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世变与绅变
士绅这一独特的阶层，本是最为敏感的读书人群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读书人都普遍地开始关心“窗外”之事的时候，预示着一场变革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一、世变与学变
士绅自身的变化从参与地方事务的兴办与管理开始，但这还尚属“读书人”的“本分”，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地方士绅参与兴办团练，这使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主导力，而读书人操兵革，这已经远远离开其“主业”。何以至此？对于清王朝统治来说，似乎已经不得不如此！而“不得不如此”的世道变化，开始促使士绅这一核心阶层不断地变化。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士绅“公车上书”，而揭橥维新变法，以张謇等人为主的士绅兴办实业，“实业救国”，此时绅变已经开始影响世变；而当20世纪初大量拥有功名的年轻士绅纷纷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虽然清政府还以钦赐各种功名头衔妄图把他们留在“体制”内，但部分激烈者则转向了“革命”的立场；同时，另一批转变了的士绅，他们对外倡导“抵制”爱国，对内主张立宪改革，当立宪被阻绝，他们最终一起赞成“革命”、“共和”，此时绅变已经决定了“世变”。
世变导致学变，这是前提；学变推动绅变，这是关键；绅变决定世变，这是结果。
赵凤昌曾道，“近二十年来，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北”，江苏士绅的变化，尤具全国性的影响力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江苏之地，古来人文荟萃，重教兴文。淮北受中原文化影响，发展较早；江北处江淮之间，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从唐到元，发展最快；江南本吴地，明清以来繁盛之势冠于国。其地富，其文也昌，“大致而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而精明，敏于习文，疏于用武，士乐名教，尊礼重安，小民生理咸足，皆知教子孙义读书为事，故江南举业最盛” ，其才也俊，若以历代正史列传人物而论，“自宋以后江苏居全国前5位，清时居首位” ，读书、应试、为官，江苏之地士人才俊主要以“显达”为志，在“体制”内服守“本分”。
但是，但清代以后开始变化，自清中期以后江苏士人的读书、应试、为官之途则始有转折。一方面满清异族统治和文化专制使其不能达其志，一方面“衰世”的困顿促其思，一方面暗自袭来的“西风”也渐引其趣。于是乎，江苏士人不再以循规蹈矩地读圣贤书为思想的唯一来源，不再以入仕做官作为达志的唯一途径，他们开始对“现世”、“现时”开始有一种怀疑，有一种叛逆，但他们不会去倡导“变革”，更不会去直接举旗“造反”，一切都在江南士人儒雅妥帖中悄悄地深邃地进行。
常州武进程中行对此曾有敏锐的考察，“盖以洪之被罪，是二百年来吾乡士大夫风气转移之一大枢机。不得志于事功，及转而治学，转而由官为幕，此道咸中一种深潜之变化而为莫或察之。我悲乾隆以后吾乡士风之变，乃屈于帝王之淫威，异族之腥毒。使我直前迈往之士气，一变而至于声音文字，埋首故纸，又肆其精力之消磨，名曰汉学、常州学派。此有清一代盛衰所关，又岂仅吾常一邑之得失已！” 程氏所谓“转而治学，转而由官为幕”，正是江苏士人潜带着那种深深地“怀疑”和“叛逆”而在现实之中作出的选择。
而江苏士人“转而治学”，即有“汉学”、“常州学派”之起。这两个主要渊源于江苏的学派，其学术，其作为包括其与体制的离合早有学者研究注意，但其学术以外的深意及其影响的深远值得我们更加细察。
所谓“汉学”，即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有吴派、皖派之分。但清代汉学实际起于吴，苏州惠栋是先师；继于皖，戴震是后俊；盛于扬，“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分支，汪中、焦循、阮元、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刘宝楠、刘文淇等，是其杰出代表。“昔贤尝论：吴学温故，皖学知新，扬学会通。实则吴、皖、扬三派乃是乾嘉经学连续三阶段：惠氏力复汉诂，戴氏功在明道，阮元等倡导实践，相继建成清学”。 乾嘉考据学派大师之中，只有阮元一直身在仕途，官居高位，其他包括惠栋、戴震以及扬州学派其他人物的汉学之论都属士绅之作，都是“不得志于事功”或“未得志于事功”之为。
对于乾嘉考据学，如何透过其繁复的本身而看到其本质，或者说去真正触摸士绅们那种潜藏的“怀疑”与“叛逆”呢？梁启超在20世纪初开始大胆地用当时已经开始盛行的“科学”话语对此进行概括，他认为乾嘉考据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法”，并具体概括为：“第一，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思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为标准焉。第四，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逮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断案。第六，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了”。 稍后的胡适则直接指出乾嘉考据学，就是应和和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中核心之归纳法，并大力弘扬这种大胆的“怀疑”精神，进而提出了其著名的影响巨大的论断：“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如此看来，江苏士人开始捣鼓的汉代学问，看似意在“故纸堆”，实则“趣”在明末清初已经悄然吹起的“西风”、“西学”，隐隐约约，或隐或现。
但人们今天对于梁氏、胡氏的宏论本身不无批评，细察其“险峻之处”，“苟且之意”也确实让人不无怀疑。然而，从传承吴派、皖派传统，汇通集成的扬州学派诸多著述中，我们倒是确实处处能品味出扬州学派所富有的开拓精神。例如，“汪中敢于为墨翟翻案，认为‘杨墨’并称，乃系儒家对墨子的诬蔑。他开拓了对墨子及其著作的研究。又如阮元编《畴人传》，开撰写科技史的先河。对于老的课题，他们也作出了新的总结。焦循之于《孟子》，刘宝楠父子之于《论语》，刘文淇祖孙之于《左传》，都是这样”。 其实，这里与其说是“开拓精神”，不如直接说“怀疑”和“叛逆”，只是强调其较为积极的一面罢了。
如果我们再把考察的视角延长一点，我们更会看到这种“怀疑”和“叛逆”的传承与演变。到了刘文淇、刘毓崧后人刘师培时，这位起名叫“光汉”的年轻人，1904年赶考归途中在上海偶遇蔡元培等革命党人，很快就加入了反清的队伍，刘师培能够如此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立场，除了提醒我们注意到那个时代已是“革命时代”，从个人因素来说，也提醒我们注意到，传承了“家学”的刘师培同样传承了这种“怀疑”与“叛逆”，或者说，传承至此的这种“怀疑”，终于在时代的催化下演变成了“叛逆”！
至于常州学派，即庄存与创立的今文经学派，其蕴涵的那种“怀疑”与“叛逆”性，不像乾嘉学派那样深藏于“故纸堆”里，而是借用“春秋微言大义”，直接阐发关于“变”的道理，由该学派引发的影响意义也就比较显然。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指出，“庄存与、刘逢禄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有为）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生出的”。
常州学派衍生“经世致用”学风，生发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已成公论。
二、游幕与政治
而江苏士绅入幕往往参与机要，影响关键。在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所谓“四大幕府”中江苏士人赵烈文、盛宣怀、赵凤昌、张一麐分别都是参与幕主机要影响巨大。江苏士人纷纷入幕，是为读书人继“转而治学”后，再“转而由官为幕”，如果说，前者深远地影响着“世变”，那么后者则直接影响政治。
1、经世务实，推动变法
鸦片战争之后，江苏随着上海、镇江、南京等地的相继开埠通商，开始不再稳定的社会和变化的时代，使一部分读书人不再专于读书仕进，或者仕进中途转折，转入幕府。从50-80年代江苏主要幕僚人物有：
冯桂芬(1809-1874)，吴县人，字林一，号景亭，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