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起，清廷开始重整武装力量，组建所谓“新军”。与铁路问题一样，朝廷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规范与控制新军。于是，全国各省的新军在北京“练兵处”直接控制下，被编练成三十六“镇”，每一镇的兵力预计编有一万二千五百员，这样，朝廷就可直接统帅四十五万新军。到1906年，清廷又重建陆军部(兵部)，置尚书一人，左右侍郎两人，均由满人出任。1907年，又设置军咨处，亦由满人领导。同年，最有权势的两位汉人总督袁世凯与张之洞，被调至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名义上是擢升，实则为黜免军权。朝廷显然想通过此举，表明至高大权仍由北京的满人掌握，并未旁落至各省的汉人督抚。
许多层面上，清廷重新编练新军颇富成效。在新的体系下，新军被派驻防全国战略要地，甚至传统上由八旗兵驻守的城市，不过这些城市中的八旗兵已经逐步失势。1910—1911年间，清军颇有斩获，特别是在西藏的几次战役中，表现尤其令人刮目相看。当时西藏亲王亟思独立，而且英国在北印度进行战略部署，清廷对西藏的影响力日益衰退。但被派至此地的清兵仍然克服了崎岖地形、后勤补给与交通运输带来的问题，最终攻克藏东，并在当地设置新的行省——西康省。清军还克复拉萨，剥夺了几位桀骜不驯的亲王的尊衔，在几个“镇”的驻防之下，迫使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清军甚至推进至尼泊尔、不丹、锡金边界，警告英国勿图谋此一地区。对少数满洲王公贵族而言，西藏的军事成果无疑是18世纪乾隆盛世的薪火重燃。
然而，清朝的军事制度中仍有许多问题。军队指挥系统依旧四分五裂，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北洋军队，队中不乏效忠袁世凯个人的军事将领。为了翦除袁世凯的势力，清廷唯一的对策便是在1909年以其身体抱恙为借口解除了他的职位，这让袁世凯十分耿耿于怀，也让效忠他的高阶将领萌生二心。新军有许多人是在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之后转投军旅的，而军队似乎也为他们晋身上流社会提供了一条快捷稳定的新渠道。这类多半野心勃勃又汲汲营营的人士，积极介人咨议局鼓动的风潮。同时，新军已被效忠流亡海外的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会党成员所渗透。
随着新军的土兵与军官开始接受新式训练课程，穿上了卡其布制服，使用起欧洲与日本军队拥有的那类现代化装备，他们越发感觉到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众多积习竞是如此荒谬。例如，过去中国人打躬作揖的问候方式，在军中开始被简洁有力的军礼取代。其中最富象征意义的是，摄政王多尔衮在1645年强迫汉人剃发留辫，以示效忠与臣服，但这种发式在现代战斗中却显得十分滑稽。过去将辫子盘卷在帽下的士兵，现在纷纷剪掉了辫子。1850年代，太平天国的兵勇曾剪掉辫子以示反抗朝廷之志。到了1910年，清廷虽民族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1905―1911年间，当清廷缓缓朝立宪改革方向迈进，并试图强化对新军与铁路的控制时，国内的异议声有增无减。尝到新机会的种种好处之后，各省咨议局的代表、海外留学生、女性、商人、城市工人与新军士兵，都起而向地方政府与朝廷施压，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方式来响应改革呼声。朝廷无力响应各种要求，激起了更尖锐的批判。在一片批判浪潮中，新观念开始萌生，人们开始视中国为个国家，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可改造中国。
满人现在举步维艰。随着八旗军逐步被裁减或转任文职，计划中的新军羽翼未丰，也尚未全归中央节制，清廷明显缺乏驾驭全国的军事力量。每一次改革创新―学校、公共事业项目、驻外单位的设置花费都令人咋舌。陆军部于1910年年底首次详拟了份预算，估计扩张军备将使次年军费支出高达一亿九百万两白银（这笔庞大的预算还没包括海军军费支出），其中有五千四百万两流入新军单位。1911年，单是军事支出的项目就占去了全国财政预算亿三千八百万两中的35%，而总预算也比1910年的赤字预算高出四千万两。于北京召开的资政院会议，决定削减三千万两军事预算。
即使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依然居高不下，不得不靠增加农业税收来弥补，这些增税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对茶、酒、盐与烟草征税，提高过境税与关税，并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登记课征特别税清廷的加税决定令全国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是在取缔吸食鸦片这类正义举措上，也招致了诸多问题。不过，这次的反对者不再是英国人，而是种植鸦片的中国农民，他们在罂粟田的辛苦耕耘就这样付诸流水，当然怒不自胜。19世纪初，中国境内的鸦片产地仅限于云南、贵州，但到了20世纪，国产鸦片已经完全取代英国货，成了四川、陕西与沿海省份浙江、福建的大宗买卖。清廷取缔鸦片的政策引发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弹声浪，无论是销售者、运输者、烟馆经营者与雇员，还是成千上万的染上鸦片烟瘾的人——其中有许多人出身豪门都极为不满。好像这些问题还不够似的，气候异象趁机来助长反清之势。1910-1911年间，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下起滂沱大雨，酿成严重的水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河底，引发米价飙涨，哀鸿遍野，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大城市寻求赈济。
不过，除了条约口岸与租界区之外，国家权力在境内仍然强大，反对的政治势力依旧难以出现。因此，在1905年后的几年间，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政治批判均源自自愿出走或被迫流亡海外的华人。
其中，能对清朝进行具体批判并有自己一套政治计划的，有追随康有为步伐的君主立宪派、受梁启超启迪的民族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各式团体，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这些批判者中，康有为本是经学家，又曾中进士第(1895年)，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为光绪皇帝献计献策，所以他也最受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一直到1911年，他都还在呼吁朝廷改革政府，让中国走向现代化，以便能仿效日本的改革，富国强兵，抵御列强的巧取豪夺。康有为组织了各式团体来宣扬他的理念，其中以保皇会和宪政会最为重要。然而，随着反清情绪日趋强烈，即使在他的支持者眼中，康有为的立场也不再合常理，以致许多赞助者开始质疑他们献金的流向。康有为在个人生活上挥霍无度，不善理财，又性喜旅游，常有一年轻女伴相随。他曾一度定居巴黎（还乘坐热气球鸟瞰该城），并买下瑞典海岸的一座小岛作为避暑之地。
他的投资同样反复无常，把资金大笔投入到墨西哥投机风险事业中，终因墨西哥革命而血本无归。康有为以典雅的文言文书写的政治著作，在20世纪开始显得不合时宜。在最富远见的论著里，康有为揣测过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以泯除所有民族主义争端，还设想了一个综理人类从生到死的福利国家。“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康有为言道，“如气之无不相周矣。”在消除性别歧视方面，康有为主张在政治集会上男女衣着无异，并建议以每年订立“交好之约”取代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立约双方均有权决定是否续约，此一交好之约同样适用于两男或两女之间。但这些预见性的言论大都是手稿，所以当时没有多少人能一窥康有为思想之全豹。
康有为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是广州人梁启超，曾与康有为参加1895年的进士科考。梁启超不似康有为那般热切拥护光绪皇帝或清朝皇族，他探索过更多的政治选择。他一度被激进观点吸引，欲以自由的药石针砭中国腐化与堕落的痼疾。但梁启超没有选择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道路，认为“法兰西自一七九三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一八七〇年始获飨焉。而所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后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
梁启超同样忧虑中国百姓尚未准备好承担民主的责任。在目睹美国唐人街的生活后，他的悲观思想变得更强烈了：在他看来，唐人街的华人各自为政，生性怯懦，社会条件也极差。梁启超开始在公开集会上发表生动的演说，在各类报纸上（有些是他主管的）以感情丰沛的笔锋，鼓吹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在强势的民族领袖领导之下，促使每一个人，包括女性在内，成为有教养的市民。
他写道，为了实现这种积极团结的市民社群理想，中国应该暂时忘却世界上还有卢梭们或华盛顿们，而是需要斯巴达领袖来古格士( Lycurgus)或是英国人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这类人“雷厉风行，以铁以火”扭转积弱不振的颓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