁世凯心腹的徐世昌亦因袁遭摄政王载沣打压而不得志。张人骏因而产生失去靠山之感，加之自己年过七旬，因而渐生去意；武昌起义后更是只求自保。而从军事官员上看，担任江宁将军的铁良和江防营会办的张勋都是清廷的拥护者。其中，铁良为满人，在光绪末年曾任陆军部尚书兼军机大臣，为慈禧所赏识。慈禧死后，铁良亦失势，被外放至南京任将军。但其雄心不减，到南京后积极编练旗营兵力；并且在江宁将军衙门设立旗民生计所和旗民习艺处，经营八卦洲土地，努力维持旗民生计，成为清廷在南京维系统治的重要支柱。
而张勋则是江西奉新人，于1896年通过上海艺人周凤林结识北京艺人王蕙芳，又通过王蕙芳结交太监总管李莲英和庆亲王奕匡，因而得以被提升为四川松潘镇总兵。1900年庚子国变，张勋因护驾有功而被升为固原提督。1908年又谋得江防营会办的差使并调任江南提督。从此，其便欲在南京谋求更大发展。武昌起义后，张勋认为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决定在南京凭借江防营进行抵抗，以求为今后的进阶提供条件。此外，张勋虽亦属北洋系中人，但是却并非于袁世凯一同起于小站的“正宗”北洋中人，因而其也往往不完全随整个北洋集团同进退。当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有意通过与革命党人和谈和谋求更大利益时，张勋却依旧视革命党人作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综上所述，虽然此时清廷在南京的行政力量有所不足，但是控制军队的铁良和张勋却是对清廷效忠的。加之军队本身所具有的暴力性和对时局巨大的影响力，因而铁良与张勋一度还曾欲利用手中的兵权觊觎张人骏之位，从而将军事于行政集于一身。而在铁良手下的统带李廷玉离职而去后，感到势力大为削弱的铁良则与张人骏修好，作共同进退。由此便使得南京实施光复的困难程度大大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