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参与戎机，力主保疆
1874年刚刚考中秀才经历了“冒籍”风波的通州张謇，迫于生计先入江宁发审局孙云锦幕，1876年又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掌机要。1880年吴长庆晋升浙江提督，张謇随吴长庆部驻防山东登州。1881年5月，袁世凯来登州投靠吴长庆，张謇受吴之请为袁“正制艺”，后又荐其“帮办营务处差”。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新一轮侵略，中国边疆出现危机。沙俄强占伊犁；法国侵吞越南，并进窥中国本土；英国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并侵略西藏；日本吞并琉球，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在朝鲜开埠通商、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并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图谋向中国本土扩张。
1882年6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大院君李昰应挟持其子国王李熙，企图掌握政权。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代为处理一切，李鸿章主要派遣其幕僚马建忠和薛福成协助处理。张树声邀吴长庆赴天津商议应对策略，“六月二十四日，丁提督至登州持北洋大臣张总督振轩树声书，告日本干涉朝鲜内乱事。次日，公往天津，与偕。” 张树声并派丁汝昌率领候选道员丹阳马建忠等率领兵舰四艘先行入朝探查。
张謇随军北行抵达天津大沽口，并受命措置前敌军事，替吴长庆草拟《陈援护朝鲜事宜》、《谕朝鲜檄》。在待命大沽口期间，会晤来华请援的领选使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结识张树声机要幕僚何嗣焜，二人一起张树声与吴长庆的机密策划。据刘厚生记述，“张謇告我，是年六月二十四日，海军提督丁汝昌至登州，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之手函，面交吴长庆。……二十六日，船抵达大沽口，树声派员引导，迳至某公馆下榻。不久树声与其幕友何嗣焜，微行至该公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昰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晤商凡两次，关防极密，在坐除树声、长庆外，唯何嗣焜及謇二人而已。”
何嗣焜（1843-1901），字眉生，常州人。曾入李鸿章幕。张树声曾向皇帝奏称何嗣焜能胜任“一切吏治、军谋、理财，柔运诸大政”，张謇亦曾赞何嗣焜有“临大事决策发谋之智”。后曾与盛宣怀一起创办南洋公学。
何嗣焜像
途中张謇起草《朝鲜善后六策》及《壬午东征事略》由吴长庆上陈未果。1884年率部调防奉天金州，不久病逝。庆军幕府宾客星散。
“壬午之役”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在对外战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所以事后请廷论功行赏颇为优渥。九月二日上谕，除主将吴长庆赏给轻车都尉外，张树声赏加太子少保衔，丁汝昌赏穿黄马褂，马建忠赏戴花翎，以海关道员用；其他如薛福成、袁世凯、何嗣焜等30余人，包括筹办南中转运有功的张詧，均列保举，升擢有差。惟有张謇，虽然协助吴长庆运筹帷幄，劳苦功高，却未列名保举。
“时张靖达公（张树声）回粤，李（鸿章）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乃自宛转致于京朝大官，大官中独吴县潘文勤公（潘祖荫）、常熟翁相国（翁同龢）称善，宝竹坡（宝廷侍郎）曾采以入告。孝钦（慈禧）询政府，政府奉教于李（鸿章），亦斥之”。
张謇回登州第二天，朝鲜官员李祖渊（浣西）等即来访谈，表示“欲言于王以宾师相待”。次日，张謇又以《善后六策》请阅，李等“谓纯正切近，必可行”。张謇则认为“余窃料鬼蜮太多，二君之言未可恃也。”所谓“鬼蜮太多”，不仅指中国有一味对日退让者，朝鲜亦有苟且偷安，乃至投靠日本之人。九月二十三日得到金石菱、李浣西等来信，“浣西望余之去尤切，谓《六策》王甚服膺，或可行也”。 张謇等人在吴长庆幕府中参与戎机活动是典型的一例。
3、东南互保，共挽狂澜
1900年初春，直隶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从保定沿东西两路推进，分别逼近天津和北京；4月初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12日，俄英美法等国舰队聚集大沽口，再次照会，以两个月为限，向清政府最后通牒。但清廷是“剿”是“抚”一时未有明确。
而此时南北邮电受阻，由京赴沪途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成了南方督抚们信息交流的枢纽。南方督抚们通过盛宣怀交换看法，制定对策。盛宣怀曾提议奏请李鸿章北回直隶镇抚的建议，未被采纳；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支持下联衔南方督抚奏请“速明谕痛剿”。6月20日刘张二督又联衔李秉衡、鹿传霖、王之春、松寿、于荫霖、俞廉三再电总署，详列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为“土匪”、为“盗”而应剿的四点理由。刘张等人的先后二电经过辗转，至少后者传到宫中 ，但从事实来看，都显然没能改变局势。
此时，列强一方面加紧出兵北上侵华；一方面在南方乘势“讹诈”，英国主要目标就是乘机控制长江流域。是任英国独霸长江的阴谋得逞，还是在“不得旨”的情况下设法解局？盛电报说，“福开森面禀，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语。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
刘随即复电，“英允保淞确系诡计，已电沪道密阻，就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禡函办法意见均同，顷又电沪道，将力任保护意告之。” 刘坤一在得盛宣怀6月20日电报后，确定了应对局势的办法：自任保护，稳住各国，保护长江。
但“自任保护”很快就变成不可能。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清廷上谕，明确谕令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要“招团御侮”，该上谕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督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 只是由于此时南北邮传交通阻断，此前清廷的“宣战”谕令和这道“招团御侮”上谕都未能即时送达各地。
但消息灵通的盛宣怀首先已经从山东袁世凯处得到消息，并在刘张等还没有奉到该旨之前提出：既然不能“自保”，那就中外“互保”。6月24日在给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的电报中提出三点：一、该电“万勿声张”；二、“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刘张会同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三、“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并指出，“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 也就是说，此举虽有违朝廷旨意，但是大局且将不保，只能从权存东南以挽全局。
但是，“自保”，尚且难敷“宣战”和“招团御侮”谕令，而中外“互保”，则岂不是直接对抗朝廷？刘坤一在犹豫；而形势进一步紧逼。
以张謇等为代表的东南绅商幕僚的意见，最终促使刘坤一拍板“东南互保”。
《张謇日记》庚子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记载道，“二十九日，蔼苍来，议保卫东南事。嘱理卿致此意”。祁龙威先生对此条笺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盛宣怀接清廷令各省招拳民、御外侮之电诏后，立致电粤督李鸿章及刘张，力劝‘须趁未奉旨之先’，与各国定‘东南互保’约”，“刘张往返电商后，即指令上海道余联沅与上海领事团会议，张派道员陶森甲，刘派道员沈瑜庆（蔼苍）为余帮办”，“瑜庆时以道员督办吴淞清丈工程局，与盛宣怀密商‘东南互保’策”，而“施炳燮（理卿）为刘决策”。
由于刘坤一的犹豫，“东南大局”的商讨在督抚之间陷于僵持停顿。据刘厚生记述，盛宣怀在当时如何说服刘张二督问题上手足无措，关键时候，何嗣焜为他推荐了两个关键的人物：通州的张謇和武进的赵凤昌，“可请张謇说服刘坤一，赵凤昌说服张之洞”。
赵凤昌（左一）与杨杏佛（右一）及家人在上海惜阴堂寓所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武进人。生于望族，家道中落，少时进钱庄习贾，后纳赀报捐，到广东先在藩司姚觐元幕下任记室，1884年(光绪十年)，入张之洞幕府，由文巡捕升充文案，参预机要。1889年，赵凤昌随张之洞移督湖广，升总文案。深为张之洞器重，时有“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之讥。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参张之洞一摺，涉及赵凤昌，赵遂遭革职永不叙用。张为慰藉赵连累受谴，特于湖北电报局给予挂名支薪。自此，赵凤昌在上海南阳路筑惜阴堂定居，实际上是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诸务，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为张之洞提供消息，出谋划策。赵凤昌素好结交，广为罗致，以致当年遭参革的罪名就有，纠结乡党“招摇”一节，刘坤一谈到赵凤昌，也说“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 寓居上海后的赵凤昌，反而影响更大，“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