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南社成立之时，并没有明确公开揭示自己的革命性。主要是因为，当时孙中山的同盟会、徐锡麟的光复会等领导的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上海等几个大都市出版的鼓动革命的刊物也不断遭到查禁。因此，南社刚成立时，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就故意隐去自己的革命宗旨。南社成立时所通过《条例》仅订明：“品行文不两优，得社友介绍者，即可人社”。这就会使人认为南这只不过是一个提倡风雅、舞文弄墨的文人组织，而不会以为它是一个用文学来继续鼓吹革命的团体。《南社丛刻》第九集刊载陈去病所作的相当于南社宣言的《南社叙》时，柳亚子曾有一段附志：“右文作于己酉之岁，曾刊入《南社》第一集中，时胡焰犹张，吾辈自分，将以皇汉遗民终老，故其辞若此……”说明了南社成立之初隐藏其宗旨的若衷与不得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南社初成立时的革命性并不很强，至少是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此前的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政党早就明确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南社与之比较，则略显逊色。到于高旭说的：“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 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 则更是毫无革命气息。有人认为，高旭对“南社”的解释显示了他思想上的倒退和政治上的怯懦，这时的高旭已不象他先前那样热心革命排满了。联系南社初期高旭藏头藏尾的实际情况，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南社从一开始，内部的思想政治状况就比较复杂，存在着革新与保守，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因此，南社之初，一方面由于清廷的迫害，一方面由于内部的分歧，它的影响并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后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南社社友逐渐增加，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著名的人物黄兴、宋教仁、陈英士参加南社后，南社的影响更是迅速扩大，人数迅速增加。
南社后来形成了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团结了很大一部分文学力量，网罗的范围相当广阔，成员遍及全国各地和海外。从它在辛亥正月编订的通讯录来看，在193个社员中，除1人已故外，20人侨居国外，计日本12人，南洋4人 ，美洲2人，欧洲2人；172人居住国内，分布于13个省份的37个城市[ 另说39个城市（王承礼《辛亥革命时期的南社》见《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6月，19页。]，计上海37人，松江25人，苏州22人，杭州15人，北京9人，广州8人，嘉善7人，南京、汕头各6人，湖州、丹阳各4人，石门、太仓、绍兴、天津各2人，吴淞、常熟、睢宁、海门、邳州、嘉兴、长沙、成都、隆昌、开封、彰德、三原、桂林、各1人。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清华学堂、女子师范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全浙师范学堂、南京两江师范、长沙明德学堂，甚至连一些连边远地区的学校，如桂林陆军小学等都有人参加。从这份通讯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92人中，除侨居国外的20人，国内172人中，当时居南方的有150多人，居北方的只有10多人。许多人出身于新式学堂，受到了新式教育，这为他们利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批判封建主义创造了条件。如果从南社初期成员的籍贯上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南社主要的是南方文人的革命团体。从神交社成立始，我们所知道的参加南社筹备活动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南方人。从南社成立后到辛亥革命前的几次雅集来看，第一次雅集时的17人中，除景秋陆1人是北方籍（山西），其余均为南方人士，且主要是江浙一带人；第二次雅集的17人中，除陈鲁德是北方籍（甘肃），其余也均南方人；第三次雅集的19人、第四次雅集的34人竟全都是南方人；直到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前的第五次雅集，到会的35人中，除李季直1人是北方籍（陕西）外，其余34人也都是南方人。可见，武昌起义前的五次雅集主要是南方人，尤以江苏、浙江两省为多，次则广东、湖南、福建、四川、安徽、江西等。而参加南社前五次雅集的3个北方人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共同点：他们原籍虽在北方，但在当时来讲，都远在西北边地，远离京城，少受清皇的“恩泽”。而他们本人则长期居南方生活。景秋陆当时任职上海的《民立报》馆；陈鲁德是辛亥革命前上海有名的竞今书局主人陈竞全的儿子，他已经是第二代在上海生活的人了；李季直更是上海《克复学报》主笔。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应该被称为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如果说参加南社雅集的代表仅仅是南社的少数，不足以代表整个南社的话，那么我们再来查看一下于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旧历八月编印的《南社社友第二次通讯录》。通讯录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已填入社书的，以收到入社书先后为次；下编是未填入社书的，以社友介绍入社的先后为次。上下编合计起来，共计有228人。这是辛苦亥革命前参加南社的全体社友名单。而在这228人中，只有6人原籍在北方。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南社主要是东南反清文人的一个团体组织。
南社又是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成员众多，鱼龙混杂。但南社主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它虽然是一个文人结社，但由于受到革命潮流的激荡，它的酝酿和发展，都带有近代社会革命团体常见的特点。它已不是单纯诗酒流连的文人雅集，而是同政治斗争结了不解之缘，用文字来宣传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时期的南社，整个说来还是富有革命朝气的。椐朱剑芒对第五次编印的《姓氏录》中南社社友的成分分析在载明当时工作岗位的社友中，教育界29.85%，新闻界21.69%，工商界19.5%，政法界19.18%，编辑界6%，文艺界0.94%，医卫界0.64%，宗教界0.64%，无固定职业的占1.56%。[ 朱剑芒《我所知道的南社》《江苏文史资料选集（三）》，3页。]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报刊编辑、记者、中小学教员、学生、艺人等，是南社的主要成份。即南社成员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它包括了许多知名人士，如名报人陈范、杭辛斋、雷昭性，白话运动倡导者林獬，小说家王无生、包天笑，戏曲家吴梅，诗人苏曼殊，翻译家马君武，画家黄宾虹，近代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发起人李叔同等。有同盟会活动分子田桐 、范光启、章梓、陈陶遗、朱少屏、景耀月等，也有光复会系统的。他们大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也有部分社员进行过一些革命的实际活动。可见，南社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革命的文学团体。
南社是五四运动前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一次大集会，它汇集了当时的精英。南社社友们大多是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他们最了解旧营垒的内幕。所以，他们对旧制度的批判也更有力、更一针见血。他们又多是家学渊源，受旧文学薰陶较深，现在用传统文化来鼓吹革命，显得是那么地古色古香贴近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所以，在某些方面，南社比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那些纯欧化的思想和语言能起更大的效果。当然，南社中也有人用最新式的词来鼓吹革命的。如高旭在1911年10月革命军攻克南京时写的《盼捷》一诗：“龙蟠虎踞闹英雄，似听登台唱大风。炸弹声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直率奔放，连“炸弹”、“头颅飞舞”这些新词也都用上了。这些又迎合了出过国、留过洋的那些人们的口味。正因为如此，南社才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当时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文学团体。
（三）辛亥前后南社的主要贡献
1、成立前的南社人士的反清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 清朝政府在一九○○年的战争失败后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了“洋人的朝廷”，并且倚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它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执行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政策，对内则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广泛反抗。二十世纪初，中国已酝酿着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一九○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积极组织武装起义。全国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的腐朽，激发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情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并创作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用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柳亚子在回忆他的在辛亥革命前运用诗歌宣传革命的情形时说：“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这样，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了”。[ 柳亚子《我的诗和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1月，75页。] 宁调元则发出了更响亮的号召：“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 宁调元《题〈纫秋兰集〉》1903，《太一诗存》（一）《太一遗书》。] 更是豪迈地宣告用文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向清政府开战。在革命中，他们的诗起了一种先锋和桥梁作用。
早在南社正式成立之前，南社的人们就已开始了反清的活动。但最初，他们所信奉的大多是改良主义。如陈去病在1898年曾在吴江组织雪耻学会，响应康、梁的维新运动。柳亚子也曾是梁启超的信徒。马君武曾向康有为执弟子礼。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政府卖国嘴脸的日益暴露，他们很快地转向了革命。柳亚子曾与章炳麟、邹容合写了一篇《驳“革命驳议”》，批判了改良派对革命的攻击。随后，柳亚子又在《江苏》、《复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他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严厉批判了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论。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出，宪法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只有当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治主权时，才能享有国家宪法的权利，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已失去了“政治之主权者四千余年”。[ 柳亚子《论世界之前途》，《女子世界》1905年1期。] 这时清政府又把国家主权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人民群众既已失去自己的国家，怎么享受国家的宪法呢？声援了革命派对君主立宪论的批判。
南社的早期成员重视利用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反清事迹教育人民，激发人们对清王朝的仇恨。陈去病曾收集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的文章编成《正气集》，又收集因抗清而牺牲的吴易诗文，编成《吴长兴伯集》，又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编为《陆沉丛书》，并编撰发表了《清秘史》、《明遗民录》等书。柳亚子、田桐、苏曼殊也相继编印了《亡国惨记》等丛书。柳亚子还大力研究南明史。高旭为了激发民气，曾假托太平天国著名军事家石达开之名，一夜之间写作《石达开遗诗》20首。这些文字在鼓动反清方面都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南社人士不仅从历史上汲取反清的精神养分，许多早期成员还利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个最新式的武器来对中国封建专制实施猛烈的轰击。如林獬在《黄帝传》一文中就说：“若照地球上顶文明的社会党的意见讲起来，世界上本不应该有什么皇帝。不要说无道的皇帝要杀，就是有道的圣天子也要杀。不要说别种的强盗来做皇帝的要杀，就是我们汉种的来做皇帝的也要杀，总归不许有个皇帝罢了。”高旭在《祝民呼报》诗中也说：“天民帝民民以大，蚁民子民民以小。君大于民国权沦，民卑于官国础沉。”[ 杨天石、刘彦成《南社》，34页。] 柳亚子也在诗中高呼：“献身应作苏菲亚，争取民权与自由。”[ 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24页。] 他们的批判的范围已不仅限于清政府，而是指向整个封建专制统治。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西方民主主义的向往，曾更名为人权，又名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命。田桐幻想了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尊，无所谓卑。“皆栖息于法之下。”[《满清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一）。] 当时，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是他们的政治思想，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玛志尼等人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天演论》、《民约论》、《人权宣言》是他们的理论基础。西方的社会思想已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 宁调元《感怀》（1906），《洞庭波》（一）。] ，正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态的反映。他们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学说，宣布它为自己的信仰。“国不自由萎，人不自由惫。人权本天赋，失之堪深喟”。[ 高旭《欲为我国民牺牲者……》，《国民日日报汇编》（一）。] 在当时，他们以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们要中国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方式，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广泛涉历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于是在他们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马志尼、罗兰、马利侬、布鲁东、苏菲亚等人的名字。愈是广泛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愈是对中国封建的腐朽政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