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嗣焜推荐的另外一人就是张謇，此时张謇已经状元及第，但张謇又辞官退而为绅，回家乡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又由绅而商。“当何嗣焜向盛宣怀推荐请赵凤昌联络张之洞时，宣怀极端赞成不住的点头。谈到请张謇说服刘坤一时，宣怀就不接下文了。宣怀对于张謇为什么怀疑呢？一则，宣怀是李鸿章的信徒，平素与张謇气味不投；二则，张謇弹劾过李鸿章，恐因张謇之加入，惹起鸿章之不欢；三则，不知道拉拢刘坤一为什么要请张謇” 。实际上，张謇与刘坤一关系非同一般。此前在戊戌政变后那拉氏把光绪帝幽闭瀛台，再次训政后，刘坤一首先单独上奏，“请保护皇上圣躬，并曲赦康梁，以示宫廷之本无疑贰”，张謇为刘坤一代拟了此稿，稿中强调“君臣之义久定，中外之口难防”，而“坤一悉照原文，而于奏之末尾，加上两语，‘伏原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望。’謇极欣赏其措辞之周密得体，载之于其年谱之中”。 可见，张謇在关键时候说服了关键的人物，在“东南互保”最终形成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日陶、沈均抵宁，会晤在宁的张謇后，由张謇向刘坤一陈说保卫东南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刘的亲信幕僚施炳燮帮同致意。
张謇在其自编年谱中特别记述了说服刘坤一的过程：“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
但是，此段记述略说大概，未见其详。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有详细补述：
“张謇向刘坤一之所持之所陈述，大概言：‘北京上谕令各国督抚向各国一体宣战，你将如何对付？’坤一说：‘这个，我无法遵旨。谁不知道，长江门户洞开，我无海军可以抵御，我一宣战，长江即非我所有，战事将更扩大。’张謇说：‘我们虽不宣战，但如果不订立条约，恐怕英国的兵舰，一定要借保护侨民及教堂为名，驶入长江。而英国领事，因为你拨两支军队，交江苏巡抚李秉衡北上勤王，颇有违言。现在盛宣怀每天都与各国领事见面，交换北京情报。宣怀的意见，以为最好办法能由南洋大臣及湖广总督，共同发起订立东南方面担任保护侨商的条约。条约之中，亦规定英国不再派兵登陆，及劝说教士聚集通商口岸，以免误会。此事已由宣怀的幕府何嗣焜建议，宣怀已将此意密商于英总领事。英领说：‘我已奉有英国政府命令，北京英使馆被围，消息不通，关于保护本国侨商教士的行为，我可全权处理。假如刘、张两督能订立条约，我极愿照办。’因此，宣怀极希望此办法能成事实。但宣怀说：‘我本身是驻扎上海的京官，未得北京政府命令，不便有何主张。’所以由何嗣焜与我商量，请我向你陈述。‘坤一很迟疑的对张謇说：‘现在未奉北京谕旨，而与外国订立条约，这事能办吗？’张謇说：‘我国从来相传的古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道是‘苟利于国，专之可也。’现在事局危急，正可援用此言。”坤一想了半晌，就回答说：“先生见教极是，但不知南皮意见如何？”张謇说：“只须你肯出头，我想南皮不会反对。事实摆在面前，他还有别种方法吗？”坤一说：“那我决定如此办法，请你到上海后，将我的意见说明。至于条件如何，我们再续商可也。”
张謇说服刘坤一之后，当晚即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又接刘坤一的电报，言有要事，必须面商，务请屈驾前来。謇接电后，当晚启行至南京，再访坤一。
坤一见时，座中已有一人。坤一为之介绍说：“此是我的幕宾某某。”略一寒暄后，坤一开口说：“最近有人从北京逃出，据他说太后决心抵抗，并已准备战事不利，即向西北逃避。假如将来两宫蒙尘，做臣子的不能奔赴行在，却在此时间与外国人私自订立条约，有人批评，太过不去了，我不能不再向先生磋商，你的看法如何？”张謇就反问坤一道：“不错，我请问大公祖，两宫蒙尘之后，我们做臣子的，是不是希望战事定后，仍可回到北京？是不是要向蒙尘所在地方，接济军饷与银钱？”坤一说：“这是当然的。”张謇说：“可又来，我们若不订立东南互保条约，你能保持长江不让英国占领吗？英国军队占领长江后，可云全国糜烂，大清帝国虽不土崩，亦将瓦解。两宫蒙尘，又谁能接济呢？”坤一听了，立起身来，把桌子一拍道：“先生见教极是。”回过头来，向那个幕宾道：“如有不测，头是姓刘的，与你无干，请放心吧。”此幕宾口称：“是是”就此退去了。
“之洞当初颇迟疑不决，遂由张謇、沈瑜庆等公请沈曾植到武昌向之洞面陈。并经凤昌电称：‘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的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几次接洽，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云云’。”“但他出自清流，自命不凡，决不肯随声附和做被动的人。所以要派辜鸿铭来，先见英总领事，表示我张之洞是主动。‘即派辜鸿铭到上海办理此事，请兄帮鸿铭的忙，并介绍鸿铭与何眉孙、盛杏荪，晤商一切’”。
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拍板后，得到各国的认同。6月26日盛宣怀得到消息，英日两国首先表示认同。“罗李两使述英日外部意亦合，已约各领事明日会议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 6月27日，驻德公使报告，德国也无异议“德并无战意，长江一带，如果力任保护商教，确有把握，决不派兵。”
通过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等与各驻沪领事的会议，6月27日中外互保章程文本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也议定呈送。
“卅会议章程呈核。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拏匪徒。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云。”
东南互保签约
6月26日盛宣怀迅速将此消息传达给两广总督李鸿章，“香帅电，时事奇变，敝处惟有谨遵保守疆土联络一气之旨，长江一带止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惟有遵照历年奏定章程严拏重办，袁帅不声张极是云。岘帅电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必当如尊处沁电办法云。”
当日，刘坤一联衔张之洞奏报朝廷，宛转叙述“互保”之理由，虽然未得朝廷“认可”，但刘坤一联络东南督抚，行“东南互保”之策的决心进一步坚定。但毕竟没有朝廷的认可，东南互保条约签订之后，包括刘坤一属下的一般官僚都在切切私议，人心不稳，而东南互保条约绝不仅仅是“具文”，“互保”要靠绝对严谨的行动来维护，稍出疏漏，即有可能因“口实”而引起列强乘机干涉，而使前功尽弃。
这时，沈瑜庆又嘱张謇致函刘坤一，以大义申告：“行台承旨，晋代有之，盖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尽臣节，非独合道之权宜，实亦扶危定倾之至计也。公之忠勋著于王室，信义孚于列强。伏愿坚持初计，慨然自任，以待不测之变端；坚明约束，以固东南之疆宇。吕忠穆、于忠肃去人不远也。”“坤一得到此信后，即抄录数份，粘贴于大小官厅之壁上。自此以后，南京一般官僚渐渐贴服”。
“而浙江省方面，因巡抚态度之不明，于是发生教案，而又有极端顽固派之绅士夏震武等倡言反对，遂发生多起排外之事实，并有保护教士之知县被人民及军队杀死。刘坤一得此消息，非常焦急，上海英领事责言甚苛，沈瑜庆试以张謇致坤一之信函印成小册，往杭州散布，于是一般官绅始恍然东南互保之意义。排外行动，因以渐息”。
三、由绅而商
《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加深，国人救亡意识空前强烈。1895年，严复《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如何救亡？随着四起的对李鸿章“卖国”的责骂，洋务自强的口号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唾弃！1895年以康有为首的士绅在“公车上书”里建议皇帝，要从根本上救国，只有维新变法，随即兴起了维新变法运动；而在康有为疾呼“咸与维新”声浪之外，以江苏张謇、陆润庠等为代表的一批东南士绅，则持“实业救国”主张，投身于兴办实业，走了另外一条救亡之路。两者一“急”一“缓”，意义各殊，具体结局也不同。激进的维新变法在顽固势力的打压下终归于失败，但随着清政府被迫允许民间投资设厂，以及后来的“奖励工商”，“实业救国”之路则不断“缓进”。
由此，继70年代一批买办、地主、商人和官僚以及小手工业主投资近代工业之后，在1895至1898年间，一批秉承“实业救国”主张的东南士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兴起了第一次民间兴办工厂企业的高潮，江苏南北两位状元陆润庠和张謇“下海”办厂是其中的典型。
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为同治和光绪状元，他们各自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
而这一轮民间投资设厂高潮，也主要集中于纺织业中的机器纺纱企业。全国共创办8家纱厂，而江苏除了通州大生纱厂外，还有：无锡业勤纱厂（1897）、苏州苏纶纱厂（1897）、上海裕通纱厂（1898）、无锡建裕昌丝厂（1901）。此外还有淮安建源丰实业公司（1901）、无锡保兴面粉厂（1901）、通州广生油厂和大兴面粉厂（1902）。
在这一轮兴办工厂的高潮中，投资者在危机意识下带着与外资“争利”的热情，所办企业大多得以生存发展。以大生纱厂为例，1900年盈利七万三千元，公积金一万四千元；1901年盈利十四万八千元，公积金三万五千元；资本累计八十一万一千元，比1899年的资本额增加了十一万二千元。 而且，经过此轮兴办实业的高潮，中国的士大夫们不仅从儒者“不言利”走到了与外人“争利”，而且更明白了“获利”是投资办厂的根本法则。
光绪31年（1905）到34年（1908），受日俄战争的影响和刺激，中国的棉布销量大增，棉纱市场需求大涨，于是再度引起投资纱厂的热潮。而且，受清政府“新政”措施的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也出现了又一轮主要以兴办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主的高潮 。
在这一时期，江苏新创办的纱厂主要有：常熟裕泰纱厂（1905）、太仓济泰纱厂（1906）、无锡振新纱厂（1906）、崇明（外沙）大生二厂（1907）、上海振华纱厂（1907）、上海九成纱厂（1907）、上海同昌纱厂（1908）、江阴利用纱厂（1908）、上海公益纱厂（1910）、1901年无锡茂新面粉厂，1905年海州海丰面粉厂，1906年清江浦大丰面粉厂，1908年泰州泰来面粉厂，1909年高邮裕亨面粉厂。
如果说，康梁倡导维新变法是对封建统治制度下“士不干政”的一种突破，那么，张謇等士绅兴办实业也正是对“士农工商”等级体制下“重农抑商”的一种冲击。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冲击了传统“士绅”的体制。
随着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流亡海外，加上海外留学生群体的逐步扩大，传统“读书人”群体逐渐向近代新的知识群体转化，开始以更新的方式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而张謇等在国内兴办实业，更深刻地影响了绅士向近代新型“商人”转化，但他们“在商仍言儒”，继续保持着他们士绅的身份地位，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绅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