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灭亡
1911年10月9日，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市发生了一起意外爆炸，触发了一系列事件，最后导致国祚两个半世纪的清朝政权倾覆。不过，若非立宪主义、铁路、军队、满人权力与列强人侵等问题引发全国动荡，这次爆炸事件或许就只是一次孤立事件，很快便会被人遗忘。
至少从1904年起，几个激进的中国青年团体—其中不少人都在日本生活过，有些还和同盟会有关联—便开始在汉口和邻近的武昌市播撒革命火种。这两座城市与另一座关联的城市汉阳，不但有大批工人与长江船夫，还有现代学堂、新军组织以及清朝政府官吏，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使武汉三镇成为政治与社会实验的理想场所。革命党人的长远目标是推翻清朝政权，“复国仇”“兴中华”。
短期策略则是渗透进新军，协调各秘密会党主要分支机构成员在当地的政治行动。革命党人渗透各组织、吸收新会员时，均是打着文学社或共进会之类团体的名义，在其绵密网络的掩护下，举行小型会议，与潜在新会员接洽。若有个别会社遭到地方官吏的调查，革命党人便立即解散该会社，再到他处以别的名称另起炉灶。迄至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中已有五千到六千人被武汉三镇各式会社吸收，约占所有兵力总数的三分之一。
10月9日的爆炸事件，是由一群正在汉口俄国租界区制造炸弹的革命党人引发的。如同之前上海的反清煽动者一样，他们了解到外国帝国主义的规定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躲避清廷巡警，但这次爆炸的威力却引来了俄租界区官员的调查。正当受伤最严重的谋反者（孙武）被自己的同志送往医院时，得到俄国人通风报信的清廷突击检査了党总部，发现另外三名革命党人并立即斩首，缴获了士兵与其他革命会党人士的名册。革命党人意识到，若不能够马上起事，组织将会曝光，更多的革命党人也将因此丧命。
10月10日清早，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率先打响起义第一枪，占领了军械所。城外的辎重队与炮兵营随即加入起义，并对武昌的要塞发动了成功袭击。当天晚些时候，又有三支新军队伍前来支援，加入举事行列。在试图召集效忠军队扼守总督衙门无果之后，湖广总督满人瑞澄与汉人“统制”（张彪）落荒逃离武昌城。10月11日，革命党人又在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成功发动起义，并偕同第一营占领了汉阳的兵工厂与钢铁厂。10月12日，汉口的军队亦揭竿而起。
现在，找到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出面担起指挥武汉起义军与领导革命运动的大任，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由于孙中山此时人在海外，武汉三镇地区又没有同盟会的资深成员，其他地方上革命会党干部也不能胜任，所以起义军便提议由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但被其婉拒。随后，深得人心的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黎元洪本人虽不是革命党人（最初他是在枪口威胁下才勉强接受这个职位的），但似乎是合适人选，因为他不但颇得军心，与咨议局的代表关系不错（同意在他的“政府”内任职），还曾积极参与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同时又熟谙英语，有能力安抚武汉的大批外国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清廷积极部署，命陆军大臣荫昌协调组织北洋军队两镇的兵力清剿武汉。同时，满人又忍气吞声地去请他们在1910年逼迫“退休”的袁世凯重新出山，认为他长期领导北洋军队，与众多高级将领又私交甚密，必能将这些军队拉拢到清朝身后，平定南方局势。但袁世凯十分精明，一直等到酌清局势走向后，才接受督师的任命。
但局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已非任何个人或政治团体所能控制。1911年10月22日，陕西与湖南两省新军起义，大批满人遭到屠戮，忠于朝廷的长沙将领被杀。两省的咨议局领导人议员纷纷表态支持革命。在10月最后一周内，又有三个省份举起反清的大旗。在山西太原，巡抚与其眷属被杀，咨议局加入新军兵变；在江西省，商人学生、教师联合议员与军官，宣告脱离清廷独立；远在西南的云南，武备学堂的教官也发动起义，联合新军攻击效忠朝廷的军队。
自19世纪末以来，关于铁路军事意义的争论便一直甚嚣尘上。而现在，战争双方却皆已明白领略了铁路的军事价值。正当清廷利用京汉铁路火速运送部队南下，镇压武汉起义军时，山西的起义军也向东顺太原铁路支线，切断了清军补给线。10月底，一位北方统制(张绍曾)断然拒绝了清廷命他率军经由铁路南下的命令，反而联合其他将领向清廷发出十二条立宪要求的电文。其中较重要者有：在年内召集国会，起草宪法，选出内阁总理大臣并由皇帝敕命，剥夺皇帝“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权，特赦所有“国事犯”，皇族不得任国务大臣，媾和等国际条约先由国会议决，再以君主名义缔结。
清廷在一周内接受了大部分条件。11月11日，也就是在北京的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国内阁总理大臣三天后，清廷发布谕旨，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接受这项任命后，即刻组织内阁，安插众多党羽出任重要阁臣职位。
显然，这样的政治走势是要将中国推向一个由满人引导、近似康有为等人提倡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而非孙中山与同盟会革命党人要求的共和体制。不过，孙中山的支持者虽众，但在中国并未掌握统一的军事力量，况且1911年年底一系列事件发生期间，孙中山正在美国筹募资金。前往堪萨斯市( Kansas City)途中，他才在一份丹佛市( Denver)的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孙中山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让欧洲各国承诺在即将爆发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于是便在返华之前先后到伦敦、巴黎与当地政府协商。这次，孙中山取得了重大政治成果，成功说服英国政府不再贷款给清政府。
整个11月，袁世凯采取了微妙的平衡策略，凭借着对北洋军队的影响力为后盾，对满人与革命党人双方施加影响。历经激战后，清廷的军队再度占领汉口与汉阳两市(但并未克复长江南岸的武昌)，但相较于各省相继通电宣告附从革命党人，这样的战果难以让朝廷感到心安。出乎所料的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在民众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于是同盟会各领导人便因势利导，大力扩展组织规模，明确目标，在三个省份的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江苏(1l月3日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四川(11月22日)、山东(12月12日)。在其余地区，同盟会则是反清运动广泛阵线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的领导人大都出自新军、咨议局，也有部分是绅商出身。
经过数周战况惨烈的战役后，12月初，满人与效忠朝廷的军队在南京大败，清廷的威信更加一蹶不振。14世纪的南京曾是中国国都，此后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象征地位。这次南京城的陷落，让中国人忆起1645年福王军队的失败，以及1853年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因此，南京城的“光复”为同盟会巩固自身地位奠定了真正的全国性基础。
事已至此，五岁幼帝溥仪的“兼祧母后”(隆裕太后)不得不岀面斡旋，促使监国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任命袁世凯接任内阁总理大臣，幼帝仅保留接受觐见或出席国家活动的职能。但对许多人而言，这恍如回到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所以难以接受这一妥协。
1911年圣诞节当天，自法国循海路归国的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聚南京召开会议，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示对其领导地位以及同盟会影响的尊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正式宣告新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之后改采西历纪年，以七日为一周，不再使用以十日为一旬的传统阴历纪年方式。就在元旦当天，孙中山电传袁世凯，坦承自身军权根基薄弱，而“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因此自己只能义不容辞，暂时接受大总统之职，但“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
这下，中国陷入了既有共和国总统又有满人皇帝的僵局，亟须找办法解围。1912年1月晚些时候，一连串的暗杀事件差点夺取了袁世凯与若干满洲亲贵、将军的性命，使得保守派满人和雄心勃勃的汉人政治家间的冲突更趋白热化。是月月底，满人中最坚定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军谘府”的军谘使良弼被炸身亡，他曾致力于把禁卫军训练成一支满人的军事劲旅。
对清廷政权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12年1月底。当时，四十四名北洋军将领联名致电北京内阁，敦促成立共和政体。此时一群强硬的满族亲王撤退至东北，图谋协调兵力进行抵抗，而隆裕太后与僚臣则在仓皇之中和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将领进行协商，以期找到解决办法，保证皇族人身安全及一定程度上的财产安全。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决定，同意“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此外临时政府还同意每年还给皇室拨付岁用四百万元，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一切谈妥之后，1912年2月12日，朝廷下诏宣布溥仪退位。不过，清帝并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地位，而是在简短的退位诏书中全权委任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同盟会及华中、华南其他反帝势力联合建立统一政体。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戛然而止了，而几无任何自治技巧与制度经验的中国百姓，也在一个充满戒备和危险的世界中，迎来了设计自己未来的机会。
（史景迁著，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 1600-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