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成员之间还经常通信、约会交游。一九一○年五月下旬，在明朝亡国纪念日将临之际，陈去病曾写信约高旭、柳亚子、刘三等人到杭州为明末著名文学家、抗清将领张煌言扫墓。陈去病写道：“四月二十五大纪念，为汉族最惨苦最伤痛之一日，——--故特告君及安如，务必来西湖向苍水墓上一哭，以泄吾无穷之悲。”[ 陈去病《寄天梅书》，《国学丛选》（二）。] 刘三应邀诗写道：“为扫南屏苍水墓，有人号哭过江来。”同年重九节，周实、周伟、高旭、姚光、蔡守等游览南京，凭吊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他们在这个六朝古都，面对废寝荒陵，联想到“四夷交侵，百年多难”，“国正蜩螗、豺狼当道”的黑暗时局，“抚时心感”、“咏叹欷 ”，各个人都吟诗数十首，后来由周实编为《白门悲秋集》。南社社友们的交游和文学活动，总是这样浸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激情。
南社社友除了以《南社丛刻》为文学阵地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进行批判外，他们还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从事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制造革命舆论。从酝酿时期开始，就有许多南社的早期人物以报刊为武器，宣传革命主张。南社成立后，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民立报》、《民呼报》、《神州日报》等十余种。这些报刊不仅大都由南社社员主办，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鼓吹革命和批判改良主义谬论的文章，只是由于不是文学作品而未收入《南社丛刻》。在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担任主笔和编辑的南社社友，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此呼彼应，进行宣传鼓动，加强了革命的声势。宁调元在一九○九年冬出狱后，立即到清王朝的京城北京主编《帝国日报》，继续宣传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而独立。柳亚子和朱少屏又在上海创刊《警报》、《铁笔报》，宣传革命军的胜利消息。十一月二十一日，陈去病、傅熊湘、张默君、高增等在苏州创刊《大汉报》、《发刊词》，喜气洋洋地宣称：“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厉之时日哉！而吾苏之民诚苏矣，以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陈去病和鲁迅还在绍兴创办了《越铎日报》。邵元冲在潴后任《民国日报》的总编辑。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著作、刊行的自由。一时全国各地报纸风起云涌，达五百多家。倡言革命、赞成共和的报纸纷纷创刊。据初步统计，在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市，共有南社成员一百三十三人在三十五家报纸担任主笔、撰述和编辑。此外，杭州、天津、香港、无锡、吉林等地，也有南社成员从事报刊宣传工作。
南社适应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要求，举起反清革命文学的旗帜，运用诗歌和报刊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鼓舞革命士气，密切配合了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爱国志士和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许多爱好诗文的革命党人和爱国者纷纷入社。到武昌起义前夕，参加南社的成员有二百二十八人。其中，同盟会会员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中既有前面已提到的陈英士、宋教仁、黄兴、田桐等著名活动家，又有江苏、上海、安徽、山东、陕西等省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及会员。他们中许多人也为南社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如宋教仁曾被选为《南社丛刻》的文选编辑员。而南社的主要骨干也大都是同盟会会员。所以有人说南社“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王晶尧《南社始末》，《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4期，73页。] 虽不尽确切，但也说明了南社与同盟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是南社最活跃的时期，它的许多成员不仅写作了大量诗文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而且以亲身的革命实际行动参加了这场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
武昌起义前，黄兴在镇南关、河口等地领导起义，又和李书城、赵正平等在广西联系军界人士策动革命。广州黄花岗起义时，黄兴、姚雨平都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冷遹、林之夏分头运动反清。郭人漳、汪文溥虽是清朝官吏，但他们掩护革命同志极为努力。光复之役中，汪又曾参湘桂援鄂联军司令沈秉 的戎幕。武昌首义后，黄兴由上海来到武昌，亲率队伍和清军作战。邵元冲此时也进入革命军戎幕。姚雨平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带领队伍北上讨伐清军。叶楚伦、谢星桥、邹鲁、陈耿夫、余天遂等社友都在军中任职。
上海光复中，陈英士被推为沪军都督。南社中有好几个社友都在都督府担任工作。陈英士并促使程德全在苏州反正，对江苏的光复起了推动作用。在江苏光复中，马君武等参加了许绍桢领导的江浙联军。章梓任师长，范光启为铁血军总司令，郑政为镇江军政使，林立三为丹阳军政分府司令。柏文蔚在南京策动新军第九镇起义，并参加江浙联军收复南京的战斗。光复后任安徽都督，参与光复江苏的南社社友人数相当多。
武昌起义后，周实被南社派到淮安与阮式、周人菊、张雪抱一起发动淮安独立。但淮安县令姚荣泽阴谋杀害了周阮二人。周实成为南社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政事活动中，也有南社社友的参加。临时政府成立后，南社的许多社友在政府中担任工作。黄兴为陆军总长，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和农林部总长，陈陶遗任参议院副议长。居正、马君武、吕志伊、于右任、景耀月分任内务、实业、司法、交通、教育等部的次长。此外，姚雨平、林之夏、柏文蔚、李根源、任鸿隽、冯自由、杨铨、雷昭性、陈英士、林獬、柳亚子等许多社友都曾在临时政府工作，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克尽己力。
3、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的反袁斗争
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南社人士欣喜若狂。他们奔走相告，欢庆胜利。但不久，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大多数人缺乏更加远大的革命志向，在帝国主义和混进革命队伍的立宪派人物的威胁利诱下，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大多倾向妥协。这时，南社内部的思想也相当复杂。原来就抱着反清复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人纷纷赞成议和。已经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做了官的和想要当官的人，也大都倾向妥协，另有好多成员消极观望，袖手旁观，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但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主要骨干在一片妥协议和声中，坚持革命的坚定立场。他们认为，满族统治集团仍盘踞于北京，专制并没有被真正打倒。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又正在助纣为虐，“毒焰未熄，后患堪虞”。而且，袁世凯自己的狼子野心也正日趋暴露。所以，必须坚持北伐，“痛饮黄龙而后止。”[ 庞树柏《北伐誓师文》，《大汉报》1911年11月27日。] 他们反对妥协投降，更反对袁世凯。早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初，高旭就在上海《天铎报》上撰文指出：“最是为共和新中国之梗者，实袁世凯也”。柳亚子、邹铨、李怀霜等人在一九一二年一、二月间，以上海《天铎报》为阵地反对南北议和，揭露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柳亚子写道：“辛亥革命之不彻底，今虽三尺童子能知之，然在当时则诚有未易言者。盖指出‘握权据位之士，颇多受北洋军阀之恫喝，弗改以半壁山河为孤注’；独草野狂生靡识忌讳，颇哗喧不能自制耳。……余闻而大愤，著论排击之，虽忌者侧目弗顾。盖余以为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太不彻底，名不正，言不顾，亦必贻他日噬脐之悔无疑也”。除了《天铎报》外，柳亚子后来又在《民声时报》、《太平洋报》上继续撰文反对袁世凯。在《论袁世凯》一文中，柳亚子指出，袁氏其人，具有“狼子野心”。“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天铎报》1912年1月21日。] 他说：“和议，某始终不赞成”。柳亚子揭露袁世凯的阴险手法：一面借民军势力以逼迫清廷，一面利用清廷名号以劫制民军，其目的是坐收渔人之利，以便由“大总统而为皇帝”。陈去病、高旭等人也在苏州《大汉报》一发表文章，反对议和，主张除恶务尽，“万不可苟焉而止”。[《大汉报》1911年12月15日。] 当南京临时政府代表伍廷芳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用电报通知了袁世凯后，南社诸人更是激愤到了极点。邹铨等发起组织“和议纠正会”，推派代表向伍廷芳提出诘问。南社的重要成员、曾任《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主笔的范光启在一九一二年初投笔从戎，组织安徽铁血军，防卫南京，并主张北伐袁世凯。宁调元从一九一一年冬开始，一直奔走于上海、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积极联络反袁力量，密商七省讨袁计划，这个时期南社人士还通过对周实、阮式二烈士的追悼活动，开展反袁世凯的斗争。
袁世凯上台后，逐步废除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民主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封建独裁统治。在此情况下，依然有一部分南社社友继续高举反袁大旗。《南社丛刻》公开发表了南社部分社员揭露袁世凯罪行的作品，反映人民反对复辟君主专制、完成民主革命的要求。南社的老同盟会会员、山西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仇冥鸿在议和告成后，辞去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局局长的职务，到袁世凯反支统治的大后方北京创办《民主报》，以言论监督袁氏，并公开揭露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严正拒绝了袁世凯高官重贿的收买。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就制造了张振武案。仇冥鸿立即奋笔疾书了一篇反袁的战斗檄文：“民国元年八月十五日夜，大总统杀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于北京，死其非罪，时论惜之！”文章具体介绍了张振武的革命生涯、在武昌起义中的壮举，及和议告成后黎元洪、袁世凯共谋杀之。把袁世凯杀害革命志士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盟会元老程家柽，也拒绝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农林部次长，在北京继续办《国风日报》，坚持反袁，当他察觉到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阴谋时，立即发表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予以公开批判。南社社员的这些活动表明在辛亥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丧失了继续革命的斗志，但南社的许多社员却成为当时鼓吹继续革命的最激进、最进步的一群。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以来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美德。
南北和议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南社人士中想通过议会斗争反对袁世凯的有宋教仁、陈汉元、马小进、高旭等人。宋教仁拒绝袁世凯的收买，积极进行议会斗争。一九一二年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兴冲冲地遍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演说，批评时政，准备组阁。袁世凯为了消除进一步当大皇帝的障碍，在一九一三年三月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孙中山称宋教仁是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宋案的发生，引发了南社人士大规模的反袁斗争。著名记者邵飘萍主持的《汉民日报》在时评栏内连续发表了《政党政治的危机》、《谁不顾大体》等文章，对袁世凯的杀宋与借款加以揭露和抨击。《天铎报》、《民权报》等南社社员执笔政的报刊，纷纷公开宋案真相，激发全国人民的反袁情绪。柳亚子义愤填膺地写道：“当年不杀姚荣泽，此日难生宋褫初。”“斯人如斯死，吾党复何言？”李怀霜凛然痛斥：“国有元凶，使资利用火器，创之于沪宁路站。”[《南社丛选》（一），228页。] 连生性浪漫的苏曼殊也发表《讨袁宣言》，指责袁世凯“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后，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警告袁：“今直告示，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纳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江苏、江西、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省都树起反袁旗帜，组织讨袁军。形成了历史上所称的“二次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