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节）(4)
辛亥革命网 2018-02-06 21:21 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章开沅 池田大作 查看： 次
章开沅：对历史研究而言，实证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支持。如果没有地道的实证努力，再宏伟的“学术建筑”也会化为空中楼阁。
章开沅：正是如此。基于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报纸和杂志也纷纷参与进来，展开了一场关于李秀成评价的讨论。当时，我受《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的敦促，连夜写了一篇名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轻易抹杀》的论文，尝试分析《李秀成自述》里多处自相矛盾的语句以及他临终前的表现，对历史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有所探索，但并非想给李秀成辩护，只是身为历史学者试图为这段史实作合理的解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论文让我贴上了“为叛徒李秀成辩护”的标签，最终使我遭受猛烈批判。戚本禹的文章蛮横武断且欠缺具体的分析，在史学界遭到极大反感。还听说他那篇文章经由江青之手转交给了毛泽东。
池田大作：也就是说您被政治利用了。
章开沅：是的。我在“文革”正式开始前两年，就已经是批判的对象了。忘不了1964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用一整版刊登了我的文章，同时还刊登了把我视为危险人物并进行点名批判的吴传启(化名任光，后来也是“文革”的风云人物)的长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不仅刊登在同一版面，而且吴的文章在上，我的文章在下，区分是非正邪的意图不言而喻。
他认为我是玩弄折中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恩主义，比资产阶级唯心论更具有欺骗性、危险性。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李秀成自述》的理解完全正确，只不过把学术见解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理解”已经变得没那么必要，只有“判决”与“声讨”才是绝对真理。我被认定是“叛徒的辩护人”，连替自己辩解的权利都失去了。之后，史学领域掀起了借评价李秀成为由的大批判运动，和我一样被政治局势摈弃的同事，也相继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池田大作：不容许有反对意见，想必是非常痛苦的事。在漫长的人类进程中，不惧迫害，书写自己坚信的历史，就是一场赌上性命的意志斗争。之前我们谈到的司马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不用我赘述，汉代的司马迁只身一人为率领微弱兵力与匈奴英勇作战的李陵辩护，因而惹怒汉武帝，被处以最为屈辱的宫刑。但是他忍辱负重，全力以赴写成《史记》，完成了父亲托付的夙愿。章先生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并不屈气节，坚持自己的信念。我感到您有着同司马迁一样的史家之魂。
章开沅：您过奖了，我没有那么坚强。当时我被剥夺了教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陷入相当艰难的境地。批斗大会也从学校开到全省，当场我只能任凭批斗，不容任何辩解或反驳。就是到了这种境况，杨先生也时常对我挂念。先生自己尽管已经身陷责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内部作为李维汉部长投降主义路线得力助手而遭到严厉批判，还寻找机会向我伸出援手。由于先生的帮助。我才得以从泥沼中暂时挣脱出来。
1966年初，北京成立了“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杨先生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担任。主要负责资料搜集、论文出版等学术方面工作的杨先生，立刻通过全国政治协商议(全国政协)，再次把我从武汉借调到北京，让我协助准备工作。
池田大作：杨先生的确很牵挂章先生的苦境啊。中日友好协会的廖承志会长是我十分敬爱的重要友人。记得我初次访华的时候(1974年5月)，一行人于晚上10点抵达北京机场，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时微笑着首先出来迎接我们的，正是廖承志先生和经普椿夫妇二人。
廖先生逝世后，我与访日的经普椿夫人畅谈，并询问了“文革”时期的艰辛。夫人感怀：“‘文革’的时候．中日友好协会的工作被停，在全面监禁的情况下，我们连与人会面都不允许了，夫妇二人也不能见面。多亏了周总理，我们才能每周相见一次。”
章开沅：那的确是个痛苦的年代。我到达北京后，住在白塔寺附近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楼上。幸好只有我一人独居此处，没有批斗示众的苦恼，也不会强迫我做杂务。，每天除检阅重要的征集史料、文献，还要替廖承志先生处理大批国内外相关人士来信，令我增长了不少学识与阅历。可是，进入6月的时候，“文革”的影响波及垒中国，就连全国政协也无法成为安稳的避难所。我接到命令，再次返回武汉的学校接受批斗。刚回到华师，我便立刻成为全校的重点批斗对象。校内贴满了批斗我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也叫喊着“打倒”我的口号。
有次批斗大会上，我被两名红卫兵按住头，并被用力架起两只胳膊，也就是常说的“喷气式”惩罚。这种姿势非常难受，但我却注意到两位红卫兵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似乎仍然存在着某些师生的情谊。这个事实，让我或多或少地感到了一丝人情味，我深深相信人性在绝大多数人内心永远不会完全泯灭。
池田大作：户田先生曾说：“所谓青年人，拥有大好的前途，但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是可怕的存在。青年人的活力能创造一个时代，也能毁灭一个时代。因此，要青年人形成正确发挥他们活力的世界观是绝对必要的。”如何善导青年人的热情和活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不正是领导人的职责，也是社会最为重要的课题吗?
章开沅：确实如此。让我感到最痛苦的当然是人格上受到侮辱。即便给我加上各种无端的罪名，或对我进行言辞污秽的谩骂，我都只能默默忍受。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文革”时期对旧地主、旧资本家、学界权威等批斗对象的蔑称），关进“牛棚”（“文革”时期软禁批斗对象的简陋小屋子)，每天被迫参与挑水等体力劳动。后来我被分配到大冶农场，在被迫从事更为严苛的体力劳动的同时，审查和批斗也接踵而来。
1972年我终于得以重返学校，但是依然是作为一个“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物”，地位比一般“革命群众”要低。“文革”结束两年多以后，我的待遇才得到真正纠正。
池田大作：许许多多的人同章先生一样。在“文革”的暴风雨中遍尝辛酸，被无理中伤．想起这些我就无比心痛。与日本疯狂的军国主义作斗争，并且信念坚定地囚死狱中——我们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一直为走向错误时代潮流的日本敲响警钟。他认为“不以恶人为敌的勇者，就不能成为善人的朋友”，要求“必须做一个有着不依赖消极的善行，而是毅然作出先进的、积极的善行这样一种气魄的勇士”。
章开沅：当全国上下一致向错误方向迈进的时候，能像牧口会长一样，认清错误，毅然提出反对意见的伟人，可以说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