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像
未仕以前冯桂芬曾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僚，“名重大江南北”。1853年（咸丰三年）父丧“丁忧”回籍，在苏州以在籍京官身分奉诏举办团练。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冯桂芬逃至上海，1862年（同治元年），筹划由江浙官绅组成的上海“会防局”，在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后，投入李的幕府。冯桂芬秉承经世之学，注意研究西学，寓居上海的经历使他眼界开阔。他曾建议李鸿章创办上海广方言馆，以“求博通西学之材，储以济变” ；认为要“裕国”，必须发展农业。主张在东南一带减赋、均赋，改革漕运；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其它事业。
他的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著作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1898年，光绪曾下令把《校邠庐抗议》印发臣工作为变法参考，“迅即印刷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
“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掺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无言责，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重以衰病逡巡，无用世之望，惧遂泯没，爰以避地假日，笔之于书，凡为篇四十，归作附者又二，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而言高之意”。
赵烈文（1832-1893），常州人，字惠甫。
赵烈文于1855年乙卯（咸丰五年）到南昌，入曾国藩幕。咸丰六年，即丁母忧回籍，1859年庚申（咸丰十年）重回曾幕。
1856至1859年间，赵烈文往来于沪常两地，以谋生活，亦曾长时间旅居上海，“遂有许多机会与外人接触，因此得知欧美之政治制度，并且略知英法革命、美国独立之历史”。1859年曾上书曾国藩，历陈“西夷政修国治，民富力强，上思尽理，下思尽能，人人奋勉，好胜而耻不如”。 赵烈文还“盛称太平军中之干王洪仁玕所著《资政新篇》一书，说他颇有见识”。 赵烈文，甚至“对于太平军之排满行为亦平心加以研究，而并无恶意批评之语”。 赵烈文眼光深邃，见解独到，他认为“欧美民权之文化，至迟五十年，必能普及于全国，到那时的满洲统治者，虽欲以高官厚禄收买汉人，亦不可能矣。他对曾国藩说‘后王之德泽，未足恃也’”。
“研究晚清历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研究曾国藩不能不研究赵烈文”。
“未及见甲午战事之发生，但在十九年以前，即预言李鸿章治军与用人之不当，而忧虑海防之不可恃，真可谓先知先觉”。
1876年（光绪二年），受李鸿章器重的马建忠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入李鸿章幕，办理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撰《适可斋纪言纪行》，认为“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提出对外通商是“求富之源”，认为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发展新式工业和农业，争回关税自主权。还主张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来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
马建忠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文、拉丁文，所著《马氏文通》，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马建忠像
薛福成(1838-1894)，无锡人，字叔耘，号庸盦。
1865年（同治四年）“以副贡生参曾国藩戎幕”。1874年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聘为幕僚，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外交长达十年之久。1879年（光绪五年）作《筹洋刍议》。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结束幕僚生涯。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
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纵论国家内外之政，指陈时弊，力主变法。在见识了西方具体政治之后，更是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认为西方“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主张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人人欲济其私”论点。
薛福成像
王韬（1828-1897），长洲（今吴县）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十八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离家乡赴上海，任职于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曾屡向清政府献“御戎”、“平贼”等策，未被采纳。1862年初回乡，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为清政府获悉，下令缉拿。在英国领事麦华陀庇护下，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至1870年间，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变法自强。
1884年获得李鸿章的默许，王韬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交游，隐为李鸿章幕客，为其出谋划策。
王韬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认为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必须“先富而后强”，因此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红、造轮船。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