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近代公路基本是在原有的驿道、大道及河堤的基础上稍加填平拓宽，工程质量很差，供马车、人力车和行人往来尚可，但远不能满足汽车行驶的需要。只有少量公路铺装了路面，大量公路均无路面，无法实现晴雨通车。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政局下，江苏没有统一的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各地往往自立机构，自筹资金，自行规划勘测和组织施工，修筑里程也较短，质量大多较差。[ 《江苏公路交通史》“绪论”第6页。]修筑路线的确定和延伸也受多种因素制约，如县界纠纷、科技不发达、迷信风水等。三市的近代公路往往只局限在本地范围内，各自为政而不能相互沟通。在三市所筑近代公路中，有不少因为桥梁、涵洞达不到工程标准而不能通行汽车。修筑道路时，“路线所经，或须迁坟开山，或须拆祠移庙”，扬州、泰州都发生过迷信风水的愚昧乡民“欧工人、毁路基”的恶劣事件。[ 《筑路之障碍》，《申报》1923年1月6日《申报汽车增刊》（一）。]
兴起必然会给城市的发展以重大影响，三市也逐步认识到陆路运输只有与其它运输方式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功效。扬州清江之间，“仅恃内河小轮为唯一交通之工具，遇运河盛涨与干涸时，小轮停开，商旅辄有行路难之叹，故商业终未见发达。”[ 雷生：《江北长途汽车路线之商榷》，《申报》1922年11月8日。]如果瓜清线能建成，则可以“接展清徐，并可与津浦、陇海两大干路呼吸相通。”同样，通扬线如能建成，“东部与南通、如皋、泰兴等县联为一气。中部经过泰县，则东台、盐城、兴化、阜宁等县之商旅，可由泰县附搭汽车径赴扬镇，直趋沪宁铁路。”[ 《江北汽车路之发展》，《申报》1923年3月3日《申报汽车增刊》（三）。]当然，这在近代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南通“陆有通州汽车路，水有大达公司之小轮，一气衔接，而以唐家闸为总汇，以是有小上海之称。”[ 雷生：《通如通海两路之进行》，《申报》1922年12月9日《申报汽车增刊》（三）。]这无疑应归功于南通的陆路、水路交通相对完善的结合。
三市近代交通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三市接受来自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上海的经济辐射。通过近代沟通系统，三市与上海之间的商贸活动得以展开，这大大促进了三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除了沟通系统外，三市市政的现代化过程还涉及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城市环境保护、排水、路灯等，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特点，发展的进程也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新的市政设施产生的同时，旧的设施不会立刻退出历史舞台。如三市在近代交通工具轮船、汽车等引进的同时，古代的代步工具马车、牛车、骡车等牲畜拉车以及独轮车、轿子仍然存在，长途旅行乘木船的也较普遍。辛亥革命前后，扬州城内还存在“士绅乘轿，武将骑马”的现象。[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2页。]“扬州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还没有黄包车，只有‘一轮明月’（即独轮的土车）和小驴子。”[ 陈邦贤：《自勉斋随笔》，第127页。]
市政内部各种因素发展也颇不平衡，有些层面变化发展较快，有些层面变化缓慢。如三市在交通、通讯领域发展较快，而城市环境卫生、下水道、路灯、消防等建设等方面，反映在城市面貌上则无明显改观。下水道的排放能力普遍较差。城市内部，只有主要街道才有砖砌下水道作为排水设施，多数小街小巷没有排水设施，靠自然排淌，就近淌入市河，造成河水的污染。暴雨季节，城市局部甚至全部受淹的灾情经常发生。扬州“每届夏令，大雨滂沱之际，积水难疏，致街衢淹没，行走不便，数十年来，已数见不鲜。”[ 徐谦芳述：《扬州风土记略》卷之上，第18页。]随私营商办小型火力发电厂的陆续兴办，电灯多由电灯公司统一安装、管理，只有主要街巷才装有少量稀疏的白炽电灯泡路灯，且都是半夜灯。消防设备简陋，施救往往困难重重，一旦火灾蔓延开来，即便有旧式水龙，所压之水高度有限，有时只好望火兴叹而束手无策。环卫设施也较简陋，只有少量简易的公厕和垃圾池。一般只有少数主要街道才有清道夫清扫，多数无人管理，粪便也多由城内卖到郊区或乡下作肥料，城市卫生状况较差。三市近代没有煤气、自来水供应，市民多用井水或河水，所烧柴草多由城外运进，而城墙却阻碍着城内外的交通。南通近代有句俗语叫“河水浑，井水咸，存点天水度日难。”扬州“柴龙水虎粪阎王”之俗语更能反映情况。“因为扬州的钞关太拥挤了，挑柴的、挑水的、挑粪的都要从钞关走。挑柴的一担接着一担，如龙的一般，所以叫做柴龙。钞关除旧历元旦以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挑水的非走那里经过不可。人见了水担子来了，必定站在旁边让它，所以叫做水虎，言其汹涌如虎的一般。至于挑粪的来了，好像现在行路的人看见汽车一般（汽车因常常肇祸而被称为市虎，笔者著），很远的便趋避了。”福运门开了以后，钞关的拥挤，才有所好转。[ 陈邦贤：《自勉斋随笔》，第14页。]
但通过对三市自清末民初市政各组成部分地毯式的挖掘和梳理，不可否认三市近代市政建设以民国为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民国前三市的市政只在水上运输、信息沟通等少数领域开始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轮船、电报、电话以及近代邮政等现代沟通手段使近代市政设施的优越性初露端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建立，苏中三市的市政建设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为鼓励发展工商各业，采取了一些措施，颁布了一些法令，尽管未能完全实施，但与民国之前相比，市政建设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所以民国后三市的市政建设在政局不稳、自然灾害等不良因素的制约下仍然艰难挺进，全面发展。民国前已经产生的近代沟通系统在民国后获得更快的发展，民国前不为地方政府和市民所重视的城市卫生、环境保护等事项也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
2、三市市政建设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不难发现南通市政发展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走在苏中三市的最前列，在交通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扬州、泰州在市政的多数层面都落后于南通。泰州近代市政一直处于低度、有限的发展状态中。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市政发展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来看，南通市政“依工而兴”，扬州、泰州则“依商而兴”。
“一个城市市政建设与发展方向不仅要与时代合拍，更重要的是与城市性质功能相吻合。不同城市的性质、功能各不相同，因此，如何按照城市性质功能及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来定位，就成为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指向。”[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第372页。]与扬州相比，南通没有丰厚的传统，因濒江临海又常遭受潮、水、风等灾害的袭击。直到19世纪后期，南通仍是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小城。但是南通正确把握了区域工业体系的生长点和立足点，发挥了地方经济的规模优势，“建立了以主体工业为先导的配套工业体系，走上了工业化的成功之路。”[ 常宗虎：《南通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凡通之事业如铁厂、油厂、面厂、电灯……各厂，若保卫团、若学校、若公园，推而至于自治事业，修缮道路兴办水利等靡不倚助于大生纱厂。故曰大生纱厂之原动力，即南通各项事业之原动力也。”[ 《二十年来之南通》下编，第3页。]因此，近代南通市政现代化，是以大生纱厂为龙头，围绕大生纱厂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企业建设，进而推进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邮电、电力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的过程。随着大生资本集团的急剧膨胀，市政公用设施也逐渐完备。可以说，近代南通城市市政现代化是以大生纱厂为起点，以工业的发展为动力的市政现代化。南通的市政建设与大生集团是一荣俱荣的关系。在张謇创办的市政业中，有许多本身就是大生资本集团的组成部分，如各轮运公司、电灯公司等。南通因有大生纱厂作为坚强后盾，“长袖善舞”，[ 雷生：《通扬汽车之动机》，《申报》1922年8月19日。]其市政的发展走在苏中三市的最前列就不足为怪了。
“私人资本的投资对城市的近代化具有普遍的意义，私人资本的投资对南通城市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第31页。]在传统优势丧失以后，扬州却仍在商业城市的道路上徘徊，经济未能适时转型。城市的商人群体，他们的资金总是投在商业上，未能投向产业。在市政建设方面，常因经费不足而作罢。由于扬州是商业城市，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因而，城市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繁荣时人烟稠密的城市，有时在特定条件影响下，会突然衰弱，[ 参见周曰礼主编：《中国乡镇经济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扬州在近代便遭遇了持续衰落的痛苦经历。弱小的工业不能带动市政的发展，这就决定了扬州市政只能“依商而兴”，发展状况与“依工而兴”的南通相比，自然不能望其项背。
泰州的工商业基础，自古以来便不如南通和扬州，市政既不可能“依工而兴”，也没能够“依商而兴”。
其次，南通具有发展近代市政的优越地理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上。近代，南通凭借其发达的交通成为连接上海与苏中、苏北各地的重要枢纽。一般而言，苏北、苏中的商品往往先运到南通，再由南通运往上海出口或内销全国各地，而运销苏中、苏北的商品，通常先由上海直接运至南通，再转入苏中、苏北市场。南通成为受上海经济辐射的第二级市场，而扬泰却渐渐伦为受南通经济辐射的第三级市场。南通便利的水、陆交通与工商各业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机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从市政建设的领导者来看，南通的市政发展离不开张謇等资本主义企业家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可以说张謇是南通现代化的开创之父。张謇从1894年中状元后，虽放弃仕途，但却当过很多“长”[ 南京文正书院院长、安庆经古书院院长、宁属学务长、宁属教育会长、江苏教育总会会长、江苏咨议局局长等等。]，列名过很多“会”[ 强学会、全国商会公司、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等等。]，加上他个人的优秀品质、卓越的才能、坚忍不拔的意志、谋福乡里振兴中国的爱民爱国之心，张謇在全国声誉鹤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中他都有可靠的后台，这不但使他能获得政府的权力支持，而且还能为他带来宝贵的资金，为他在地方上有所建树创造条件，为南通的现代化事业扫清障碍。但近代扬州和泰州都找不出这样一个精英人物。[ 参见《落日辉煌话扬州》。]
第四，从市政建设的意识环境来看，扬州、泰州相对保守。“中国人有一种特性，就是保守性很强，创造和建设的力量较差。即以扬州而论，为盐商荟萃之区，可是在洪杨的时候遗留下来瓦砾堆，一直到战前还没有弄得干净。”[ 陈邦贤：《自勉斋随笔》，第120—121页。]无锡民族资本家祝大椿所创办的电灯公司刚刚开张，便受到了扬州地方势力的刁难。一些土豪、富绅竟在发电的当天唆使居民阻挠。[ 参见李荣正等：《扬州近代工业的先行者》，《扬州史志》1988年第1期，第34页。]卢殿虎修筑扬州至六圩公路的经历和泰州筹筑口泰路所遭遇的挫折充分说明了这一保守倾向。泰州甚至出现过旅客担心轮船机器爆炸而不愿乘的可笑事件。
当然，张謇在发展苏北轮运业时所进行的垄断行为是封建思想的一种表现，也给扬、泰二市的轮运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张謇为了保护自己所创办的轮运业，曾利用他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使大达内河小轮公司独占通扬泰盐等地的内河航运，不容其他轮船公司置喙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苏中、苏北轮运业的正常发展。城市经济不可能孤立存在发展，只有加强区域内及区域之间各城市的沟通，才能共同发展。
第五，从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来看，行政地位往往是一个城市发展与否的直接动因。中国城市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是行政统治网络的一个环节和枢纽。一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严重地受到它在区域体系层级中的位置影响。[ 参见 [美]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页，中文版前言第7页。]泰州自古以来，行政区划屡有变更，最多也仅辖五个县，多处于扬州的属县地位[ 元代泰州归扬州路领，明朝泰州由扬州府领，清朝泰州仍由扬州府领。]，从未上升为区域中心。非封建时代的府治中心这一传统的政治格局会必然影响像泰州这样的中小城市的市政建设。
（夏祥红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