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南社的思想家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维护封建统治的孔教。周仲穆主张破除孔孟之道的“大蔽”，斥责孔教提倡的逆来顺受的“偏曲之道德”；宁调元在一九○七年写的《孔子之教忠》中也说：“古之所谓至圣，今之所谓民贼也”。他痛斥孔子是孕育了“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亡之祸”的“罪魁”。在《孔子之右文》一文中，他指责孔子不言军旅之事，使得“文弱演为国俗”。还在《孔子之持家》、《孔子之接物》二文中对孔子的待人处世等方面提出了批评。阳兆鲲则把孔子和耶稣并称为“妖人”。他写道：“更有孔子、耶稣两妖人，口撰学说盅齐民。宗之则誉背则毁，聚蚊成市灰成尘”[阳兆鲲《放歌》，《南社诗集》（五），241页。] 。苏曼殊在他和陈独秀合译的于一九○四年出版的《惨世界》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插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是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把尊孔的人称为“贱种”，把孔子的话称为“狗屁”，在当时实属惊世骇俗的快论。柳亚子激烈地批判儒家纲常礼教为“邪说”。在《哀女权》一文中指出，中国妇女的一重身份为奴隶，一重身份为玩物，身体精神都备受种种折磨。他并参与创办了明华女校和苏苏女校。他们提出了兴女学、争女权的口号，要求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反对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权。在婚姻问题上，高旭要求婚姻自由，提倡自由恋爱和文明结婚：“争向自由神拜倒，从今嫁娶不须媒。”[ 高旭《予与何亚希女士举行结婚式……》，《汉帜》（一）。] 号召妇女解放思想，冲决封建罗网，反对封建纲常伦理。他们认为，妇女是一支强劲的革命力量，只有把广大妇女动员起来，才能冲破强固的封建壁垒。只有广大妇女获得民主自由，男子的民主自由才能有可靠的保障。因此，争取妇女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段革命的一个基本内容和任务。
南社早期成员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还重视文学对革命宣传的影响。南社初期的作家大部分本是诗人。他们的文学革命活动最初偏重于诗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不断地接受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的口号。柳亚子认为：“拔山倒海之事业，掀天扬地之风潮，非一人所能独立经营”。高旭则认为：“欲扫数千年之蛮风，不可不觉民”。于是，他们为文学提出了“化里巷”、“鼓舞平民”和“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的任务，注意到了“下等社会”。为了能让普通的劳动群众和士兵了解他们的革命主张，林白水创办《中国白话报》，柳亚子也开始试用白话文写宣传鼓动文章。南社早期成员还创办了《觉民》、《醒狮》、《复报》、《竞业日报》、《警钟日报》、《国粹学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国民日日报》、《洞庭波》等刊物。写了许多抨击时政、反帝反清、痛悼烈士、鼓吹革命的诗歌和文章。在作品风格上，当时出现了许多在内容上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在形式上突破旧格律、比较通俗的新体诗。同时，《复报》还发表近于白话的通俗体诗歌。《南社丛刻》上辟歌谣专栏，发表通俗诗歌，又辟《音乐新唱歌集》，发表新体诗歌。还有一些成员翻译了西方诗人如拜伦、雪菜、歌德、雨果的诗作。利用外国文学中的革命思想来鼓动民心，为中国革命服务。
陈去病、柳亚子还提倡戏剧改革，主张把戏剧舞台当作社会思想改革的根据地和普及爱国思想、救亡图存的有效工具。他们曾创刊中国文学史上的最早的戏剧杂志一一《二十世纪大舞台》，希望组成一支“梨园革命军”。柳亚子在《发刊词》中写道：“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则中国万岁。”戏曲家吴梅创作了歌颂明末抗清英雄瞿式耜、戊戌六君子和秋瑾的戏曲。曾孝谷、欧阳予倩、李叔同共创我国第一个话剧团青柳社。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我国最早的话剧专业学校一一通鉴学校。利用话剧唤起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激情。如他们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三幕话剧《黑奴吁天录》，反映了帝国主义残酷虐待黑人的狰狞面目，警告人们必须独立自强。鲁迅称誉：“使人不禁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黑奴前车如是，弥盖感喟”。南社人士借戏剧改革而唤起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激情，成为我国新戏剧运动的开端。它一开始就担负起宣传革命，鼓动群众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使中国戏剧形成一个兴盛局面，这是不能不能加以肯定和发扬的。既要反清，势必涉及到清王朝的后台一一帝国主义。南社社友中，许多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许多人又把反帝与反清结合起来进行。革命作家们提出了反帝救国、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张。他们震骇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天演论学说，震骇于世界上一些弱小民族在国家灭亡后的惨状，指出中国的局势是外患日急、内忧日深，帝国主义正“左持刀、右握矛，以伺吾后”，如不奋起抗争则民族将亡，国家将亡。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批判的最有价值的就在于反对其媚外卖国、甘心做帝国主义走狗这一点上。他们指斥清政府的割地赔款的行为是：“割我汉人之土地为求成礼，剥我汉人之财帛为谢罪金”，使得中国人民沦于“三重奴隶”的悲惨境地。又指出，满洲贵族集团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地出卖民族利益，完全是为了本集团的私利，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安乐窝”。他们也指斥清政府不顾国家危难，“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醉生梦死，过着极端荒淫奢侈的生活，指出他们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所作的“卧薪尝胆”、“豆粥素衣”的保证只不过是一种谎言，而各种所谓的改革也只是一种欺骗。柳亚子还在《复报》、《江苏》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郑成功传》、《台湾三百年史》等文章和诗词，揭发批判了帝国主义罪行，歌颂了抵御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针对革命将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的危言，柳亚子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大胆指出，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可怕，只要全国人民奋起斗争，“人人挟一不自由母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胃、冠带之伦，遗裔犹多，……未必能尽歼我种族”，最后的胜利终属于中国。他初步认识到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闪耀着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高旭在《路亡国亡歌》中大声疾呼：“日凄凄，黄云飞，路亡国亡将安归。……哀哉路事棘矣、使我胸中万斛块垒酒浇不辞室中百匝千纺徨。……诸公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诗写于一九○七年，那时，“帝国主义”词在国内文字中尚属少见，就是偶尔使用，其含义也模糊不清。高旭从自己的直觉中警惕地提到帝国侵略主义的扩张。这些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它显示了南社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风气之先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先进的思想，为辛亥武装起义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南社早期成员在进行革命理论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誓死肯从穷发国，舍身齐上断头台！”[ 陈去病《辑〈陆沉丛书〉初集竟题首》（1903）。] 高旭在一九○四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陈去病、柳亚子在一九○六年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柳亚子在同一年的稍后时候还加入了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 柳亚子《南社纪略》，10页。] 秋瑾牺牲后，陈去病、徐自华联合同志把秋瑾的遗骸安葬于杭州西湖边。柳亚子曾发起捐款，在大同书局印行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这两本书的最早版本。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鲁迅先生在回忆当时的思想影响时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率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苏报》案中，陈、高、柳都参加了声讨清政府、表彰烈士邹容的活动。刘三（刘季平）还把邹容的遗骸运回自己的家园一一上海龙华进行安葬，以此来表示对烈士的敬仰，对清政府的抗议。一九○六年，柳亚子、陈陶遗、高旭在吴淞口的一只邮船上晋谒了孙中山，商谈革命的进行。同年，宁调元参与发动长沙万余人公葬陈天化、姚宏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清示威。年底，他奉同盟会之命从日本归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后被捕长沙三年，但他在狱中勤奋读书、著述，共写了四百多首诗词。这是他一生中文学活动最旺盛的时期。他同时还坚持革命实际工作，积极赞助南社的创立，鼓励看望他的同志继续斗争，并写了具有反清色彩的《南社序》公开发表。逃亡广东归来不久的陈去病，在南京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正被暗中监视的林之夏，继高旭之后任江苏同盟会的会长。被清政府囚禁一年多，刚刚出狱的陈陶遗，参加了南社的成立会，在革命活动中，他们还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闻名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陈、高、柳在上海和日本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从事政治、军事、新闻、教育、文化活动，热心诗文写作的革命党人和爱国者。这为他们后来团结全国各地文人，建立南社打下了基础。一九○九年南社成立后，他们就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内配合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活动。
2、南社成立后的反清斗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准备，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宣统元年十月），南社终于在苏州虎丘的张公祠宣告成立。参加南社成立大会的有来自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俞锷、冯平、赵正平、朱少屏、诸宗元、胡颖之、黄宾虹、林之夏、蔡守、景耀月等十七名南社社友。除胡、黄、蔡三人外，其余十四人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陈陶遗、林之夏、景耀月还分别是江苏、山西同盟会的负责人。这表明，这个刚成立的资产阶级文学团体必将与辛亥革命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说明，它是应和着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兴起而建立的，是联系各省知识分子的反清的桥梁和纽带。
为了响应同盟会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南社首先揭起了文学反清革命的大旗，尽管在清政府的压迫下，当时南社的一些公开刊物上把南社的宗旨说得比较含蓄，但它的反清色彩还是很鲜明的。《南社丛刻》从第一期起，就大力提倡民族气节，所发表的社员的文章和诗词，“一腔热血燎天地，千言椽笔惊风雷。”[ 柳亚子《回忆诗》，《磨剑室诗集》（上），27页。] 他们以诗文“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 马君武《〈马君武诗稿〉自序》。]，热烈地宣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黄花岗起义后，革命空气突然紧张，南社活动也更为活跃。这时，上海几家革命党人主办的报纸，有好几位主笔参加了南社。陈英士、宋教仁也在这时参加了南社，并出席了南社的第五次雅集。一九一一年八月五日，宋教仁在《民立报》上撰文介绍《南社丛刻》第四集时说：“其间感慨淋漓，可诵之篇不鲜。”这一集曾载有阳兆鲲在南社成立前写的《放歌》，连同这一时期前后南社人士对孔子的批判，都成为后来“打倒孔家店”的先声。其余如《天锋报》、《时报》、《神州日报》亦都有文字介绍南社，为南社大大张目。除社刊外，南社社友还在其他许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诗文。还有不少尖锐地揭露清朝反动统治、歌颂革命斗争、哀悼死难烈士的诗文在社友间传寄唱和，互相激励。这些作品后来有一部分分别收进了个人的诗文集。
南社成立之初的诗词论战，虽有人说其中有文人相轻之意，但实际上是为了扫除以诗歌鼓吹革命的障碍。就当时时代条件而言，提倡白话诗的时机尚未成熟，而革命宣传又迫切需要与其内容相适应的文学形式，南社诗人于是就极力提倡盛唐之音。因为盛唐之音那种高亢激昂的诗风能够同他们的战斗精神合拍。以柳亚子为首的一部分南社成员，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同光体”诗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同光体”是清代同治、光绪以来封建文人中盛行仿宋诗体，主要模仿北宋江西诗派的一个流派。柳亚子等很早就痛恶同光体，他曾激烈地批评郑孝胥、陈三立等：“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柳亚子诗词选 》。]“嚣嚣然祖后山而弥山谷，枯瘠其语，蹇涩其音————-亡国之妖孽耳。”[ 柳亚子《紫云楼诗序》。] 陈巢南也指出：“其声益噍杀而厉，至于今，蜩螗沸羹，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 陈去病《寄安如诗序》。] 柳亚子决心在诗坛上另“建旗鼓”与之对抗。在南社举行成立会期间，柳亚子等对同光体诗派及其崇拜者进行猛烈的批判，与南社成员庞树柏和蔡守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毫不退让，逼迫庞树柏等“急忙道歉”[ 柳亚子《致高天梅书》。] 才作罢。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柳亚了又尖锐地批判了同光体诗人在清朝反动统治面前“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声称创立南社，就是为了和同光体对立，提倡“不事王候”的“布衣之诗”[ 柳亚子《南社纪略》，14页。] 。因此，当时的南社和同光体诗派之争，表面上是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是革命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之争，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柳亚子们对龚定庵的那种呼唤风雷，要求变革现实的风格也能心心相印。柳亚子并曾自称“我是当年龚定庵”。为了同样的目的，南社的人们对桐城派和常州派的文风也进行了批判。南社的人们写作了许多诗文，不仅打击了同光体诗人的气焰，而且也大大突破了改良派诗人的藩篱，密切地配合了反清革命运动。这些诗斗志昂扬，语言流畅，慷慨淋漓，振奋人心，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社友之间的联系，南社在出版社刊之外，每年还举行两次雅集。每次雅集，在诗酒酬酢之间，讨论文学，砥砺气节，畅言革命。一九一○年四月间，南社在杭州举行第二次雅集时，柳亚子填了一首《金缕曲》：“大言子敬原非戏，论英雄安知非仆？狂奴未死，铁骑长驱河朔靖，勒石燕然山里，算才了，平生素志”。他在这里立下的北伐中原，推翻清王朝的誓言，正表达了南社成员的共同意志。武昌起义前不久，随着革命潮流日趋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中坚人物黄兴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加入南社，使南社的声势更趋强大，也进一步加强了南社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系。陈去病对当时的大好形势曾热烈欢呼：“孰谓天定胜人，而人定不可以胜天哉？盖亦观乎人而已矣！”[ 陈去病《越社序》，《南社》（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