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江苏教育总会委派会员俞子夷、杨保恒、周维城等人赴日本学习考察单级教授法。1909年8月，江苏教育总会在上海创办单级教授练习所，俞子夷、周维新亲自示范教学，并指导学员进行实习。这是单级教学在中国实验的开端。
1909—1910年间，单级教授讲习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只招江苏省内学员，第二期兼招有来自七个其他不同省的学员，如关研因、徐特立、范祥善等等。[ 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8-340页。]在练习所的推动下，江苏各州县劝学所讲习单级教学之风迅速兴盛起来，江苏省所属各州、县劝学所纷纷设立单级小学，开办单级教授讲习所、练习所等，态度积极，赴者踊跃。如江苏武进、阳湖开办单级练习所，“由教育会江君耀堂与劝学所刘君铁卿担任教员，于十七日开讲。报名者已七十余人，而四乡居十之七人。闻但有乡董介绍证书，即可由武进、阳湖两乡公所招待膳宿，如此殷勤提倡，想于各乡教育前途，当有影响有也”。[ 《教育杂志》，1910年第2期。]除江苏省外，也有其他省份自行筹设单级教授练习所。如直隶学务公所曾致书江苏教育总会，“窃拟参酌仿办”，讨教经验方法。在此影响下，清朝学部亦连连发文，提倡推广单级教学法。1911年3月24日，学部通行各省初级师范学堂，加授单级教授法。于是，单级教授法在江苏教育总会的努下力，借朝野之力，在全国范围内实验和推广，有效地缓解了清末兴学热潮到来时所面临的师资、教学设备匮乏的问题。
（2）联络学界
如果说在江苏学会时期，该组织的活动还仅限于本省，那么在江苏教育会时期则已逐渐发展到更为广阔的全国范围。这一时期，江苏教育会为推动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中央教育会的召开起了重大的作用，使各省教育会的活动由原来的各行其是，转变为全国范围的共同行动。
第一、联络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
1910年，江苏教育总会发起并联络各省教育总会召开联合会。江苏教育总会邀请广西、江西、山东、湖北、直隶、福建、湖南、浙江、河南、山西等11省的教育总会或学界代表20余人（奉天代表因防疫中阻），于1911年4月29日至5月12日在上海召开了为期近半月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该会颇有组织和代表全国教育界的意向，教育界的权威刊物《教育杂志》便直呼为“全国教育联合会”。江苏教育总会选派沈恩孚、黄炎培、杨保恒三人为代表，会议由沈恩孚为主席，其简章中明确提出：“本省由各省教育总会同意组织，以会议关系全国之教育事宜，期于改良进步为目的。”简章并确定会议所提出和讨论之范围为全国教育方针、初等教育普及方法、高等和中等教育之规定及其他关于教育事宜；计划每年四月开会一次，会期十日，会所轮流设于学务发达、交通便利的直隶、湖北和江苏；议案于会前由各省教育总会提出，送交事务所汇编，事务则暂设江苏教育总会。[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1—183页。]
会议议决呈请学部施行停止毕业奖励、统一国语、变更初等和高等教育方法、确定军国民教育主义等五项议案。并决议各省自谋进行两类事件：一为通告本省各地施行者五项，即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改良师范教育方法、变更初等教育方法、组织各科学堂职员联合会、实行义务教育之预备方法；一为征集意见研究方法四项，即学制系统问题之研究、通告各小学教员征集对于现用教科书之批评、小学科目及学科程度和授课时间问题之研究、检定小学办法之研究。闭幕日，各代表公决呈送学部文稿，决定明年在湖北教育总会举行第二届会议。[ 《教育杂志》1911年第5期。]
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唐文治致各省的欢迎词，将发起联合会的目的表述得十分明确：“在沟通各省教育界之知识与情谊，以期对于学部可发表共同一致之意见，对于内部得酌量本地方之情势，为各方面之进行，务使所持之教育主义勿入迂途，适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而已。”[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4页。]这一上对学部下联各省的定位，目的在于确定和把握教育宗旨。用张謇的话说，就是：“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择定一国之立足地；有全国之眼光，而后可以谋一部分之发达。”所以，“其预备对于学部发表意见呈请施行者，当以关系全国之教育问题为限，此宜抱同一之宗旨者也；其预备本地方内部之进行者，似宜各就本省之所经验互相陈述，以期交换知识，增进文明，可不必抱同一之宗旨者也”。[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3页。]本来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早已颁布，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再提出确定教育宗旨，是要公开标举国民主义，以改变贯穿钦定教育宗旨的皇权与臣民意识。“国民主义之教育虽未能破除国界，而要不容有省之见存焉者也。今联合会成立，则所谓联络各省者，固少见之于事实，而省之见乃无复存焉者矣。此与会之十一省所联络者，犹仅全国之半，而全国教育界精神之交通，盖自此始。”[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4页。]
该会一经成立，立即显露出代表各省教育界的意向，而且形成组织系统，影响全国学务。其呈清朝学部文由江苏、广西、安徽、江西、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省教育总会会长会衔发出。向学部提出的要求，除了非经学部统一取舍事项之外，定军国民教育主义和变革初等教育方法已不待学部批准即在各地自行推行。[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200—212页。]江苏教育总会发起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要求活动，迫使学部加快考虑相关事宜，推动了中央教育会的召开。
第二、参加中央教育会
1911年7月-8月，清学部为研究解决制约宪政进程中的重大教育事宜，召开由全国教育界官绅代表参加的中央教育会，江苏教育总会的代表在会上对一些重大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11年已迫近预定的立宪期限，召集全国教育界官绅一起研究解决捆扰宪政的普及教育事宜，成为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的主要动机；1911年，由江苏教育总会发起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这一地方民间教育界的联合趋势直接刺激了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
1911年7月5日，中央教育会召开预备会，7月15日会议在学部编定名词馆正式开幕，出席者有学部各司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界的代表150多人。江苏教育总会副会长张謇出任中央教育总会会长。会议刚一开始，张謇即代各省教育会针对会议召开宗旨和动机提出了与学部不同的看法。学部大臣唐景崇在开会词阐述了学部召集会议的动机和宗旨，特别指出：“现在朝廷开设议院期限业经缩短，教育之重要紧急者莫如普及……方今学界意议，大致分为理想、实验两派，理想家以急进为主义，实验家以慎重为主义。本会诸君殚精教育，历有年所，又皆熟悉地方利弊，其于进行之秩序，社会之情形，必能平心商榷，务推本所学及一己之经验，殚竭义蕴，折衷至当，备本部之咨询采纳，上以助国家宪政之治，下以开教育普及之盛。”同时强调：发展师范教育以培养大量师资，仅仅是普及教育的前提准备，要真正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普及教育，“则振兴地方学务必自调查户口、划分学区始，欲筹地方学款必自厘定税则始，欲举行强迫教育必自地方自治始。但职权或隶民政部，或属度支部，或在外省之封疆大使，决非学界一部分所可主政。诸君亦应统为提议，果系意见不大，深于教育有裨，本大臣亦应提至内阁与各大臣。”[ 《学部大臣致开会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40号《关于设立中央教育会拟派会长副会长以及开会闭会礼节等文件》，转引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445、446页。]此番讲话，表明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催促清政府各部门设法解决普及教育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扫清配合宪政进程的障碍。而代表各地教育会的张謇的开会词表达的却是另一种看法：“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中国兴学以来，形式有已告成立者，但精神之病日深，成为国家前途的大隐患。所谓精神之病，“大抵根于旧日之遗传，或沿科举之积习，或为社会之颓风，或征兆于家庭，或影响于政令”，其症状一为心理的私心，一为生理的惰力。在他看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与军国民主义教育，去私心、去惰力以拯救民族危亡，提当务之急，也是兴办教育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务。[ 《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开会词》，1911年7月21《盛京时报》。]其目标显然在于依据时势变化调整教育宗旨。学部大臣唐景崇与会长张謇的开会词反映了官绅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教育主张，如果说前者主要以推行宪政巩固统治为目的，注重新式教育量的增长，后者却旨在增强国民素质以拯救民族危亡更加侧重于质的改变。
大会共接受议案60件，其中学部提出了3件，在与会代表提出的57件中包括江苏教育总会共提出的3件：⑴停止实官奖励；⑵变通考试章程；⑶提倡军国民教育。会议原定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开会，开幕后便改为以每周三次正会、隔天召开预备会研究议案的方式穿插进行。一周后，又改为正会连开两日，再开预备会。8月3日第十次大会起，鉴于待议提案甚多，再改为除星期日外逐日开会。（《中央教育会杂闻》、《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纪》，1911年7月26日、8月9日《申报》；《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第653—654页）最后议决之案仅12件，即：⑴停止学生毕业奖励案；⑵军国民教育咨询案；⑶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⑷义务教育章程案；⑸变通考试章程案；⑹教育经费咨询案；⑺初级师范改归省辖案；⑻各省学务公所开讨论会案；⑼统一国语办法案；⑽振兴实业教育案；⑾国库补助养成小学教员经费案；⑿变更初等教育方法案。[ 《中央教育会闭幕》、《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纪要》、1911年8月19日、16日《申报》；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团体》，第189—191页。]其中江苏教育总会提出的3件全部通过。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义务教育章程案和军国民教育咨询案，其中由江苏教育总会、学部与陆军部共同提交的军国民教育案的审议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耗时最长、争论最激烈。此案有陆军部议案、学部咨询案及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唐文治提案三个文本，讨论时合为一个专题。其基本内容均建议从中小学开始进行国民军事知识教育和体格锻炼，在教科书与课程中增加以爱国为目的军事素质教育内容，并列入打靶、野外训练、军事体操、运动会等项目。会议主要围绕军国民教育如何施行、通过什么方法和手段、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此案分歧主要在是否必须打靶演习和学习拳棍刀法，学部和部分地方代表持保留态度，以经费和安全为由，提请会议考虑。江苏教育总会主张力行，“目下苏沪各商界尚能集合团体，勤习打靶，冀以自卫卫国，学生为各界表率，若不作其忠勇之气，无以立强国根本。拟请学部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并通饬高等小学及与同等之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将体操一课列为主课；其中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除东三省特准练习打靶外，其力能购备弹药者，应准其一体实行打靶。……此外，高等小学以上之学堂，有愿习拳术者，悉听其便”。[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77页。]还有一些地方代表则认为学部是以种种借口取消或阻挠实行军国民教育，指责反对者“受外人之运动”，“愚昧不知世界大势”。[ 《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纪》，1911年8月8日《申报》。]议案表决时冲突更加激烈，有拍案者、顿足者、“势颇激昂”，个别代表大骂“学部司员把持会议”，鼓动地方代表“群起而和之”，会场秩序极为混乱。[ 《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纪》，1911年8月9日《申报》。]此案历经七次会议反复讨论对基本内容做了一定修改后逐条表决，大部分获得通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界的公意。
会后，一些共识的成果逐渐付诸实施。1911年9月9日，学部根据江苏教育总会等民间教育团体的建议，上奏《停—各省高等中等学堂毕业复试将高等归部辖中等统归省辖折》与《会奏酌拟停止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科举废除六年后，学途与仕进终于分开，为新式教育发展扫清了一道严重障碍。
（3）参与政事
在清末争取政治参与权、追求民主制度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立宪运动，一是革命运动。在这两方面，江苏教育总会都有人参加，但对立宪运动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该会会员先后参加一些立宪组织，如宪政研究会、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江苏谘议局；该会还参与了国会请愿运动。
1905年8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二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规定从改革官制入手，立宪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立宪团体竞相出现。宪政研究会是较早成立的一个立宪团体，它于1906年12月9日在上海颐园召开成立会议，事务所设在福州路东辰字21号，是由上海文化界人士组成，有会员三百多人，江苏教育总会的马相伯被推为总干事，另外，江苏教育总会的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狄楚青、雷奋等都是该会主要成员。宪政研究会于12月30日发行刊物《宪政杂志》，宗旨是“考察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有图像、社说、来书记事公文、会报等栏目。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以后，这个研究会很多成员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因此1908年以后便实际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