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晚年曾说: “练兵一事,鄙人心性命之学。” (《电梁盐道》,《张文襄公全集》卷188,电牍67,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盖痛干国力危弱,无日不以整军经武为念也。”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第116页。)因此,张之洞非常重视近代军队建设,并成为中国近代化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节 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清朝原有的正规军队是八旗和绿营。八旗是由旗人组成的军队,绿营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腐败落后的八旗、绿营无法抵抗太平军的进攻,于是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湘军、淮军。
19世纪60年代初,湘军、淮军开始使用新式武器,配备洋枪炮。由于湘军、淮军系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招募而来,粮饷自筹,兵以将领为中心,军队归私人所有,这种临时招募的非正规军队当时称为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湘军旧部基本上被裁减,左宗棠所部湘系防军因在西北作战,没有裁减。经左宗棠等奏请,清廷将湘军、淮军变成了国家的正式军队。从此较大的城镇和战略要地,多由勇营防守。各省的勇营也留防各省,所以又有“防军”之称。
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还在直隶绿营兵中挑选了部分士兵,依据湘、淮军营制,配备新式武器,加强训练,称为“练军”。在清政府编练新式陆军之前,清朝军队的军制极为复杂,既有八旗、绿营,又有湘军、淮军、防军、练军,全国没有统一的军制。
在军队建制方面,虽然采用了部分西式武器和操典,但军队建制仍维持勇营和绿营的组织形式,以营为单位,每营约300—500人,各营互不统属,作战时临时组合。在武器配备方面,也十分杂乱,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新式武器来自各国或各省军工厂自造,种类和规格极不统一。同时,这些军队派系林立,军风腐败,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早在清流派时期,张之洞对洋务派提出的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深表赞同,希望多购外国战舰;并向朝廷建议“仿制德国新式,增强炮台”,购买西方的军事名著《防海新论》,翻译后“分发诸将细心讲求?以求实效”。(《张文襄公全集》卷2,奏议2,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后,发现传统军制存在种种弊端,非改革不敷时用。他在《筹改营制折》中论道:“绿营积弊无可挽回,勇营、饷营、章营制均胜绿兵,而其兵在随将领为去留,不与地方相维系,且不习风土,亦往往有迁地弗良之时……拟将通省绿兵减额加饷,一律改为练军,大率参制兵勇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散为整,化板为活。” (《筹改雷制折并单》,《张文曩公全集》卷8,要议8,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张之洞将晋省裁改兵制应议事宜分列十二条,即改定营名、修建营房、分防移调、练习火器、出省加饷、统领公费、长夫限制、支食廉俸、分设汛弁、变通借补、改铸印信、暂留守兵。根据这个设想,张之洞便着手筹办山西练军,继而筹议山西主兵,他在奏章中说:“今次缴商路日开,西陲藩篱未固,海防边防皆不可缓,……臣意欲办山西练军,以备他日推广,不独为巡缉计,亦不独为一省计。” (《张文襄公全集》卷2,奏议2,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 (《密陈北军应练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6,奏议6)
张之洞筹编山西练军,标志其军制改革思想与实践的开始。
经过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检验,张之洞感到旧式军队很难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需要,急需编练一支适应近代化战争的新式军队。
在1895年,他总结旧军制有七大积弊:“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 (《清史稿》,志114,兵10,第4129—4130页。)
张之洞认为,只有仿行东西洋各国,裁撤旧营,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被动挨打局面。当然,旧式军队的裁撤,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之洞建议朝廷分年裁撤,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1/20,20年裁完。他率先在湖北推行裁汰旧军之举。
1897年,奏请将马战守兵7715名,分为五年裁减完毕,以“裁整不裁散,裁兵不裁官,为人手之方法” (张继熙:《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4页。)稳妥地解决裁旧问题。同年7月,张之洞根据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并将“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列为第一、二条。
在暂署两江总督任内,张之洞编制新式陆军“自强军”,自强军的编制全部仿照德国军制,聘德国人来春石泰等35人担任教练和营哨指挥官。
自强军编制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共十三营。其建制为步兵每营250人,分五哨;炮兵每营200人,分四哨;马队每营180人,分三哨;工程营100人。各营还配备有医官、枪匠、兽医等后勤保障人员。
自强军是一支包括步兵、炮兵、骑兵三个基本兵种和一个工程兵的部队,不仅仿照德国陆军的操典、训练、战术和使用欧洲陆军常用的后备枪炮,而且突破了清朝军队以营为最大单位,不分兵种、各营互不统属的旧军制。自强军练成后,与旧式军队相比,确实有了新的变化。梁启超在《记自强军》一文作了如下描述:“所闻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首赞叹,百吻一语日: ‘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自强军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陆军,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所谓“北洋则有新建军,南洋则有自强军是为创练新军之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因此,自强军成为各地编练新式陆军的楷模。
1896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规模编练新军。经过十年经营,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称为“湖北新军”。据1907年统计,第八镇有官700员,镇统张彪,兵1·05万名;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280名,协统黎元洪,兵46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