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总会会员对共和革命的反应或迅速，或迟疑，或主动，或犹豫，但最终大多数都转向了革命，成为成功光复江苏的重要力量。但是，从江苏教育总会附从革命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员最关注的，仍然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这种倾向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和能量发挥，也使他们因目光短浅在当时难以成长为具有支配能力与地位的社会力量。
其次，江苏教育总会参与共和政权的建立，却与革命党人的关系疏远。
沪军都督府的去留是江苏教育总会与革命派关系疏远在地方政权建设中的直接反映。沪军都督府是上海光复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1911年11月6日成立，由上海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同盟会会员陈其美任都督。当时上海为江苏省属地，苏州独立后，江苏的立宪派、旧官僚一心想把上海地区置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控制之下，江苏教育总会亦在此列。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唐文治联络刘树森、雷奋、赵凤昌、庄蕴宽、黄炎培、姚文楠、沈恩孚、杨廷栋等14人上书沪军都督府，主张“行政事宜，尽可能统全省为一致，今苏垣恢复后，各军队及各属士民公推程都督主持一切，诚足以副全省之望。文治等深知程都督热心国事，锐意改革，旧日各督抚无可与之并立者。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显然这种主张意在取消以革命党人为主导力量的沪军都督府。陈其美在这种压力下力守沪军都督府，他说：“应今日之情势，驻沪各军，不能不有统摄，故敝处专注重于进取事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4、315页。]后由于孙中山等人的支持，统并沪军都督府的暗潮才稍稍缓和。
11月15日在江苏教育总会开会宣告成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使上海成为酝酿筹建新政权的中心。尽管以陈其美为首的一部分革命党人与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在争取以上海为议会中心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在酝酿筹建新政权过程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起初，江浙立宪派拟订了一个“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他们打算越过各地军政府，趁革命党人正全力争取战争胜利而无暇顾及建设政权之际，先在上海成立一个“全国会议团”，以便召集各地立宪派及关系密切的旧官僚势力，控制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成立“全国会议团”的第一步，便是以各省代表联合发起的名义公开发表一份《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列入发起名单的共有18人，均系当时活动于上海并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除少数革命党人外，大多属于立宪派、旧官僚。名单中没有沪军都督陈其美，显然已将革命党人领导的上海置于江苏都督程德全权界之内。可是想越各地军政府而独立发起组织政府，尤其是将沪军都督府排除在外而在上海召开临时国会，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经过反复斟酌，张謇、赵凤昌等不得不调整策略，改用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以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建议的形式发出《组织全国会议通告书稿》。电文主要内容为“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成为全国舆论所公认。……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集议方法：各省旧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各省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集议大纲：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军事进行的联络方法，三、对清室的处置。[ 1911年11月14日《民立报》。]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其实很想在上海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上海难与武昌竞争，他们决定采取主动，“请求各省都督府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0页。]这一方案，张謇等人后来明确称之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70页。]
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陈其美当然赞成。一是“外交内政，均有联合一致的必要”；[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二是在自己辖区内开会，对革命党有利。11月13日，陈其美单独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今接湖北黎都督及镇江林都督两处专电，意谓上海交通较便，组织机关，用为开会之地。闻命之下，距跃三百，亟当遵照办理。用特通电贵省，商请公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如蒙认可，迅请电复，不胜悬盼之至。”[ 《沪军都督陈通电各省都督文》，1911年11月14日《民立报》。]陈其美的这个电文与11月11日以程德全、汤寿潜的名义发出的电稿，同时刊登在11月14日《民立报》上。陈在电文中没有提及程、汤联名致他的通电，只强调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镇江都督林述庆来过专电，他是“遵照”他们建议而提出倡议的。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故意的抵触。革命党人领导的沪军都督府自成立起，就不被江浙立宪派认同，他们借“统一”之名，千方百计要把上海的行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11月初以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唐文治为首上沪军都督府的公开书，就明示了这种意图。陈其美气愤之下自然不会提及程德全、汤寿潜。
江苏教育总会不仅在地方政权建设中疏远了革命派，而倒向原立宪派与旧官僚，就是在中央政权建设中，也表现了明显支持袁世凯的倾向。
武昌起义后不久，江苏教育总会的会员便开始加紧活动，积极筹划应变措施。赵凤昌的惜阴堂成了密谋活动的中心。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赵凤昌立即召集江苏教育总会的雷奋、杨廷栋、沈恩孚、黄炎培等于惜阴堂聚商拥袁的事宜。他们认为全国人心大变，但革命军“实力太不足”，只有袁世凯“拥有实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辛亥革命》第1集，第63、65页。]江苏教育总会一边打出拥护共和的旗号，一边设法支持联络袁世凯的活动。
当袁世凯派唐绍仪南下议和时，叮嘱他南下后必设法“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1963年，第265页。]唐绍仪抵上海后，立即约见张謇。“绍仪第一次晤謇，先代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绍仪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言：‘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这段话反映了张謇等人为使社会不发生大的动荡，更希望袁世凯能够掌握最高权力，愿望与之配合，努力使这场谈判朝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作为江苏教育总会的重要人物，张謇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和反映了江苏教育总会的政治倾向。
总之，辛亥革命后在中央和各地政权建立过程中，在革命派与立宪派、旧官僚及袁世凯的斗争中，江苏教育总会明显表现出支持后者的政治倾向，这一开始就预示着二次革命的失败。
4、二次革命后与革命党人的分手
江苏教育总会在辛亥革命中附从革命，二次革命后与革命党人分手。它与革命派联合如此短暂，这既有其自身政治性格所使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说促动。
首先，江苏教育总会附从革命具有从权应变的色彩。革命必然伴随暴力，伴随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对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苏教育总会来说，除少数政治上比较清醒的人外，大多数成员都不会对革命抱积极主动的欢迎与参与态度。只有当革命高潮已经来临，而旧政权确实已经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随着潮流改变自已对革命的态度。所以，江苏教育总会附从革命，大多表现了一种从权应变的色彩。正是这种从权应变，使江苏教育总会的大多数成员难以在革命过程中理解革命并提高政治水平，难以具备应付巨大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旦反清目标已经完成，追求稳定社会秩序的固有心态就立即会成为他们的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他们来说早日结束因革命带来的动荡，并求得社会秩序的恢复，是最重要的前提，至于革命是否彻底和深刻则不在他们关心之列。
其次，袁世凯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对江苏教育总会的政治倾向颇具影响。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中，均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又发通电表示赞成共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袁氏不仅是民主共和的拥护者，而且由于各国的支持，更成为民主共和的代表人物。即使是革命党人一称赞袁世凯。孙中山就表示：“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二袁总统适足之。”[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35页。]可以说，把袁世凯视为稳定社会秩序统一中国的强有力人物，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这对江苏教育总会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影响。
再次，某些革命党人自身的蜕变也直接影响到江苏教育总会的关系。上海都督陈其美把握大权后“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与高阁”，[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61页。]还以请客为名，绑架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勒索巨款，引起了包括江苏教育总会在上海各社会团体的强烈不满，也影响了江苏教育总会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倾向。
以上各种因素最终导致了江苏教育总会与革命党人的分手。
1913年3月20 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身亡。事件的发生，导致国民党人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矛盾的公开激化。从1913年5月起，袁世凯加紧了讨伐南方革命党人的军事准备。6月，先后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国民党人起而反击。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革命党人为保卫共和而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斗争。与辛亥革命时期相比，这个时候江苏教育总会十分害怕战争。7月17日，上海教育会、南市商团、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四团体组织上海保卫团，公推李平书为团长，声明以维持内部治安、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 1913年7月18日《民立报》。]他们更倾向于社会的有序，而不肯同情可能牵出动乱的讨袁战争。
在江苏教育总会1913年5月创办的《教育杂志》上，不仅绝无赞扬革命活动的文字，甚至对“革命”一词也很反感。第一期《现今青年心理上之缺陷及补策》，把青年具有革命思想列为青年感情上的缺陷之一，认为革命是“破坏思想”传播的结果，“为不祥之事，由不得已而起，今则共和告成，百端待建，此种思想岂宜再行传播。”第六期《教育之劫余谈》，把反袁武装斗争描绘为“弹雨蔽空，腥风卷土，声震若雷，命轻于蚁”的一场浩劫，称这场斗争是“称兵争霸，傲抗中央之举”、“夺权夺利，称戈比干之举”。[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IV，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6页。]
《教育杂志》的文章代表了江苏教育总会的倾向，代表了大多数民间团体的倾向。二次革命的失败，与革命党人内部认识不一、行动不力有很大关系。但是，得不到江苏教育总会这类民间团体的支持，从而使自己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则是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蒋梅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