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英），1936年生，耶鲁大学毕业。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历史学者，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有代表作《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改变中国》《太平天国》《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等。
清廷的立宪
1860—1905年，朝廷与各省督抚无不试图汲取中国所需的各项西方科技：大炮、船舰、电报、新式学堂、工厂、商会和国际法虽然焦点时有移转，但目标总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在义和拳运动之后，清廷很自然地开始采撷宪政体制的元素，因为这一体制似乎正是西方强盛的核心所在。
在1850年代，像徐继畲这类士大夫就特别赞赏美国国会与总统制度的弹性与公开性，而且清廷初次派遣的留学团也是前往美国学习。其他学者则推崇法国大革命体现的政治理念，艳羡19世纪法国国势的急遽扩展。但对皇权来说，实施共和政体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不合清廷胃口，于是他们转而认真考察既能强化国家能力又能延续国祚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当时仍是世界上头等的工业与军事强权，也是君主立宪制的绝佳标杆；德国亦是靠这一政体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有力证明；而第三个例子，也是最令人侧目的典范，就是日本。这种结合皇权与议会制度的体系建立还不到三十载日本就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工业、军事、海军以及土地所有制。
而最令人刮目相看的例证，便是日本于1894年以及1904、1905年的两次战役中，先后击溃了中、俄两国。1905年，慈禧太后首先跨出了立宪改革的第一步：她责成五位亲王、大臣——三位满人、两位汉人组成研议小组，赴日、美、英、法、德、俄、意等国考察政府体制。某些激进的大汉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个考察活动有可能会巩固清朝政权，更不利于推翻其统治，于是便图谋采取恐怖手段，阻挠清廷的变法新举动。
9月，一位年轻的革命学生（吴樾）曾想在出洋考察团离京启行时，炸毁其乘坐的火车，但途中临时生变，这名暗杀未果的刺客亦被炸死。不过这次暗杀行为还是造成了两名大臣负伤，并使出洋考察被迫延期，直到四个月之后，朝廷才找到合适的替补人选。
重组后的考察团取道日本，于1906年1月抵达美国华盛顿，然后前往欧洲，并在那里停留到这年春天。返华之后，他们向慈禧太后建议实行某种形式的宪政改革，而日本就是最可行的典范，因为日本皇族依然维持着统治权。
1906年11月，慈禧太后颁布谕令，承诺预备立宪，重组传统六部并增设新的官僚机关，制衡各省总督权限，召集成立国会，改革中国行政结构。此时距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难产不过八载，然而国家面临存亡绝续危机之实已如此显见，朝中满汉大臣普遍不得不接受慈禧太后的决议。
其实，早在朝廷还没通过改革中央政府体制架构的决议前，已有不少官员开始重新评估地方政府的性质及其对百姓的开放度。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就曾建议重整地方保安的“保甲”制度，慎选当地人士担当职司，使保甲制成为沟通各乡镇、村庄的地方政府行政网络。如此一来，便可建立比县更小的行政单位，方便民众参与地方行政管理以及财政规划。赵尔巽的改革提案还包括设置女子学堂、成立城市警察体系，还特别要将地方社群组织如寺庙、宗族团体的基金，转作改革地方政府与兴办教育之用。
赵尔巽深刻体认到，地方结构改革才是根本之道，因为县令多埋头于没完没了的文牍工作，但山西多数官员却因循苟且，不知创新。在贫穷偏远之地，这类官员更是安于现状，故步自封。刚刚成立的政务处正式公布了这些改革尝试，并于1905年发布谕令，厘定县级以下的行政官制在这类改革措施实行过程中，某些问题凸显出来，说明了“初始民主”( protodemocratic)是多么脆弱，仓促之间建立民主制度又是多么困难。
濡染儒家思想的精英，无论在朝为官，身为地主，或经商（有些家族同时兼有上述三种身份），在乡村与城市皆享有先天优势。通过各种建制，如官僚层级、县府衙门、科举制度、保甲制度及农村税制，这些人的权力早已牢不可破。但宪政改革并不必然会将精英的权力连根拔除，假使能顺势改变，控制政府的新架构，他们甚至还能继续维系、扩大自已的权力。
“回避原则”就是这类问题中的一例，根据惯例，清朝官吏不得在自己的家乡省份任官，以避免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但若按山西巡抚的提案，就得由当地人士出任地方官职，那么他们就可能在当地巩固、滥用权力。改革政策模糊性的另一个例证是1905年科考制度的废除。就某种意义而言，取消科考让社会各阶层与各行各业杰出之土拥有更多的机会，但实际上，无论新式学堂是位于国内或海外，基本上都只有传统精英分子的子弟才有财力或志向入学就读，如此一来，立宪改革中关于投票或任职需要有较高教育水平的规定，事实上强化了少数地方富室的优势。
天津在晚清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国际化中心，还是中国现代化军事与海军学堂的大本营，当地改革派巡抚袁世凯走的是另一条改革之路。与山西改革人士不同的是，袁世凯计划完全摒弃保甲制度转而筹建警力，在人事甄选、教育训练与薪资发放方面皆仿效西方建制，以强化地方控制。袁世凯与手下在领会清廷有关地方政府改革的谕令时，也受到了日本模式的影响，他们很快便设立了自治局，研拟在地方行政架构中组织有限代议制的可行性。设置该局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要增强已涌现的城市选民的影响力，而非强化本就盘根错节的农村土绅权力。
袁世凯的一位顾问就认为：“西方学者曾谓文明的潮流是由东向西。现在，它是自西往东。我们可以预见自此几年之后，独裁专制国家将不复存在。”他提出的办法便是举办县级以下议会的选举。虽然对袁世凯而言，这个改革步子迈得有点快，但他仍在1906年下令成立地方的“自治研究所”，方便北方各城市市民在这里学习了解即将到来的改革。1907年，袁世凯批准举行天津县议事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