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节）(3)
辛亥革命网 2018-02-06 21:21 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章开沅 池田大作 查看： 次
章开沅：对历史研究而言，实证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支持。如果没有地道的实证努力，再宏伟的“学术建筑”也会化为空中楼阁。
章开沅：这是非常必要的。不敢想象缺少“对话”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写过这样一段话：…‘理解’是照亮历史研究之路的灯塔——审判的时候，人们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对他人指名道姓地谴责，而不是倡导给予他人充分的理解。例如对所谓的外国人或者政敌，几乎亳不怀疑地将其视为恶人对待。”布洛克认为，如果能充分加深理解和交流，就能防止那些不可回避的冲突的发生。他将这个任务托付给历史学家。
池田大作：这正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使命。著有《封建社会》等巨作的马克·布洛克是法国历史学界泰斗。二战中，德国占领法国，他勇敢地投身于抵抗纳粹德国运动，最后遭枪杀。享年57岁。他强调的“理解”重要性，可谓一言千金，是在激烈动荡岁月拼命奋战的斗士的信念哲学。
章先生所引用布洛克《为历史辩护》中，也有如下一节： “历史是人类多样化的丰富经验以及人的长期相遇。不管是针对人生还是学问，和谐友爱的相遇定将受益匪浅。”主动地从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中学习的谦虚精神和开阔胸怀，能使人无止境地进步。这就是“对话精神”。同样，对人待事不该是单面、局限的．而是要有全面、永恒性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加深真正的理解。
章开沅：我完全赞同。我很欣赏法国历史学家布洛克说过的这句话：“要揣摩前人的思想，必须先将自己的思想让位。”“让位”指的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设身处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遐想，并根据确实的史料来分析前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做到这样，才有可能揣摩出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秘密”。
池田大作：没错。这就是“对话”精神的真髓。 “共鸣”与“理解”产生于尊重他人，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上。之于佛法，就是“同苦”。而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渺小化、微弱化，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不论是对事还是对人都无法作出正确判断。
20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图尔特·休斯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信念就是“根据与研究对象共鸣的想象力，并用他们的精神力量来包含和获取过去的人真实考虑到和感受到的全部事情”。
章开沅：池田先生刚才指出的“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这一观点，我认为也是判断历史学家是否一流的关键之所在。只有通过形式多样、有形无形抑或有声无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的对话，才能实现追求真相，探究真理。
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以空间的视角为史学提供借鉴。识山不易，识史更难，因为历史比山川更为复杂，更需要多维度、多侧面的观察与分析。但是，不少的历史学家往往被偏见和成见禁锢，不仅预先就设想出简单化的“结论”，而且还倾向于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判定”事件或人物。正如布洛赫说的一样：“对马丁·路德Ⅲ这个人或褒或贬，比研究他的思想、生涯要来得容易得多。”
池田大作：我明白了。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他成长变化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单纯地指责与判断。尽管如此，古今东西还是不乏这种不去把握正确的事实，也不公正地探究事物的本质，而是单凭一己的偏见与成见以及一个侧面的信息，就妄下判定，或者乱扣帽子的情况。称其为人类社会注定的恶习也言之无过。
创价学会的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曾留下“无理解不评价”的教诲。要排除偏见和成见，不盲从他人的判断。首先做到虚心开怀，从各种角度进行探究、理解、认识，而后才有可能作出某些评价。
章开沅：确实如此。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要诀。对历史研究而言，实证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支持。如果没有地道的实证努力，再宏伟的“学术建筑”也会化为空中楼阁。就算暂时能赢得大众的欢心，也决不会持久。史学和其他所有的学问一样，是踏实的学问，既容不得投机取巧，也来不得半点虚伪。
池田大作：“踏实的学问”——真是一句值得骄傲的话。您断然说的这句“来不得半点虚伪”也有万钧之重。这让我不禁想起我在北京大学等地作演讲的时候谈到的司马迁，他也是怀有如此信念的史学家。他的大著《史记》作为一本满载人类文明真髓的历史著作，绽放出不朽的光辉。
坚守自己的信条、廉洁处世的人遭受不遇的苦境，而穷凶极恶的人却能狡然幸存。难道是天理不辨是非？司马迁怀着这样的愤慨，想把那些没有受到公正评价的人，在历史上为他们找回正确的定位。
我的一位友人——著名的《法华经》英译者，也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大家——伯顿·沃森博士在提及司马迁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论述：“行恶之人必遭恶毁灭。而善则由父传子、君传臣、师传徒永久持续下去。这些记录将保存下来并展示给后人，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善的记录永远保存下去。”
章开沅：伟大的先辈司马迁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名句。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抱负，何等的境界啊。另外，距今四百多年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其著作《续焚书》中写道：“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
雪！’他不满意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反驳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藏书》卷四十)他认为、“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司马迁具有千古只眼的“独见”，而班固则不、过是按古人以为是非的“文儒”。
池田大作：李贽自愿入狱受难，并于狱中自杀。日本江户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入狱时，曾翻阅李贽的著作，为其深深倾倒。
章开沅：李贽曾感叹，真相与后人给出的“判定”往往背道而驰。怎样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李贽提出的这一困惑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这番话确实富有启发性。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人间词话》)。精神境界不仅是美的本原，也决定着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浅高低。王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说的虽是诗词创作，但对史学研究亦有启发意义。
池田大作：没错。佛法说，将人认识对象的能力比作眼，便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五眼”。简单说来，肉眼指人们一般的看法，天眼指先知先觉的见解，慧眼是学问和科学角度的观点，而法眼是慈悲为怀，为人类、为社会洞悉真相的认识力，更进一步的佛眼则是遵循世间脉动的法则，为人类和社会指明正路的透彻的洞察力。
磨练如此多重的“眼”力，才能更正确地洞悉历史的真相，更深刻地辨清宇宙万物的法则，如此这般不就能够展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了吗？而且我认为，深入学习历史与锤炼眼力是一体的。
章开沅：对佛法的洞察，我也深有同感。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要做到诚实。为此，历史学家必须在道德上律己，还应该坚持为人类、为社会树立正义的无畏的气概。
池田大作：年轻的时候．我对贵国《荀子》中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国将兴，必责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想让国家繁荣，必然尊师重教；相反，国家即将衰微时，必定辱师轻教)。我直观地感到，这也是二战后日本发展的重要准则。这条准则也不限于治国。一个繁荣发展的组织或团体内．可以说必定有尊为典范的老师，有培养人才的传统。
章开沅：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思想，出自《后汉书·孙侯传》的“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之旬。人类的文明长河千万年来一直连绵不断，从广义上来说，如果没有老师的存在。人类的文明传承将无从谈起。
池田大作：我与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契对话时，谈到莫斯科大学何以在历经了两百多年以后．仍然能够保持高水平的学术这一话题。校长明确断言，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全面继承了大学的创立者、18世纪著名的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大学精神”，而这位创校之师的精神就是要“培养品德的基础”。
章开沅：这正是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的原因。我认为“尊师重道”不仅是东方文明的传统美德，更应当是全人类的美德。
池田大作： “尊师重道”——的确是一句凝聚了深刻的哲理的名言，道出了培养品德的最为正确的生命轨道。
另外，萨多夫尼契校长还自豪地向我介绍了一段轶事。1998年夏天，俄罗斯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多数银行和企业都陷入停减薪，甚至被迫解雇优秀人才的境地。但是，其中有一批人才，银行和企业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那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们。因为他们学的不是浮在表面的零碎知识，而是知识的本质，并且知晓社会和自然的构成发展的规律。具备了如此基础的人，就算身陷困境，也能够正确面对。正是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陷入窘境，人的真正价值才能发光发热。而那个人所受教育的真正价值，在此刻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人才是如何培养的呢？萨多夫尼契校长对我说，人才只有在“一对一”的品格教育中才能培养出来。学校不仅由“建筑物”组成，更重要的是需要由“师德”作支撑。
章开沅：这番话确实意味深长。池田先生也一定得到您的老师户田先生一对一的个人辅导吧。当我自己处于人生最严峻的歧路时，是杨东莼先生在明里暗里给予我帮助，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杨先生对我二十四年来的恩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1954年，杨先生就任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对当时在历史系执教不久的我尤为关照。先生不仅关注我的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还对我的身体健康十分关心。接待外国学者的时候，杨先生一定让我同席，时常鼓励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对外学术交流，帮助很大。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真才实学”。这在当时那种过分强调“政治挂帅”的说大话时代，真如暮鼓晨钟一般时时鞭策我踏踏实实地学习与工作。他离开华师的时候，还把自己常用的一大箱书籍送给我，以表示对我的器重与期待。
池田大作：杨先生对章先生真是寄予厚望啊。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能明白老师给予我们的熏陶有多么宝贵。正如您刚才所说，我在户田老师的身边接受了各式各样的训练。关于涉外事务，外交战的现状，老师也对我进行了严格的现场教学。那时我患上肺病，身体不好，恩师对我的关怀胜似父母。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豁出性命也要为恩师尽心竭力。户田老师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这是在寻死。你是想把你的性命给了我。这怎么行呢？你要活下去，用我的命换你的命。”医生曾说我“估计活不过三十岁”，可是我却活到了今天，我想这完全是恩师的功劳。
听章先生您说，您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到北京专心做历史研究，也是得益于您的老师杨先生的关照。
章开沅：对。当时，杨先生的学识和才干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赏识，于1957年夏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其后在1963年，他聘请我去北京参与北洋政府时的资料搜集工作，给予我提高学术境界的机会。可是，好景不长。同年8月，在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声势显赫的戚本禹，于《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严厉批评《李秀成自述》的长篇文章，史学界噩梦也就随之开始。他把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太平军统帅之一的李秀成定位为“认贼作父的革命叛徒”，并且严厉批判了与自己观点相异的许多史学研究者。
池田大作：您说的是在太平天国陷落后被捕，于监牢里写下《李秀成自述》并死在狱中的李秀成吗?我知道关于他的人格和忠诚的描述毁誉参半，曾是史学家研究的一个课题。总之，围绕《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是“文革”在学术方面的导火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