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梁启超并未宽恕克伦威尔的弑君行径，而是继续颂扬君主立宪的美德，期待这个制度能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他将意大利19世纪的统一运动视为中国的学习榜样：意大利的军事英雄、立宪倡导者和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联合起来，赶走了异邦占领者，显示了新的国家身份。
梁启超在小说、戏剧及散文里展现出的政治理念，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的关注，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满人有能力领导国家改革和复兴的幻象。
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还被欧洲各类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议题吸引，形成了更为激进的看法，不过这类看法表述得不够精妙，也未产生很大影响。在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激进例子层出不穷，甚至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仍然持续不衰。189年，一大批形形色色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组织，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 SecondInternational)，总部设于布鲁塞尔。虽然第二国际支持“议会民主”的概念，但它承诺要探索利用战争引起国际社会剧变的可能性，并且不放过每一个引爆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第二国际的成员十分认同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必然性的观点。
中国最早讨论马克思的文章出现在1899年一份刊物上。文中总结马克思的论点，认为穷人要继续“联合以制富人”，并深信富人的权力将“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该文还将马克思错误地描述为英国人。1905年，俄国革命未成，却让那些视沙皇与清朝皇帝同为独裁君主的中国人精神为之一振，也激起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认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刺激中国步入现代世界的机会。几位中国人开始研读一本在1899年出版后被译成中文的日文著作：《近世社会主义》( Modern socialism)。书中指出，马克思“以深远之学理，精密而研究之，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故于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得多数雷同之赞助”。
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被摘译成中文，相较于英文或德文版本，这个中文节译本显得饶富诗意且语调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仅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翻译成：“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世界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虽然成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到1911年才在中国出现，但通晓日、英、法、德各国语言的学者江亢虎早在1907年就已开始有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
江亢虎曾任袁世凯的教育顾问，且是一位热切的女权主义者。1909年，他还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大会。其他一些中国人则开始趋向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这些理论批判了现代国家观念的架构，强调个体的角色、文化变迁的力量以及革命过程中群众参与的重要性。1906年，一群栖居巴黎的中国人（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张继等人）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世界社”( New World Society)，出版了一本名为《新世纪》( New era)的刊物。
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大都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联系。当中一名成员拥有一家豆腐厂和一家茶餐厅，所以他们的资金总是不虞匮乏。
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十分广泛，充满空想色彩：取消政治权威与军队；废除所有法律；消除阶级差异；消灭私有财产与资本。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各式促进革命的方法：写传单组织群众团体、举行罢工、发起抵制、煽动骚乱，甚至是必要时可以采取暗杀手段。此时，另一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也在东京崛起（指刘师培与其妻何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其机关刊物为《天义报》）。这个团体特别重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处境，反对现代主义服膺农业文明。他们视托尔斯泰为自己的英雄，十分看重农民在革命过程扮演的角色，探讨是否可能在农村地区形成社群生活，以及如何完善农业经济，等等。
最后是孙中山。自1905年之后，他一直担任由众多“革命”与反清组织联合组建的同盟会的领导人。孙氏的追随者中，有些受恐怖主义吸引，力倡暗杀行为，但大多数还是坚定主张共和革命的理念。他们誓言反清到底，而且身为“民族主义者”，他们还要将中国从西方与日本施加的沉重经济東缚中解放出来。有些人则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企望中国走出封建遗绪，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免遭资本主义的恶疾。同盟会中有不少女性，她们倡导各种议题，希望强化女性在新中国中扮演的角色。孙中山与华南一带的秘密会党也有紧密接触。他本人就曾在1904年经人引介加入了三合会的夏威夷分会，并仰赖旅居美加两国华人中的三合会会员的赞助。
孙中山继续尝试以武力推翻清朝政权。1906—1908年间，同盟会指导或鼓动过至少七次反政府行动：三次发生在孙中山关系网最牢固的广东，其他则出现在湖南、云南、安徽、广西。尽管每一次举事均因清廷镇压而宣告失败，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的心目中依然深具领袖魅力，吸引了大量先前康有为的支持者和源源不断的革命资金。大部分献金来自孙中山在美国（他在美国使用的是假护照，还声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加拿大与新加坡演讲时的听众捐赠，更有几位富有的新加坡华商大力赞助。另外，孙中山还出售债券给那些支持他未来政权的人士，承诺假使能助他取得权力，他们将获得十倍于其本金的回报。（或许孙中山并不晓得，林清在一世纪前的叛乱中就采用过类似的策略。）
虽然他的计划十分模糊且失败连连，但孙中山依旧百折不回地鼓吹推翻清朝的坚定立场。到1911年夏天，同盟会的活跃成员已由1905年的四百人左右增加到近一万人。多数会员是日本留学生，系由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吸纳入会的，这些人回国后，又继续在自己的家乡秘密鼓动反政府风潮。有些同盟会成员进入了新成立的咨议局，有些则当上了新军士兵或军官，在新军中以革命言论或物质引诱，积极招揽更多的支持者。这个掺杂着愤怒、挫折、梦想与金钱的群体，是极具爆炸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