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中国军械生产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优劣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对此，经过中法战争考验的张之洞深有体会。他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取得镇南关大捷，除了士兵怀有勇敢杀敌的勇气外，士兵装备的后膛快枪快炮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福建水师惨败，主要原因是“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结果法国海军掌握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
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既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又严格军队训练，尤其对新式武器演练、操作更加重视。1885年，他制定海防操练章程，规定各营均须精炼卧枪、过山炮、洋式火箭，并掌握安放水雷，修筑炮台，驾设行军电线技术。
1886年，张之洞亲自勘察位于长江防御要冲的田家镇，于南北两岸建明暗炮台十四座，安装德制克虏伯大炮，这种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其测量演练断非数月所能纯熟，不惟勇于娴此者不多，即将弁中通晓炮法台式者亦实罕觏”。针对这种状况，张之洞下令“各台专设台官，各炮专设炮务，各有专司，勤加练习”，炮台官兵不准派当杂差，不得随意调动，更换，促其精心演练，以利守备。而对训练敷衍塞责者，张之洞给予严肃处理。
1903年，张之洞亲临寰泰兵轮视察，检阅该轮实习的水师学堂学生成绩。但见“演放火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安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演行船撞船诸事则只空比手法，船身并不运动，种种直同儿戏”，张之洞看到这种情形，大为震怒，“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特参管带练船参将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9，奏议59，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随即奏请将该轮管驾官兼正教习何心川革职，并宣布这批学生不准毕业，以示惩戒。张之洞建立军火企业，自制器械，装备部队，同时，加强军队训练，使我国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张之洞这些做法与措施，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节 重视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官兵地位
先进武器固然是近代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武器终归要靠人来掌握。提高军队官兵的文化、军事素质，始终是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张之洞认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设立武备学堂折》，见死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22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他还说：“练兵比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西国军制，兵则期满遣归，各理旧业；将则戎行永隶，学有专长。故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才为首务”。（《张文襄公全集》卷100，公牍15，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为了培养本国的军事人才，张之洞先后在广州、江宁和湖北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学堂。在督粤期间，他在编练水师时，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在暂署两江总督期间，在创建“江南自强军”时，开办武备学堂、武普通中学堂、储军小学堂、将弁学堂。在督鄂期间，在编练湖北新军之时，张之洞建立湖北武备学堂。这些军事学堂为我国近代军队建设输送了不少的军事指挥人才。
张之洞除重视国内军事学堂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外，还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军事技术。1898年，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陆军士官生30名，委托日本陆军省派往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备教育。1903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成立，并承担了中国留日陆军士官生预备教育的职能。预备教育后，留日陆军士官生才能进入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在留日士官生中占很大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39人，湖北占11人；第二期25人，湖北占到17人。这些湖北留日士官生学成归国后，受到张之洞的重用，不仅充任湖北新军军官，而且派赴许多省充任新军高中级军官。在创办军事学堂培育军事人才过程中，张之洞认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60页。）
日本士官学校
张之洞根据东西洋各国军校体制，开设一系列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课程。如江宁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五人任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画、算术、营垒、桥路等课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军械学、算学、各国战史等科目。学生除在讲堂研习之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实际操练。这种把军事理论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军事素质。在注重培训合乎近代战争要求的新式军官的同时，张之洞十分强调士兵的身体和文化素质。他说：“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张文襄公全集》卷70，奏议70，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他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中提出：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制，寓征于募，选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之艺，自足资生，并非待勇粮为生计者入伍，凡刁滑流痞之徒，一概拒收。为了适应严格军事训练的要求，又规定新兵年龄限制在18—24岁之间，并且必须经过西医严格体检，合格者才予以录取。与此同时，张之洞格外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这样有利于士兵掌握近代军事技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亲手制定湖北练兵要义，其第一条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奉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7，奏议57，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在张之洞这一思想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全国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1905年，在湖北黄陂募兵96人，其中竞有廪生12人，秀才24人。张之洞还独辟蹊径，在湖北推行“学兵制”，选派士兵人陆军小学堂学习，在练兵之中学习，在学习之中练兵，大大提高士兵的军事理论素质和作战能力。同时，张之洞还选调武备学堂优等生教习各营，兼充哨官，挂职锻炼。“军营向例，哨官带兵而无教练之责，教习教练而无统带之权，至是合而为一”。（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这些措施在全面提高士兵文化、军事素质方面都收到显著成效。
为了吸引有志青年入伍，稳定军心，张之洞十分重视改善官兵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他提出“恤兵之善有四”：一、饷厚；二、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以防克扣；三、并不自爨，官为供备；四、阵亡者恤其家终身。（《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60页。）江南自强军士兵饷银每月五元，官弁递加，且饭食衣履费用在外。湖北新军士兵饷银又提高至每月六元，这在当时属于十分优厚的待遇。为了增强士兵的职业荣誉感，破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张之洞主张仿效西方各国，崇尚武功，使“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 （《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60页。）
他拟定的湖北常备军制规定，入伍之兵三年期满退伍，届时考校其成绩，分头二三等，由督抚亲临该营，颁发奖励，“飨以羊酒，以花红鼓吹送出营门。返归故里，本乡绅董以鼓吹爆竹迎接”，“概免杂项差徭，非犯有实在案情，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待以武生之礼”。（《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张文襄公全集》卷62，奏议62，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尽管这些提高士兵社会地位的规定未能全部落实，但其对于军队建设的积极意义，确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