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中，南社人士积极参加对袁斗争。宋案发生后，宁调元星夜赶赴上海，向孙中山建议：“袁世凯自绝于民国，北定中原，此其时矣。”他又策动湖南独立。袁世凯指名要逮捕他，但他毫不畏惧，继续奔走。他认为武汉居长江中游，为南北枢纽，用兵在所必争，主动要求赴汉口联络季雨霖、詹大悲、杨五鹏等革命力量，积极筹备武装反袁。事败被捕。但他表示：“生死关头，已于十年前勘破，至此复何所求，惟默揣中国时局。”[ 宁调元《戊申狱中与刘约真书》，胡朴安《南社丛选》（一），35页。]并说：“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 宁调元《书感》，郑逸梅《南社丛谈》，337页。] 高旭等南社同人曾发起营救活动，但袁世凯非常惧恨宁调元，令黎元洪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一九一三年九月宁调元在武昌慷慨就义。又是刘三收葬宁调元于上海龙华自己的家园里。柳亚子不顾好友的恳切劝阻，冒着生命危险写作了许多悲愤满腔、血泪交迸的哀悼烈士、声讨民贼的诗文，并为烈士作传。他愤怒地揭露袁世凯残害革命党人的罪行：“当年专制犹开网，此日共和竟杀身？”“独夫曷丧苍生愿，豪杰成灰白骨哀。”[ 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198页。] 社友们写了一百几十首诗歌，沉痛哀悼宁调元，声诗独夫民贼袁世凯。这些文字，反映了南社战士对革命烈士的深切崇敬，表达了对反动统治的血腥罪行的愤怒控诉。从而也成为提倡革命气节，激盛革命斗志的最有力的教材。杨性恂在宋案发生后，竭力主张追查宋案的主凶。“二次革命”兴起后，他又促进了湖南的独立，参加反袁斗争，讨袁军失败后被袁世凯杀害。在此前后，南社中因讨袁而被杀的还有孙竹丹、陈勤生等烈士。黄兴在二次革命中在南京宣布讨袁，任讨袁军总司令，指挥军队沿津浦线向袁军进攻。陈去病、吴鼐、邵元冲同在讨袁军司令部任文职，许多讨袁文告出自他们手笔，羽檄星驰，为讨袁革命推波助澜。章梓在二次革命时代理江苏都督。革命失败后郁郁而死。陈英士任上海讨袁总司令，与居正、仇冥鸿一起领导了上海军民的讨袁斗争。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司令，与范光启、田桐一起领导了安徽军民反衰。但由于讨袁军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他们的反袁活动就显得极为软弱。不到两个月就被袁世凯分别击破，全军溃败。二次革命转眼就烟消云散。
在反袁斗争中，南社诸多志士杀身成仁，为国捐躯。柳亚子记述道：“……犹残英士，而宁太一、杨性恂、陈勤生、周仲穆、仇蕴存、范鸿仙、程韵荪、吴虎头、姚勇忱诸君子，并断头沥血。”还有一批坚贞自守、始终保持气节，不随变幻莫测的时势改变其初衷的社友“若柳亚子、傅钝根、陈佩忍、黄宾虹、庞檗子、王菁农、姚石子之奇才朴学，咸能廉洁自守，不慕荣利、不求闻达。或息影故园，或飘零异国，或立言警世，或著作牖民，是亦当世之奇士，‘南社’之杰出者。”他们才是南社的真正代表，他们的高风亮节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宁折不屈的高尚气节。
（四）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的评价
南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与当时的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都曾有过很密切的关系。它初期的主要骨干大都是同盟会会员。它网罗了辛亥革命前后一大批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以及参加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的革命志士和爱国者，以提倡气节，研究文学为号召，在反清、反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南社早期的先进分子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以文学鼓吹革命的道路，而且也是中国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有不少代表人物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仍然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继续前进，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但是，随着时移势迁，这个团体中的多数人后来却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相率趋于保守，有极少数人竟转化为反面人物，由革命者变为反动派。
南社及其成员的活动、分化和演变的历史，部分地但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所走的不同的道路。因此，几十年来，对于南社的评价大相径庭。有不少人对南社文学的局限性和落后面缺乏认识，过分夸大南社的革命功绩和南社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有人说：“南社文学当时支配了行将爆发革命的时代，统制了大江南北的文坛。”又说：“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必然要获得……极崇高的地位，……占据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徐蔚南《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南社诗集》（一）。] 也有人因提倡文革命而又陷于形式主义的谬误，竟全盘否定南社及其代表作家们革命文学的业绩。如胡适，他在提倡文学革命时，不考察南社的全部历史，而且撇开作品的政治社会内容，从片面讲求文学形式和艺术水平的形式主义观点出发，以“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的评语对南社文学一笔抹煞。甚至认为清朝遗老，封建余孽樊增祥、陈三立、郑效胥之流的作品“视南社为高矣”。有一些人标榜南社昔日的荣光，以掩盖自己对南社革命精神的背叛；那些转而为人民敌人的人，对于坚持南社精神的人则大肆攻击。正如柳亚子所说“对于南社，……评坛上很少有持平之论。”
给予南社公正评价的首先是鲁迅。在“左联”成立前后，他曾一再对南社作出历史的、全面的评价。他指出：南社是在清末“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属于南社的人们，起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幼想，以为只要满洲人赶出去了，便一切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着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都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 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四），237页。] 鲁迅首先肯定了南社的革命性质和历史功绩，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南社的许多人一开始就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留恋封建等级制度的做官思想；既肯定了早期南社大多数人都是很革命的，同时又指出了一部分人后来转化为反面人物的事实。他告诫新一代的革命作家们要把南社的历史教训作为前车之鉴。
新南社发起人之一的曹聚仁也说：“南社首先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朝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为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于民族意识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南社文学的缺点。他说，革命文学的责任是“推动社会前进”，而南社文学，却“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说：“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却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他主张后来的人们“赶快跳出浪漫主义的圈子。”
《南社丛选》的编者胡朴安也说：“南社文章，不失为时代之产生物。……于思想言，为革命之前驱，有骤然不可抵抗之气势；于文艺言，开解放之先路，有肆然不受拘束之情形。……南社文章，历史上自有存在之价值。”而南社“掊击清廷，排斥帝制，大声以呼，振启聋聩，垂涕而道，晓喻颛蒙，气类所通，薄海斯应，故慷慨之夫、刚强之士归之，意气用事之徒亦归之，不得志于满清，无由奋迹于利禄之途者亦归之。”这种评价也可谓中肯，实事求是。它既肯定了南社的革命性、进步性，也指出南社组织的严重不纯、鱼龙混杂的状况。
柳亚子虽然指出鲁迅对南社的评价有与事实有出人之处，但却很同意鲁迅的基本评价，认为是“很持平的”，他也非常同意曹聚仁的批评，认为说南社文学始终没有走出浪漫主义的一步“这话是对极了”。他自己总结南社文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时说：“南社是应该有它的地位的，至于如何的评说功罪，那要听史家的评判了。”他说：“南社文学在反清反袁上是不无微劳的。不过它不能领导文学界前进的潮流，致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所唾弃，却也是事实。”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拓宽和深化，对南社的研究也愈来愈为史学界所重视，逐渐形成了一股南社研究热。但纵观南社研究的现状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目前许多研究文章有意无意地抬高了南社的地位，过分地强调了南社的革命性，夸大了它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以及辛亥革命后反北洋军阀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而对南社的缺点和不足涉及得很少或只字不提。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及时地加以克服和纠正。我们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南社及南社成员在辛亥革命中以及以后的活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提供历史的借鉴。
南社作为辛亥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是很显然的。它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南社的理论家明确地提出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服务的文学主张，而尤其强调用文学来鼓吹反清，并且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些文章说南社未曾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不符合事实。当然，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远没有对清王朝的批判来得深刻、彻底和全面。南社一方面反帝反封建，一方面大力鼓吹革命排满，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起了同盟会的宣传队的作用。
第二，南社的许多成员不仅在理论上大力鼓吹革命，并且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以自身的英勇行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了南社中的杰出者的革命坚定性和英勇献身精神。如果说南社的理论宣传是其主要活动，那么，南社志士的断头沥血则是南社历史的最光彩夺目的一页。他们那种宁死不折，誓死如归的英勇气概磅礴云天，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第三，南社文人创作的一大批生动活泼的革命性的诗、词、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它们中也不乏可诵之篇。再加上社友们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文坛璀灿的篇章。无论是文学研究者亦或是历史研究者，对此都不可能漠然视之。
第四，南社人们还提倡戏剧改革，小说改革，以及诗词风格改革。这一方面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中国近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加强了对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抹掉的。
南社虽然在当时担当了革命宣传队和战斗员的作用，但它终究还是过渡时期的文学团体。它继承了龚自珍以来的要求变革现实的愿望，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南社和它所从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能实现变革现实的愿望。只有新的阶级和新的思想才能领导这样的战斗。
南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盟军，它同样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由于文人积习太深，它比当时的同盟会更加复杂，更加散漫。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抱着光复故物的感情入社的。关于这一点，柳亚子在他的《南社纪略》中曾有述及：“一九○九年，我和陈去病、高天梅两人发起了南社，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同盟会是鼓吹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南社中还有些人只是地主阶级反满派，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很淡薄。他们之所以加入南社，在早期是因受过康梁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分裂，政治上一片混乱，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他们看不到前途的光明，于是，意志消沉，寄情诗酒，把南社作为精神寄托的处所。有的人更是抱残守缺，与古为缘，毫无一点政治气息。也有一些投机者、沽名钓誉者、附庸风雅者混进南社，他们把南社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或捞取名利的阶梯。其尤下者甚至与昔日的敌人同流合污。柳亚子目睹这种现象后沉痛地说“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可心痛。”[ 柳亚子《南社纪略》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所以，我们对南社的评价要客观公正。既不要低估它，也不能过高地夸耀它的革命性，更不能把它提到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同等高度。有些文章说南社是“同盟会的宣传部”，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都过高地估价了南社的地位。
总体说来，南社的不足之处表现在：
第一，在思想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虽然南社的许多成员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总纲。这就使得南社的反帝反清斗争显得相当零散和无力。加上社员的思想境界本来就很不一致，有一民主义，有二民主义。就更显得南社思想的七零八落。
第二，在组织上，南社没有一个系统的组织大纲，主要依靠部分骨干举行不定期的雅集和编印《南社丛刻》两种方式。这就使南社既不能统一领导人的思想，也不能协调成员间的意见，以至南社的整个组织显得很涣散，思想很复杂，不能形成一个团结的战斗的革命集体。南社的历史反映出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特点和弱点。
第三，在文学观点上，南社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纲领。从总体上来说，它没有在创作上贡献出无愧于本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伟大作品，也没有在理论上建立起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体系。南社成员的文学创作中思想分歧和艺术分歧相当大。一部分成员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革命运动的有力鼓吹者，但许多成员抱残守缺，在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时代面前，仍然站在原来的基点上品评时政，这就使他们必然为时代所抛弃。有的更站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最终成为革命文学的敌人。
第四，南社中有些人本来入社的动机就不纯，在反动势力的高官厚禄的利诱下，在严峻形势的压力下，他们纷纷违背初衷，投到了反动营垒那一边，与原来的敌人同流合污。
总之，南社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产物。它曾经进行的文学活动、革命实践及其兴衰变化，鲜明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征。它的成就与它的不足都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研究南社及其成员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活动和影响，目的是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爱国主义传统，并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近代史，克服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和不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周亚飞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