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节）(5)
辛亥革命网 2018-02-06 21:21 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章开沅 池田大作 查看： 次
章开沅：对历史研究而言，实证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支持。如果没有地道的实证努力，再宏伟的“学术建筑”也会化为空中楼阁。
总的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无私奉献。然而，不得不提的是，这种崇高品德也兼有“逆来顺受”的性格弱点。“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但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一场席卷全中国的空前的大灾难。这种疯狂的自我残害的愚昧、危害的深刻性以及持久度，回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不多见的，然而在“文革”之初，我们虽然感到难以理解，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原因就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已经成为全国绝大多数人的神圣偶像。在当时的社会中，与毛主席的意见相左的人只能认为是“自己不对”。许多知识分子正是这么想着，勉强自己去忍耐恶劣的境遇和无理的虐待。可以说正是如此扭曲的社会构造引发了“文革”，是造成“文革”及其影响持续十余年的社会基础。
池田大作：您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剖析。我深切感到必须把章先生这些聚了血泪的宝贵证言，作为历史的教训留传后世。也让我再次想起了与同样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文豪巴金先生和敦煌艺术的守护人常书鸿先生的对话。“文革”期间．巴金先生的作品被污蔑成“大毒草”，十年间遭受了彻底的迫害；常书鸿先生也横遭谩骂、流放、关进牛棚的无情迫害。在这些不可言状的苦难之中，巴金先生、常先生，还有章先生怀抱“太阳不会永远被黑暗遮蔽”的信念挺了过来．用坚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
章开沅：我想这也是许许多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的共同记忆。“文革”付出的代价虽然沉重，但是我们能够深刻吸取教训，中国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因此我认为，“文革”不应成为历史的包袱，而应当作为历史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更加深刻地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智慧的基础上，让“文革”以及类似的灾祸永远不再发生。
池田大作：诸如“文革”这样的悲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当教条主义与权力相勾结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此种事态。我们创价学会也曾受到由卑劣的妒忌引起的、崇尚权威主义的疯狂的神职者对我们进行的难以置信的迫害。战时即是如此，近年来．面对我们竭力表达的真心和诚意，他们不但没有感恩之情，还对我们恶言辱骂、成逼和压制。然后又玩弄“逐出教派”等与时代相错的文字游戏．单方面地抛弃了我们，让我们尝遍了各种“狂热信仰”与权威、权力相勾结的暴虐，以及人类最极端的残忍和无情。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们得以从狂热的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超越狭隘的宗派，将和平、文化、教育运动开展得更加欣欣向荣，并加强了与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和一流人物的交流。
是什么使人非人，堕落成野兽？史学家赫伊津哈曾尖锐指出：没有理念的集团性会蒙蔽人的良知，使人容易陷入“残暴”“不宽容”“多愁善感”和“粗暴的野蛮”之中。
人类如何逃离这个陷阱呢?赫伊津哈下结论说：必须时常保持“促进人格展开与成长”的关系。这种不断促进“人格成长”的最良好的关系，不正是“师徒”关系吗?
章开沅：确实如此。我在“文革”的风雨中没有误入歧途，正是由于保持了“促进人格的展开与成长”的关系。这得益于我的恩师杨东莼先生。
“文革”期间的1974年，《历史研究》受命复刊，教育部令我参与该项工作，招集我到编辑部。一到北京我便立刻拜访杨先生，当我向先生汇报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突然阴沉下来，叹息说：“你真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期，来到一个不恰当的地点，并准备参与一项不恰当的工作啊!这个工作一定不会持久。”平素谈吐文雅的杨先生，却在此时好几次拍击案板，神情十分激昂。我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期间，杨老师一直留在北京，对政治形势比较清楚，他担心我会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而成为“‘文革’的工具”。
池田大作：老师真是值得感激。他对学生的质疑。是发自内心的、为学生着想的严爱。
章开沅：正如您所说．杨先生对我便是严爱。这件事不幸被他言中。实际参与工作后我才知道，复刊后的《历史研究》不过是派系斗争的工具。次年即1975年秋，《历史研究》改组．新任的领导黎澍先生想把我留下继续从事编辑工作，但是我固执地提出希望回到华中师院工作。即将离开北京之前，我去拜访恩师，当时杨先生刚从医院打完点滴回来，略带倦容地同我话别。先生最后笑道：“老早我就跟你说这个工作干不久吧。”杨先生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对我能够退出《历史研究》的工作，显得比什么都高兴。在当时那个环境，这样的事只能相互心领神会，而直接用言语表达还是有所顾忌。
池田大作：没有比心灵相通的师徒默契更为美好的了。佛法有云：“师徒相异，一事无成。”听过您的一番话．也让我回想起恩师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无法忘怀的记忆。那已经是50年前(1957年7月)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指挥旨在让民众成为社会中心的运动，却陷入无端的冤案．被捕入狱。户田先生接到出庭通知后赶往大阪府警察厅，途中因体力不支，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却依然挂念着我的性命安危，特地赶到东京羽田机场送我。他竭尽全力对我喊道： “大作，要是，要是，你这次活不了的话，我也会马上跟着来。我会倒在你身上和你一起死。”恩师的嘶喊，我到如今仍然永怀于心。
经过大约两周的拘留，为我洗冤的审判斗争便开始了。在户田先生临近去世的时候，我向恩师报告要去大阪接受审判之事，他从病榻上坐起身来，鼓励我说：“这次审判是一场艰苦之战，但是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真金不怕火炼，真相也一定会大白。”我铭记恩师的话，历经了84次公审，终于赢得了无罪释放的判决。那时恩师已经逝世四年。
章开沅：这让我再次感受到联系着池田先生与户田先生的是一份多么深厚的情义。而我，就算是到了形势纷繁复杂的“文革”末期，在最后一刻都能保持比较冷静的头脑，没有随波逐流，力求理性分析局势，没有误入政治歧途，主要是杨先生的功劳。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次离京前与他的叙谈，竟然就是与恩师的永别。先生在其后四年因病去世，那时我正应邀在美国首次进行自西徂东的频繁学术交流。， “文革”以前，东老(我们对杨先生的习惯尊称)两次把我借调到北京，很想让我长期留在他=身边协助工作，但是1975年秋他却为我能够离开政治局势险恶的北京而感到欣慰。这是多么深挚的师生感情啊!
从最初在华师相识一直到先生去世，杨老师对我教诲不倦，我们的师徒情谊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先生对晚辈学者的热情关怀，以及他那种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汇集一身的大家风范，时至今日仍然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章开沅：与良师相识，拥有一位伟大的老师，是人生无比的幸福。不论古今中外，人都不能不学无术，而要学习就必须有导师。我本人在一生中遇到过许多优秀老师，这是莫大的幸运，也让我感受到老师们的种种恩情。从这个意义上，我不禁为池田先生直至今天坚持了60年之久的报答师恩的高尚行为而深深感动。所以，我希望池田先生能详细谈一谈您与户田先生相识相处的情况。
池田大作：好的。我是在二战结束后两年的1947年8月14日与户田城圣先生相遇，并开始结下师徒之缘。当时，19岁的我遇上战后的混乱时邀我参加一个话题深刻的座谈会，让我得以与户田先生相识。先生和蔼地同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寒暄。当我把平日思考的“什么是正确的人生”“何谓真正的爱国者”“有关天皇制”等疑惑一股脑向先生发问时，先生的解答明快且一针见血。这位与日本军国主义相抗衡，在两年的牢狱斗争中坚持信念的战士，让19岁的我直觉感到．能跟随此人学习，今生必定无憾。先生正是我要找的人。
章开沅：听说您以中国为开端，在亚洲各国开辟友好之路，也是继承了您的恩师户田先生的信念吧。
池田大作：正是这样。恩师殷切希望亚洲和平。这也是继承了他的老师、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的心愿。战争期间，在那个把疯狂的侵华野蛮行径称为“圣战”的年代里，面对军人，先生毫不畏缩地断言：“中国生活着几亿人民啊。破坏他们生活的行为怎么能称之为‘圣战’?”战后，先生一方面努力重建创价学会。一方面向青年人呼吁为亚洲和平而行动，而且不止一次地说：“当日本重获亚洲各国的信任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和平国家。”
1968年9月，我继承恩师的心愿，提出“日中邦交正常化建议”。在努力扩大两国之间文化、教育交流的同时，我心中时刻铭记着恩师的一句话——“中国今后一定会在世界上起重要作用。日中友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章开沅：我的座右铭是“薪火相传”。这句话来自庄子的“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说的是弟子应该继承老师的美德，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如果以此来象征中日友好活动的话，创价学会从牧口会长到户田会长再到池田会长，三代会长传承了走向和平的信念，就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壮举。三代会长的耀眼的荣光，今后也将继续影响创价学会的、各位会员。我坚信，这种向往和平的信念之火一定会从池田会长这里，向那些年轻的接班人、向青年们连绵不断地传承下去。
池田大作：“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如果在青年时代遇到了一位为他指明人生道路的老师．这个人就是最幸福的人。我在青年时代的十年间．接受了户田先生一对一的个人教学的熏陶．我为人的全部便是以此为基础的。当户田先生处于事业最恶劣的境地时，大多数人都弃先生而去，只有我一个人支持先生，并坚守到最后。为此，我中止了夜校的学习。
章开沅：您为维护陷入困境的老师，放弃了宝贵的求学之路啊。
池田大作：是的。先生察觉到我的心事，对我说：“抱歉，让你受苦了，让你断送了你的人生计划。”但是“作为回报．我会把所有的高等教育传授于你。我要让你接受不逊于优秀大学的教育”。于是每周包括周El在内，先生在他家里对我进行个人辅导。不久地点转移到先生的公司．每天早上从上班前的八点多到九点，教学从未间断。
户田老师是数学天才，也可说是位全能的大学者。我从他那里全面学习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汉语、历史，更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古今的学问，可谓深受“户田大学”的培养和熏陶。
章开沅：师傅和徒弟、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世上最为纯洁、最为诚实而高尚的关系。学生虚心向老师求教，老师望学生成才，除此之外，师生之间别无他求。我感到“户田大学”正是体现着这样一种教育的真髓。
池田大作：能在伟大的老师身边学习，是我一生的骄傲。户田先生放眼未来，培养我“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领导人，都要具备同他自由对话的能力”。在“户田大学”读书是不允许随便记笔记的。先生曾说： “江户时代，有一位兰学者①到长崎学习荷兰医学。为了能够记下所有的知识，他做记录的笔记本塞满了行李箱。结果，渡海回程途中，船沉了，笔记本也随之丢失。而这个兰学者的脑袋里，什么知识都没有留下。因此，你要把学到的知识装到脑子里去。”所以每一次，我都像把知识铭刻到生命里一般地拼命学习。
章开沅：能够教授池田先生这样的优秀学生，户田先生也一定感到了做老9币的幸福。我很喜欢“教学相长”这句话。因为教学不仅使学习者得到提高，也让老师得到提高。教师的工作绝不是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在教授学生的同时，从学生那里获取精神养分和青春活力，而且也必须如此。学生如饥似渴地全力追求知识的朝气，也是促进教师进步的推动力。学生那种行云流水般自由开阔的思维，往往能够触发老师知识创新的灵感火花。育人最应尊崇的就是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我在户田先生和池田先生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最为理想的师生关系和教学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