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清廷顽固拒绝速开国会的请愿请求，使江苏教育总会对清朝统治者的幻想逐渐破灭。武昌起义前夕，江苏教育总会一直对清政府存在着较大幻想，从它对待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态度及表现，即可显而易见。清廷“预备立宪”的上谕颁布以后，马上得到江苏教育总会欢迎。该会的重要成员不仅侧身于立宪团体之中，还参加了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国会请愿为标志的立宪运动的目标是推动清政府尽快实现宪政，废弃专制。所以，清政府的态度如何，即它是否能满足立宪派及其支持者的愿望，成为决定立宪运动向何处去的关键。然而，清政府种种失当的举措，却使要求立宪的人们从希望转向失望，尤其是清政府拒不接纳请愿代表的种种要求，强令解散第四次国会请愿，成立“皇族内阁”，更使要求立宪者从失望到绝望，从而迫使他们作出新的政治选择。
其次，在晚清的江苏，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有意见分歧，也相互支持，这一点在江苏教育总会表现尤为明显。江苏教育总会的重要成员黄炎培，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立宪团体的成员，一身二任。据黄炎培回忆，“那时我任江苏省咨询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议董、江苏省教育总会(设上海)常驻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办处参议。……我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相伯)、张謇(季直)、赵凤昌(行君)、姚文楠(子让)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62页。]其中马良、张謇、赵凤昌、姚文楠、狄葆贤等都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黄炎培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革命派办《神州日报》，曾得马相伯与张謇的资助。1908年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被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出面营救，张謇找了端方，结果端方未敢杀陈。革命派对立宪派的有些主张，亦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张謇等人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民吁日报》称他为伟大人物，《民立报》称请愿代表为“志士”。[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8—469页。]
2、江苏教育总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工作与贡献
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江苏教育总会开始进行紧张的活动，在民主宣传、参与光复、政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首先江苏教育总会进行广泛的民主宣传。其主要成员沈恩孚、杨廷栋、雷奋、狄楚青、袁希涛、李平书等经常聚集在《时报》馆楼上的息楼和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一味鼓吹立宪、请愿，变为赞成、宣传民主共知。这在江苏教育总会会员狄楚青主办的《时报》上很清楚地反映出来。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3天，《时报》在一篇题为《论政治思想与革命势力消长之影响》的社论中就明确写道：革命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了，“今日革命风潮之所以遍于各省者，实由政府腐败有以致之也。”这篇社论还颇有见地的指出，由爱国而请愿立宪的人们，在请愿遭到朝廷拒绝、镇压以后，势必由立宪而走向革命，“故今日之议员，对付政府，不论如何激烈，犹出于忠君爱国之热诚。倘当道恶其激烈，不惮出百计以排去之，则激烈者去而阘冗者来，微论于政治无补也。试问此辈激烈之议员，能蛰伏终身，不谈时事乎?抑将别有所举动，以与政府试一搏击乎?夫欲与政府试一击搏，非投身革党不为功，斯则可虑甚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页。]这些所谓的“可虑”之辞，实际道出了一些人的内心想法。此后，《时报》又陆续发表《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忧乱危言》、《鄂乱之各方面忠告》等社论，说明“革命为专制下之产儿”，“革命实由今日之政府造成之也”，并称赞革命党治理下之武昌“警政修明，暴徒匿迹，闾阎安堵，市肆不惊”，其秩序之整齐，节制之森严，突出人意料之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5、92页。]江苏教育总会的会员通过《时报》宣传其转向共和的政治主张，对社会各界的政治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了进行民主共和的革命宣传外，江苏教育总会在辛亥革命时期还直接参与了一些地区的光复及其他活动。据俞子夷回忆，“辛亥革命时，苏属五府代表集议派人赴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后来各地起议单位十七、八个的代表开‘共和联合大会’，电孙中山先生回国，此等集会，均在省教育会；策动者亦会中人”。[ 俞子夷：《1927年前几个教育团体——回忆简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9年第2期。]推动和加速了江苏地区的光复。
1911年11月4日，上海宣告光复，仅仅不到两天，11月5日苏州光复。苏州独立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江苏教育总会派人赴苏劝程反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上海光复之前，上海教育界、商界人员曾几次到苏州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考虑到苏州离上海甚近，又是驻节的省会，应该首先响应，会师出发。所以黄培炎、沈恩孚、朱叔源、毛经畴、史量才、龚子英等一批“息楼”和“江苏教育总会”的人士赴苏州，促程德全当机立断，宣告独立，未有结果。[ 周新国等编：《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1年，第48、49页。]11月4日，上海宣布独立后，杨廷栋与雷奋等在江苏教育总会开会，讨论苏州和平反正事宜。会后派出代表黄培炎、沈恩孚、朱叔源、毛经畴等五人前往苏州，与苏州绅商集议于平江书院，一致主张劝告江苏巡抚反正独立。[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在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3页，]11月5日，程德全反正并宣布独立。苏州的和平光复改变了江苏地区革命党人与清王朝的力量对比，加速了整个江苏地区的光复。
川沙厅的独立也与江苏教育总会的参与有密切关系。上海独立后，江苏教育总会的重要会员黄炎培立即走谒陈其美，说明川沙已顺从革命的情况。黄炎培的好友张志鹤去见李平书商订川沙独立告示。黄炎培、张志鹤两人联名具牍，请上海军政府发给新枪40支，以资防卫。11月6日，张志鹤从上海警务处借调武装20人开赴川沙。川沙原是地方自治搞的比较好的地方，起义基础较好。上海起义后，川沙守军已转向革命。张志鹤率众赶到川沙后，城守千总张复庵主动前往联系，表示愿听革命政府指挥7日晨，川沙厅四处张贴安民告示，白旗招展，川沙厅和平反正，配合了江苏其他地区的光复。
另外，江苏教育总会的主要会员直接参与了革命政权。仅江苏都督府重要部门中，有4人为江苏教育总会会员，他们是：外务司长马良，次长杨廷栋，内务次长沈恩孚，财政次长姚文楠。可以说，江苏教育总会的参与和支持是江苏光复成功的重要条件。
3、江苏教育总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双重作用
江苏教育总会附从革命，是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取得光复江苏地区胜利的重要因素。当然也要看到，江苏教育总会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首先，江苏教育总会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迅速转向革命，他们对革命表现了更多的观望与等待。这以张謇等人最为典型。
武昌起义前，张謇因经营大维纱厂事务到汉口，起义时正从汉口乘船东下.登船之际，望见武昌城处火光"横亘数十丈"。船到安庆，知道革命军已经占领武昌，他连忙赶到南京见江宁将军铁良，要铁良派兵援鄂，并奏请清廷迅速颁布实行宪政的诏谕。铁良要他先和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张人骏“大诋立宪，不援鄂”。于是他又偕同雷奋、杨廷栋与程德全密议，决定由程德全和张謇分别代表江苏官厅与民意机构致电清廷，请求实行立宪，召开国会，成立内阁，借以安抚人心。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清廷的束手无策，迫使张謇转而采取依附共和的对策，谋求在变化的格局中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各项事业。
