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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会(7)

辛亥革命网 2021-06-25 14:49 来源:《辛亥革命时期江苏社会研究》 作者:蒋梅 查看:

江苏教育总会是由清末江苏士绅在上海发起创办的民间教育团体。该会成立后,在推动地方教育和争取地方教育管理权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成为江苏全省教育团体活动的核心。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1906年12月16日。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即是江苏教育总会的会长张謇,他名为副会长,实为预备立宪公会的最主要领袖。他在1902年就提出了设立议政院的问题,1903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很有感慨,1904年受日俄战争结局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运动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提出立宪请求,1911年2月以后被选为预备立宪会会长。张謇对立宪问题的态度比较稳健,他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在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68页。]到1910年,该会成员已由百余人发展到374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苏教育总会的成员,除张謇外,还有许鼎霖、李平书、王同愈、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人。他们有的是该会议董,有的是骨干分子,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为江苏教育总会提供了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

  预备立宪公会宣称“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 “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6页。]因此成立后,致力于普及宪政知识和推动政府立宪,做了一系列工作:①、出版宣传宪政的杂志。1908年2月创办《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该刊登载清政府关于宪政的谕令、章程,并发表了大量考察中国国情,讨论如何实行宪政的文章,反映全国立宪运动情况,该刊1910年1月停刊。1910年5月,在北京出版《宪政日刊》。②、出版宪政书籍。如邵曦译《日本宪法解》,汤一鄂译《选举法要论》,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孟森的《咨议局章程》等,这些书多角度的介绍了东西方立宪制度,为要求立宪的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均产生了相当影响。尤其是雷奋的《公民必读》一书,因其“事业多注目于全国,故文字所及,几遍于各行省”,结果初编发行27版,二编发行16版,仅各团体直接在该会订购就达13万册。[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③、办法政讲习所,培养地方自治会议员、董事。初为半年一期,后又办一年期班,开设宪法、行政法、财政学等课程。江苏教育总会的雷奋主持该讲习所,杨廷栋为联络骨干,他们是预备立宪公会中知识丰富、思想活跃的少壮力量。会员黄炎培日后回忆:这些人“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负盛名的。而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师;修订章程,,非请这几位先生不可。”[ 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及最近期宪政运动》,1944年7月《宪政创刊号》。]

  1908年7月,清政府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确定各省一年内成立谘议局。9月由宁、苏士绅200余人组成的江苏谘议局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江苏教育总会的成员积极参与,张謇、许鼎霖被选为谘议局筹办处负责人。1909年10月江苏谘议局成立时,该会成员张謇、许鼎霖、雷奋、姚文楠、孟昭常、方还等当选为议员。正如俞子夷在回忆中所讲“谘议局成立,会中人又多了一个活动的舞台。”[ 俞子夷:《1927年前几个教育团体—回忆简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2期。]

  除了参加立宪团体,国会请愿是江苏教育总会直接参与的较大规模的政治活动。1910年,立宪派先后发起三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活动,江苏教育总会的张謇、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等是这些请愿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

  第一次国会请愿团就是由张謇出面,由孟昭常、方还、杨廷栋等人具体联络16省50余名代表,于1909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1910年1月,立宪派发起第一次请愿。张謇为请愿代表团写定了请愿书,他在请愿书里强烈地表示,“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因此,“与其待之于九年之后,莫如行之于九年之前”。[ 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这一次请愿运动被清政府以国民智识程度不一,宪政应有“缓急先后之序”[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641页。]为借口,加以拒绝。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准备发动第二次请愿。江苏教育总会也“决定公举代表入京,与各省各界代表会,齐递呈都察院,请即开国会”。[ 《教育杂志》1910年第3期。]并发函各省教育总会及学界,呼吁各省教育总会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派代表晋京请愿。江苏教育总会认为“夫欲增进人民之程度,而一一唤起其责在心,非推广教育”,无论普及教育或实行强迫教育,均须首先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江苏教育总会致各省教育总会及学界书》,1910年3月26日《申报》。]这一举动影响了其他各省份教育会的请愿活动。在各省公举的第二次晋京请愿代表中,江苏一省有杭祖良、沈懋昭、姚文楠、雷奋、张翊庭等五人,其中姚文楠、雷奋二人即为江苏教育总会代表。[ 《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江苏各界在上海开欢送大会,参加者有14个团体,其中就有江苏教育总会。在北京的各省代表分七组上书请愿,按其次序,前三组所占分量最重,即各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各省商会代表和各省教育会及学界代表。[ 1910年6月13日《时报》。]在向都察院呈递的十份请愿书中,除各直隶、南洋华侨及东三省共计八封外,还有江苏省特别独立的呈书二封:一为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一为江苏教育总会代表。由此可见,江苏教育总会在这次请愿活动的作用。[ 1910年6月18日《时报》。]

  第二次请愿活动再次因为清廷顽固不化而未获成功,各省请愿人士仍继续努力,各省请愿运动亦如火如荼。1910年10月,北京资政院如期开会。原各省驻京请愿代表与资政院中各省谘议局推荐的议员内外一致呼吁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由江苏谘议局选派的资政院议员雷奋、孟昭常、方还、许鼎霖等人都是江苏教育总会的重要会员,他们在资政院内多次慷慨激昂地演说,要求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其中雷奋与罗杰、易宗夔号称“三杰”,三人均以善辩而著称,对议员的意见倾向影响很大。尤其雷奋,“工于演说,对于院章及议事细则剖析毫芒,闻者称善”。[ 易宗夔:《新世说•言语》,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4页。]每当咨政院讨论重要问题,议员意见不同,激烈辩论时,他总是侧耳静听,不大开口。等到辩论至难解难分之际,他才开始发言。发言时,“态度极其从容,言论极其透彻,措辞极其清晰而宛转,等他发言之后,所有极难解决之问题,就得到一个结论,而付之解决了”。[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179—180页。]资政院在各省议员压力下终于表决通过以资政院名义向清廷“奏陈国会必应速开之理由”。清朝廷接到以资政院议案形式的奏陈后,迫于形式同意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

  江苏教育总会会员或以个人名义、或以教育总会名义在立宪团体和请愿活动中议政参政活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一种表现。他们力求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行事,给清政府的筹备立宪涂上一层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色彩。虽然,就其取得效果而言,并不显著,但江苏教育总会参政议政的民主实践本身已具不可忽略的历史意义。

  从江苏教育总会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已成全国教育团体的领导核心。例如,在小学堂章程的修订上,它和各学界商讨达成共识,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视其提出的意见,修订已颁布的章程。1911年,由江苏教育总会发起召开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更是民间教育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对清朝政府造成了很大影响,直接刺激了由全国教育界官绅代表参加的中央教育会的召开,使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与主张得到充分展示和比较。中央教育会成立,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张謇担任会长,可以看出江苏教育总会在全国教育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及获得清政府的认可,已被纳入地方教育行政体系,成为政府教育行政体系的辅助机构。与此同时,江苏教育总会领导人和重要成员侧身于立宪团体之中,参加了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突破了“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不涉外事”的藩篱,[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69页。]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会中的一些人不仅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也很快进入江苏谘议局,进而进入资政院,扮演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角色。江苏教育总会的各项教育和政治活动,既起了发展地方教育和反映教育界公意的作用,又产生了将其推上全国民间教育团体领导核心地位的影响。

  4、江苏教育总会与教育行政的关系

  江苏教育总会由开始时自发的民间团体转而被纳入教育管理体系,成为一种公立的组织,但它并不是教育行政机关,并没有列入教育行政机构序列,而只是教育行政的辅助组织。江苏教育总会通过调查、研究教育问题引导教育舆论,为行政机关提供咨询及决策参考,起到了教育行政机关不能替代的作用。

  江苏教育总会评议重大教育问题,一时成为教育界舆论的主宰。清末最后几年有影响的教育时论文章大多是江苏教育总会会员所作。如顾实为江苏教育总会征集内外意见书而作《论学堂奖励》,抨击了当时很多人关心的奖励出身问题,指出“盖科举者,专制之基本也,奖励者,科举之精神也。学堂之奖励一日不废,即科举之精神一日尚存,科举之精神尚存,而其所谓学堂者,徒具形式焉耳”。[ 《教育杂志》1910年第5期。]1908年,一些守旧分子商议恢复科举,乃有黄云藩请复科举之奏,舆论上下,沸沸扬扬,学校中有的国文老师也准备用八股文考试学生,全国学务面临困境。这时,江苏教育总会大胆提出,科举思想只为少数之学识,以博少数人之荣誉,而学校思想在普及全国人之知识,“科举之意狭,学校之意广,科举之道私,学校之道公。”[ 《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三编,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0页。]尖锐批评了这股复古的思潮。

  同时期,江苏教育总会兴办地方教育事业,推动基础教育的发展。江苏教育总会附设法政研究会和法政讲习所,培养了几界毕业生;组织全省学堂成绩展览会,参与此会的学校有245所,征集物品5000余件,接待参观人数先后达5000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筹设单级教授讲习所,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著名教育家俞子夷曾评价说:“省教育会在教育方面的活动,以此举影响最大。”[ 俞子夷:《1927年前几个教育团体—回忆简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9年第2期。]

  江苏教育总会参与教育事务,掌握了一部分地方教育行政权力是显而意见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江苏教育总会享有这些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江苏教育总会不是作为清政府的对立物出现的,教育会参与教育事务的初衷,并不是扩张自己的权力并挟之与官府对抗,相反,它一再宣称的是“辅助本省之教育行政”,补官治不足。[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72页。]这决定江苏教育总会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只能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进行。1906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教育会设立之宗旨,期于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应与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络一气”,力图把教育会纳入官方许可的轨道。[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98页。]在这种情况下,江苏教育总会遵旨修订章程,并宣称“凡部章未见专条而本省已实行无弊或部章颁行以后因时势之关系为教育宗旨所必先注重者,应订专章与部章相辅行”。[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71页》。]所以辛亥革命前的江苏教育总会虽然掌握了相当部分地方教育行政权力,但却不可能成为与清朝廷相对抗的力量。

  但是,随着江苏教育总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张,地位日益提高,它又不可避免地与地方行政部门发生矛盾与冲突。江苏教育总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和官方的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职权上的划分。

  1905年学部成立之后,各省派提学使,总理全省学务;州县府厅则设劝学所,负责地方的学务工作。根据《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劝学所的主要工作有:推广学务、实行宣讲、绘制就学情形图表等。在实际工作中,劝学所与教育会却因职权不清产生了许多争执。庄俞就曾论及此问题,“学部奏定劝学所、教育会章程,权限事业含混不明,各地方有因此以起争执者,争执不已,遂生意见,意见愈多,遂酿风潮。”[《教育杂志》,1909年第11期。]

  为此,江苏教育总会进行多次讨论,1910年发表《江苏教育总会通告各劝学所教育会研究职务问题文》,[ 《教育杂志》,1909年第3期。]对双方职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教育会主要是教育行政的辅助组织,遇到学务问题,可以与劝学所商讨,所以有联络一气之说。其次, 讲习所方面,劝学所所办的讲习多以劝学员为对象,以增进其扩展学务的能力;教育会所办的讲习多以地方土绅为对象。再次,在学务调查方面,劝学所所进行的是全面定期的,而教育会则多是局部的、不定期的调查。以此反映作为民间教育团体的江苏教育总会对官方行政机构劝学所的辅助功能。

  江苏教育总会与清朝教育行部门之间这种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冲突的情况表明,即使出现了能够发展自己力量的相对独立空间,倾向于立宪的江苏教育总会在争取地方教育行政权方面也是左顾右盼、小心翼翼的。

  江苏教育总会的创立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地方和中央教育的教育改革。这场以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为主要动机的教育改革,其结果与统治者的愿望相反,它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危机。江苏教育总会在推动新式教育过程传播了民主思想,培养了学生的国民精神,瓦解了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发展新式教育过程中,江苏教育总会日益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对封建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并投身政治斗争,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等活动。其提倡的立宪政治与民主共和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二者都是资产阶级发封建斗争的具体成果,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形式。江苏教育总会在客观上成为动摇和冲击清王朝、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不可低估的力量。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教育总会

  辛亥革命前夕,江苏教育总会成为江苏教育舆论的主宰、全国各省的旗帜,已分割了一部分地方教育行政权力,但却未发展成为与清朝廷相对抗的力量。武昌起义后,革命剪断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纽带,江苏教育总会从权应变,转向以推翻清朝廷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

  1、武昌起义后江苏教育总会依附革命的原因

  武昌起义前,江苏教育总会不是作为清政府的对立物出现的,也不支持革命,并对清政府存在着较大的幻想。武昌起义后,江苏教育总会迅速转向革命,是多种因素促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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