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清政府允许民间设厂，开始振兴商务。从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开始，主要以官办、官督商办以及官商合办形式进行，其中官为主体，官为统制，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后，兴办企业利益显见的时候，商办的呼声骤起；而且《马关条约》签订后，既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为何又禁国人兴商呢？从1895年起，清政府不得不被迫调整政策，逐步取消了有关禁止华商设立航运公司的各种命令，放宽了对私人办矿的限制。1896年2月光绪帝采纳御史王鹏运的建议，为了“官商一气，力顾利权”，在沿海各省城设立商务局，“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行护商之政”。 同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劝告华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清政府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并决定振兴商务，提倡实业，这进一步激发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新式企业的积极性。
第三，士绅应变，“实业救国”。甲午战后，一部分士绅阶层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主动应变，以“实业救国”号召，而清政府允许民间设厂，开始振兴商务则是顺承了这种“绅民”的呼声。这时期投身兴办民族工商业的士绅，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外货，自保利权”的主张。
当然，这时期兴办实业之潮起也离不开这两个外部客观因素：
第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由于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扩张，大量倾销洋货，造成了农村以纺纱织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急剧破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而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这在客观上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
第二，交通运输的进一步畅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个时候，交通条件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南北轮船海运和东西长江轮船航运的开辟，这两者都与英美等列强在华的经济扩张相关，也是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与洋人“争利”的积极作用。而稍后的铁路建成运营则更加改善了交通条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甲午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民间兴办纺织、缫丝、面粉、印刷等轻工业和采煤为主的工矿业高潮。而在这时期江苏民族工业兴办过程中，发展较迅速的是纺纱工业。现介绍其中如下的几家：
通州大生纱厂。19世纪80年代后洋纱的大量侵入打破了通海本地的自然经济。面对甲午战后的形势，1895年张謇在高中状元之后，利用本地的资源和条件，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在籍创设大生纱厂。1899年张謇在阐述大生纱厂创办理由时指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得，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下走寸心不死，稍有知觉，不忍并蹈于论胥。” 张謇认为在战后抢在日本人之前办纱厂能抵亡国的“漏卮”，“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亿）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 大生纱厂初定纱锭2万，集股本60万两。厂基设在通州唐家闸，1899年始建成投产。
苏纶纱厂。江苏另一名状元陆润庠，也以“丁忧”在籍之际，经两江总督张之洞知照，以息借商款作股本，分设缫丝、纺纱两厂，其中，苏纶纱厂于1896年夏开工，纱锭18200枚；缫丝厂的规模与纱厂大致相同，苏伦厂资本总共420000元。陆润庠同时受委总办苏州商务。1898年，丁忧期满，陆润庠再次“入都供职”，工厂租与商人经营。
陆润庠联。
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号云洒、固叟，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状元。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以母疾归苏州，总办苏州商务、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宣统三年皇族内阁成立时，任弼德院院长。辛亥后，留清宫，任溥仪师。民国四年卒。其书法清华朗润，意近欧、虞。然馆阁气稍重。
无锡业勤纱厂。杨宗濂、杨宗瀚创办。1895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集股240000两在无锡创建业勤纱厂。资金不足，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允借苏省积谷公款1000000两，1896年建成开工，盛况空前，“去年完工的无锡业勤纱厂，为当地一个联合组织所创办，由退休的一位杨道台主持，现在业务极兴旺，该厂产品供销常州、江阴、镇江及本县其他市镇。该厂虽然昼夜开工，对于常州府和苏州府的各个乡镇对该厂的需要，尚无法全部供应”，“这个纱厂的盛况是少有的，在富有效率的经营之下，该厂股息最少将为25%” 。缫丝工业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895年扬州盐商李维之在镇江金山集资15万元创办四经丝厂，又有商办的大纶丝厂和永利丝厂等三家，资本一般都在15万元左右，虽“模式仿照上海工厂，管理和技术人员及缫丝女工均在上海招聘” ，但主要由于镇江本地百姓一般都不事蚕桑，丝厂原料蚕茧多采自无锡，所以，这些丝厂都开工不足，经营不佳。
而苏州新设有4家丝厂：1896年创办的有源盛丝厂，资本180000元，1897年创办的苏州源盛缫丝厂，资本300000元，吴兴缫丝厂，资本550000元余；苏经丝厂，资本140000元， 则经营良好，多有发展。
其他工业如采煤、机器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榨油、轧米、轧面等也都有发展。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在推动甲午战后兴办民族工业高潮的诸多因素中，以“抵制外货，自保利权”的爱国热情而集股投资创办企业，是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所以其中不乏盲目性，也正因为如此，江苏的民族工业在19世纪末兴起高潮后，很快就出现停滞现象。19世纪末所创办一些企业，有许多处于亏蚀、停办或倒闭之中。“从1900年至1902年的3年里，只新办了7个企业：1900年苏州杨信之创办延昌永缫丝厂，资本113000元；泰兴生和隆榨油厂，资本30000元；淮安陈琴堂创办源丰实业公司，资本42000元；通州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资本308000元；通州张謇创办大兴面粉厂，资本28000元；通州张謇创办广生油厂，资本70000元；通州张謇创办大生轮船公司，资本26000元。与兴起阶段的最后三年相比，速度大大降低了”。 但到1911年之前，江苏民族工业总的趋势还是处于发展之中的。“从1903年到1911年的9年里，一共创办了110个企业，资本总额为14,885,000元”。
从这一时期的企业兴办来看，商办民用企业的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部门的纺织、面粉工业方面，而且日渐集中于通州（南通）和无锡两个中心地区。
从1911年来看，“全国华商纱厂共有22家，纱锭总数510008枚。其中江苏有纱厂8家，纱锭数为153508枚，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6.4%和30.1%。”
其中纺织业在原有3家基础上新设纱厂5家：1905年朱幼鸿在常熟创办的裕泰纱厂，资本69.9万元，纱锭10192万锭；1906年蒋伯言在太仓创办的济泰纱厂，资本69.9万元，纱锭12700万锭；1906年荣宗敬、荣德生等在无锡创办的振新纱厂，资本27.08万元，纱锭10192万锭；1907年张謇在崇明（外沙）创办的大生二厂，资本86.37万元，纱锭26000万锭；施子美、严惠人在江阴创办的利用纱厂，资本42万元，纱锭15040万锭。
面粉业新设9家：1903年朱芗锜、刘舜年在镇江创办的合兴面粉厂，资本18万元；1903年荣宗敬、荣德生等在无锡创办的茂新面粉厂，资本10万元；1905年许鼎霖在海州创办的海丰面粉厂，资本28万元；1905年刘寿祺在清河创办的大丰面粉厂，资本14万元；1906年朱畴在高邮创办的裕亨面粉公司，资本14万元；1907年杨金绶在泰州创办的泰来面粉厂，资本12万元；1909年张謇在通州创办的复新面粉厂，资本14万元；1909年刘更年在宿迁创办的永丰机器面粉厂，资本20万元；1911年康保谦、蔡缄三在无锡创办的九丰面粉厂，资本28万元。
然而，这一时期江苏民族工业由于资金不足，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垄断，以及国势衰微等外部因素，其基础仍然是脆弱的，其发展是缓慢的。据统计，1903年，赔款及外债本利为6800万元，进出口贸易入超4.8亿多元，外商在华企业盈余为2400多万元，《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仅此三项，中国在一年内便被掠走银元2亿以上。1904年，张謇便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前、上两年每交赔款之时，上海商市大力掣动，拆息之大为从来所未有。推原其故，由于输出之银太多，商市因之窘燮。屈指赔偿之期未至十一，而上下交困，势已如此。过此以往，何堪设想！” 苏纶纱厂当年的经理：“盖因京津一带，兵祸忽开，东南之人，闻风恐惧，惶惑异常，银根奇紧，以致向来买纱者，均将银钱收存家中，不敢以之购纱织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