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苏中商会在从事商界事务，并涉及政治的同时，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兴办商学，培养人才，以达到通达上下的作用。张謇认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张季子九录·自治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七辑 ，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之下，江苏中部各地商会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其他初级小学堂等。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总办的银行专修学校及附属乙种商业学校、甲种商业学校，商业讲演社以及各种补习学校等；扬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商业代用学校（1914年6月1日）等等。在这些学校教育中一般以教授商业知识为主，以培养商业专门人才为重。例如银行专修学校学制四年，所教授科目为商业道德、国文、英文、商业、算术、经济学、商事要项、商事法规、银行法规、商业簿记、银行理论、银行实务、银行实习、体操等，大多均为培养银行人才而设，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2003年10月重印版，第115页。]
除此之外，近代苏中商会还参与了地区社会公益等事业，并将此作为其职能的延伸部分。如苏中泰兴县商会成立后不久即在商会内附设了劝业公所及禁烟公所。[《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1)·泰兴县志续》卷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310页。]兴化县商会也把济急、救助特殊困难户这些慈善救济工作渗透到各个民间社团。[《扬州文史资料》，第11辑 ，扬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2年版，第75页。]
不难看出，近代时期的苏中商会依然本着立会的宗旨，以经济职能作为其基本职能，在立足于此的基础上，向社会其他诸多方面进行了扩张，在活动时也并不局限于实业范围之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于无形之中削弱了商会对于商事投入管理的精力。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苏中地区近代商会的诸多职能是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
2、近代苏中商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苏中商会基于新型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化绅商经济利益的要求，通过组织力量行使经济职能，同时又针对各种窒碍商务发展的社会症结，有限度地行使其他方面的职能，进行排解、协调，这样，使得近代苏中商会所发挥的能量和作用已经不仅是涵盖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工商界，而且普及到了全社会的范围，这就迅速改变了苏中商人的社会形象，大大扩充了商人在当地的社会影响，使他们从千百年来“四民之末”的卑贱地位，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成为影响当时苏中政局风云变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活动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虽然江苏中部各商会在革命前大多持观望态度，但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在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相继转向支持革命，从而增强了通扬地区革命的力量，加速了当地革命的进程。
在军事上，南通、扬州各地商会的商团等军事组织，在当地的光复中或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或协同革命军作战，维护一方治安。在通州地区，一直不曾有新军驻扎过，只有狼山镇绿营兵约二百人，总兵张士翰，年近七十，龙钟贪鄙，行伍出身，自然谈不上由他发动或是响应革命。当地对时局趋向的决定权，理所当然的交给了绅商界的首领人物张謇、张詧两兄弟，“大家唯其马首是瞻，甚至好像他俩不谈，将无从谈起。”[ 周新国、刘晓宁编：《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1年版 ，第145页。]辛亥年九月初五（10月26日），在张謇的主持和指导下，通州商会做出成立协防团的决议，这是一个地区联合性质的使用快枪一类新式武器的新型团练组织。后来，商会又将商团扩充为中央队，隶属于驻扎在州城的协防团核心组织。而商会下属的原工业、商业两体操会，此刻也组成了两个连规模的工商警备队，购备了一些新的枪械，作为中央队的辅助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在通州当地以及通属各县镇的辛亥光复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扬州，商会会长周谷人与地方知名人士方尔咸等得到镇江光复消息之后，随即召集各界群众在商会开会，决定组织自卫团，以“周谷人为团长，城内分为廿四区，户出一人，各执灯笼一盏，夜间巡哨”。[ 周新国、刘晓宁编：《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1年版 ，第305页。]以至于当时扬州人称“扬州城，十二门，忙坏了商会周谷人”。[《扬州文史资料》，第23辑，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2003年版，第227页。]而扬属泰州地区的情况也是“都司、守备两府兵无多，且皆老弱，惟商会保卫团数十名俱少壮，时加训练”。[ 周新国、刘晓宁编：《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1年版， 第321页。]虽然扬州属地二州六县的光复主要依靠的是镇江徐宝山所带来的一支队伍，但商会的军事团体也为当地的治安维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政治上，由于苏中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大多资产阶级化的绅商都倾向于政府立宪，因此，在辛亥光复后的苏中各级地方政权中，绝大多数由商会圈内或周围绅商所掌握。如通州光复后推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张詧为总司令长，推刘桂馨为财政长，并将总司令处、民政处、财政处都设在城内柳家巷的总商会内，合设总的办公厅。所推举的军政分府人选中，大多是在商会周围的一些人，以及在外地留过学、就过事者。但往往只有商会中人或围在商会周围的绅商人士，才得以扎下根来，而其他人由于没有根基，无法获得生活来源，从而不能长久。又如如皋光复后也是以商会会长沙元炳作为民政长，民政分府下设的主计课课长汪云龙，更是商会实际操持者。而扬州各地商会如兴化等亦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纷纷遵循省商会的步调，函电敦劝江苏巡抚程德全审时度势而反正。
在财政上，苏中各光复地区的商会也大多积极筹措资金，为光复的军队以及新政权提供经费。在通州，光复后的新政权正是因为获得了通崇海泰总商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当地花纱、布、钱等主要商业的支持，特别是大生纱厂的带头与信用，于十一月初发行了票面分别为半元、一元、五元的三种临时纸币若干万元，规定可以完纳赋税及付与典当、钱庄、商号作为现款使用，从而解决了新政权一时青黄不接的经济窘困。[ 周新国、刘晓宁编：《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1年版， 第152页。]在扬州，商会在商请镇江徐宝山来扬光复之后，就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筹划军饷的工作中，可谓“筹谋只为饷需忙”。[ 夏友兰、陈天白、顾一平编：《扬州竹枝词(再续集)》，邗江古籍印刷厂，2000年元月， 第47页。]
武昌起义以后，江苏中部各起义和光复城市的商会、商团及其领导成员，之所以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革命的举动，其出发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目的有基本的认同。在革命爆发之前，苏中的“工商业受苛捐杂税的压榨，厘捐关税以外，各行各业担负重重，表面按营业大小逐月核派，实际经办的人上下其手，徇私舞弊，极不公平，工商业者怨恨极了，大骂亡国政府，且有附会‘推背图’‘黄蘖诗’各种谶言，以决定清朝必然复灭。这种种内在原因，譬如积薪厝火，一触即发”。[ 周新国、刘晓宁编：《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1年版 ，第217-218页。]尽管他们并不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改革旧制度，但当革命已经迅速发展而且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之后，他们在利益的权衡之下，采取了承认既定事实，支持革命的态度。
其次，对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有所认识，为了同享共和而从权应变。当武昌起义顺利成功，南方各省相继而起，清廷危在旦夕之际，各商会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只有赞成共和，才能保家报国，同享共和之福，从而开始转变初期的观望自卫态度，陆续与革命党人接触并出面支持革命。
再次，对革命引起的动荡不安带来的暂时性经济损失深感不安，为尽快安定局势保护自身的利益而转向支持革命。可以说，为了保护广大商人的利益，争取局势尽快安定，配合军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是商会自成立以来所一直乐于从事的事情。商会在苏中各地光复中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革命的作用，在主观上则是为了尽快安定局面，尽量避免战乱，以保商人利益。
因此，苏中光复时期的各个商会，是以对革命目的一定认同为基础，在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带动之下，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同程度的参加或支持光复的。
根据上述对于江苏中部地区近代商会的产生、发展和它的性质、作用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1)商会作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客观需要而产生的社团组织，它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社会团体，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它都发挥了许多很好的积极作用，是任何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这是它的优势。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握好商会的方向，使之成为促进社会整合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2)在商会的发展过程中，其民间商业性质的完善和作用的发挥，都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必须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富于操作性的工作来加以实现。
(3)商会要确立其属于自己的地位，使其行为活动形成规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商会法”，以法律来保护商会的利益，保护社会的利益，更是保护国家的利益。
（袁晓霞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